儘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於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後盾和軍師。尤為甚者，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材料一：1844年10月，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了《黃埔條約》。11月，清政府又在法國的脅迫下，同意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准許他們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從此，西方傳教士隨著鴉片和商品湧入中國，他們批著宗教的外衣，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動。
材料二：1858年6月，中俄、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條約》相繼簽訂，其中規定：“英、法等國人可往內地遊歷、通商、自由傳教。”
材料三：外國教會和傳教士早在鴉片戰爭前，他們就發出了要用“十字架征服中國”的狂妄叫囂。鴉片戰爭後，他們依靠不平等條約和大炮的保護，爭先恐後竄入中國邊疆和內地。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建立教堂，網羅教徒，為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建立血腥統治效勞，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
材料四：山東是這場風暴的發源地。19世紀末山東大小教堂1300餘處……這些教堂和教士，對當地人民進行血腥的壓迫和掠奪。……這種情況，不但激起廣大人民的無比憤怒和仇恨，甚至連清政府一些高級地方官吏也表示不滿。
——以上材料摘自《中國近代史》
以上指出有名有姓的傳教畜生所犯罪行。
還有許多罪大惡極罪行如下:
参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後，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霸佔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特別是1860年法國傳教士在《北京條約》中加入“歸還舊址”以後，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更是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天主教修會的經費來源逐漸由依靠國外轉而直接從中國佔有的土地、房產及發放高利貸和經營其他商業活動獲取。歷次教案發生後也索到大量的賠款，使在華天主教修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遍佈中國農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農民稱之為地主堂。
1861年恭親王奕訢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傳教士們在江蘇、江西、廣東、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幾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佔房地產。僅在直隸一省，傳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謂的舊址七十二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一帶，傳教士甚至連處所也不提，只提十五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局勘址給還。在山東濟南，傳教士煽動教徒用暴力驅逐舊址大批居民，所強佔的房屋地產，全部不給錢。在山西絳州，傳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證據，卻強令給還東雍書院舊址，法國使臣竟跑到總理衙門訛詐：“書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項廟宇時應誦經祭獻者可比；士子讀書，隨地皆可，何必拘定此處？”地方當局迫於壓力，一塊占地四十三畝的校址就被傳教士佔領了。此類案例伏首皆是。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於1887年在山東盜買了一片土地，當時業主尚在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於11月28日強行沖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佔領了那塊地方。後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干涉，終於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佔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為補償交換。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佈的佈告中所指出的：“一經號稱教民，動輒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里，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枚舉。”正是由於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追隨者的種種劣跡，從而引起教案500餘起，並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參與八國聯軍的侵略及搶劫
當義和團從山東起事時，山東的外國傳教士們紛紛向各國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2月17日在《字林西報》發表長篇介紹義和團的文章，結論是：“應該坦白地告訴北京政府，單單講好話的時期肯定是已經過去了，今後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整個中國，南起黃河，北到長城，甚至長城以北，都將暴動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國人在內地所有的事業徹底摧毀，並且在不難預測的情況下，將每一個外國人從北京天津都驅逐出境。很久以來，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發生這種變亂的危險。除非現在就採取強硬的和一致的對策，變亂一定會發生，正像任何勢必發生的事情一樣。關心防止變亂的有關人士，必須採取相應的行動。” 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國紐約、波士頓、華盛頓及紐約州等地發表演說，會見美國要人，請求美國干涉正在中國興起的義和團運動，為美國出兵到處遊說。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叫囂，“把勢力伸展到中國的好機會到了，上帝不允許我們放過這個機會。”在華外國傳教士為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搖旗呐喊。
為了鎮壓義和團運動，擴大對華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奧組成八國聯軍對我國發動了武裝進攻。在向北京進軍時，聯軍網羅了不少傳教士充當嚮導、翻譯、情報官等，在京的教會成了軍事據點和堡壘。
有的傳教士還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侵略軍的行動。任美軍情報官的天津衛理公會傳教士寶複禮（Frederick Brown）是穿軍裝的八國聯軍的情報官，還有委任狀，寫有“寶複禮牧師編入本軍，隸屬情報處”的字樣。他引導聯軍順利地攻進北京城。聯軍總司令讚賞他說：“我非常感謝你，我在這次進軍中得到你的幫助。你對中國的知識是最有用的。”傳教士們還以高價誘使教徒為他們從被圍的使館向外面侵略軍送信。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聯軍鎮壓義和團時充當侵略軍的翻譯。在義和團包圍使館時，丁韙良搬進了英國公使大院，領了毛瑟槍，參與巡邏和槍殺義和團。明恩溥也借華北公理會舉行年會之時，跑到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與丁韙良等一起荷槍實彈地鎮壓義和團。
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西什庫法國天主教總堂主教）樊國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給巴黎遣使會總院白登蔔的報告中說：“我們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國話的傳教士，被最高將領委任為連隊長……這是為了提供給軍隊將領們所需要的情報，這些情報對他們來說是很有用處的，他們都受到將軍們的感謝和致意。在此我還要向你報告，我手中已掌握義和團頭目的全部名單，知道他們中的許多人逃遁的去處。”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當侵略軍進入北京後，就像一群強盜在被他們打開的寶庫面前一樣。整個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軍官和士兵外，傳教士也參加了掠奪。當時法國報紙記載一個回國士兵的回憶說，“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教士們做我們的嚮導。”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國梁為首的傳教士們，在法國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參與搶劫，還下令教徒搶劫，從8月16日開始，連續搶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時報記者談話中也承認“我應該不應該下令搶劫呢？我於是去會見法國公使……公使認為這個請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請。”後來樊自己報稱的搶劫數字是“二十萬三千零四十七兩又五十文”。但據美國《紐約先驅報》1901年1月9日報道稱，樊僅在一處王府家裏就搶去財物珍寶約值一百萬兩銀子。傳教士丁韙良說：“假若讓這座城（北京）被搶光、燒光也是應得的懲罰。”傳教士仁慈的虛假面目背後的殘忍暴露無遺。
鎮壓義和團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亂筆記》中說，“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因搶劫時所發生之強姦婦女，殘忍行為，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他論到傳教士時說，“關於英美傳教事業，餘實不能詳細批評，但餘卻深信……美國方面，常有一種巨大錯誤……即委任之牧師，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稱，職務方面亦未經訓練，此類常以服務教會為純粹麵包問題，凡認為可以賺錢之業務，無不兼營並進。……餘更熟知許多牧師，兼作他項營業（如買賣土地、投機事業），實與所任職務全不相稱，此所以牧師地位因為之降低。……彼輩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於牧師者甚少，由於外國人關係者實多。中國人對於宗教一事通常極能相容。”傳教士之貪婪、醜陋形象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