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的醜行——販毒、間諜、帝國主義的走狗
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當時歐洲處於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更大範圍的傳教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
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後盾和軍師。尤為甚者，許多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明的暗的都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曾指出，近代一神教是“治壓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英國從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萬九千箱，總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間，共偷運進中國的鴉片不下四十二萬七千箱，從中國掠奪走了三至四億銀元。沙俄、美國商人也從中亞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 “基督教傳教士無人會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賺得金滿缽溢。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
他們宣傳只要中國人信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一些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的，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傳教士們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假醫藥之名實來宣教，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1825年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裏，依照你們在那裏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證明。”由於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 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裏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闆誇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劃策。
由於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係，他們對於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門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林則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鏗鏘四個字作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惱火。
為了保護骯髒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史書指出，“自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
當時在華的許多傳教士都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手段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西方教會出版的書籍中關於傳教士對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諱：“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事實正是如此。西方列強從侵入中國始，就把傳教士作為其侵略、掠奪的工具。所有的傳教士受差會派遣，要將自己在中國內地的所見所聞彙報回國去，這就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帝國主義的情報員和幫兇。
傳教士郭實臘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他們為英軍提供情報、出謀劃策，成為舉足輕重的“侵華謀士”。林則徐認為郭實臘是個“危險人物”， “小馬禮遜（馬儒翰）最壞”。英軍打進長江時，馬儒翰就在英軍司令璞鼎查的軍艦上。璞鼎查在鎮江遇到強力抵抗，心裏膽怯，打算後撤，馬儒翰力勸璞鼎查繼續進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馬的建議，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傳教士郭實臘從1831年到1838年間，曾十次偵察中國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這成為他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南京條約》的資本。在戰爭期間，郭實臘穿起了軍裝，隨軍到各地強征糧草軍需。1842年6月當英軍進攻上海時，對上海早已瞭若指掌的郭實臘，充當海軍司令的嚮導，協助指揮作戰。7月間英軍攻至鎮江，又是這個郭實臘帶路，沖進城後一路沿街燒屋和實行屠殺擄掠。郭實臘先後於1840年擔任定海縣長，1841年擔任寧波縣長，1842年任鎮江行政長官。
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剛打響，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向總統、國務院和國會竭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平等條約。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回國，他見到了即將離任的總統和國務卿、新上任的總統和國務卿。不久，美國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中國給英軍助威。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
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侵略軍打到上海時，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國人羅伯濟（Louis de Best）多次喬裝成中國人，夜間乘舢板船到“皇后”號軍艦去見英軍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報告南京教區及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
美國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兩名傳教士參與了英軍在廈門的侵略活動。許多英國傳教士及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隨第一批英軍到定海，傳教士米憐的兒子米威憐（William Milne Jr．）隨後也到了定海。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軍司令部裏任翻譯。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英法聯軍的軍艦與美、俄共同進攻我國。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彙報清政府的動態。5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達的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並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畫、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
1858年，英、法、美、俄四國專使率領兵艦聯合北上，進駐白河口，直逼天津。聯軍決定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之前，美國冒充調解人，商定派傳教士衛三畏和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隸布政司錢忻舉行談判，製造假像。5月20日，聯軍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臺發動了猛烈進攻。大沽失陷後，帝國主義的兵艦和專使們都雲集天津，當時衛三畏在複給美國的信中竟然宣稱：“我認為這四國的兵艦和公使彙集在中國京城附近，是我們對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作掩護，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看成其傳教事業的一部分。美國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報告說，“若沒有他（衛三畏）的幫助，我就不能進一步執行我的職務。”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攻時，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傳教士又給聯軍提供北京的地圖，博得了英國人的高度評價。英法聯軍從大沽出發，經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聯軍佔領安定門控制北京後，對北京城進行了野蠻的洗劫，特別是對西北郊的圓明園，更是洗劫一空。圓明園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宮，綜合中西建築，聚古今藝術品而建成的壯麗宮苑，當時已經營了一百多年。宮內藏有各種無價珍寶，罕見的典籍，著名的歷史文物。侵略者供認，它是 “世界最宏偉美麗的宮殿”，“他們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誘惑力，軍官和士卒們都成群打夥沖上前去搶劫，紀律毫無。
”“行宮內搶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簡直作到極點，令人驚駭了。”為了消滅其掠奪罪證，這些強盜們又縱火焚燒圓明園，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壯麗的宮苑變成一片焦土。他們描繪焚燒圓明園的情景說， “火光熊熊的燒著，仿佛一張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雲壓城，日光掩沒，看起來仿佛像一個長期的日蝕。”這座壯麗的宮殿和園林，就是這樣在英法聯軍的暴行下變成了廢墟。法國大文學家雨果1861年寫道，“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幹了些什麼！”“在兩個勝利者瓜分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政府有時會做強盜，但人民永不做強盜的。”
參與不平等條約的制定
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皇帝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威脅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由是開創了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把基督教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會。此後，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了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訛詐，並加派人手來華。
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是率艦攻進長江打到南京的英軍司令璞鼎查。在談判過程中，他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國倫敦會的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 都是傳教士。郭實臘和馬儒翰不僅是談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辦了條約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條約的具體內容與中方代表討價還價。他們對中方代表極盡勒索訛詐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計畫更多的特權和賠款。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也是得力於傳教士。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為美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
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國人在東亞》一書中寫道：“美國人雖然在美國國內頗重視政教的完全分離，可是在中國，議定《望廈條約》時卻有裨治文、伯駕和衛三畏，參加外交工作並升任到最高官階的則有伯駕。”伯駕於1855年被認命為美國第一個傳教士駐華公使。法國傳教士在中法《黃埔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
他們強迫清政府於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於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艦上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黃埔條約》。法國除取得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外，還在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這樣，清朝政府就被迫負起了保護法國人在中國傳教的責任。從此，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活動更加倡狂，肆無忌憚。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國傳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衛三畏使用威嚇手段，在中美《天津條約》中塞進“寬容條款”，賦與外國傳教士及中國信徒以特權，享受“治外法權” ，受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寬容條款”使中國的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中國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教民，他們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里。許多教案由此產生。
泰勒．丹涅說，“中美《天津條約》的實際談判是由衛三畏博士和丁韙良牧師經辦的……美國傳教士存心得寸進尺，以圖強迫帝國開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國傳教士參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代表團的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在中文本裏擅自增加了“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將強令“給還舊址”寫進了條約。
這一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並成為後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誠如後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寫給英國差會的信中說的那樣：“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各自國內的差會，如果他們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
由於《北京條約》取消了《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對傳教活動只限於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傳教更加肆無忌憚。
參與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
前駐上海的美國領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說：“如果沒有傳教士供給情報，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地方到今天還關閉著呢！他們商品的銷路也只取勝於較狹窄的範圍。應該記住：商務的旗幟緊隨著十字架的旗幟接踵而來。誰若打掉了執著十字架旗幟的手，誰就損害商業的利益。”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後，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霸佔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特別是1860年法國傳教士在《北京條約》中加入“歸還舊址”以後，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更是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天主教修會的經費來源逐漸由依靠國外轉而直接從中國佔有的土地、房產及發放高利貸和經營其他商業活動獲取。
歷次教案發生後也索到大量的賠款，使在華天主教修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遍佈中國農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農民稱之為地主堂。
1861年恭親王奕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傳教士們在江蘇、江西、廣東、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幾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佔房地產。
僅在直隸一省，傳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謂的舊址七十二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一帶，傳教士甚至連處所也不提，只提十五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局勘址給還。在山東濟南，傳教士煽動教徒用暴力驅逐舊址大批居民，所強佔的房屋地產，全部不給錢。在山西絳州，傳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證據，卻強令給還東雍書院舊址，法國使臣竟跑到總理衙門訛詐：“書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項廟宇時應誦經祭獻者可比；士子讀書，隨地皆可，何必拘定此處？”地方當局迫於壓力，一塊占地四十三畝的校址就被傳教士佔領了。此類案例伏首皆是。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於1887年在山東盜買了一片土地，當時業主尚在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於11月28日強行沖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佔領了那塊地方。後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干涉，終於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佔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為補償交換。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佈的佈告中所指出的：“一經號稱教民，動輒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里，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枚舉。”正是由於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追隨者的種種劣跡，從而引起教案500餘起，並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