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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人的關係
耶穌的預言(3)
麥文本
2019年3月29日

教會的歷史發展

 除了對世界的歷史發展有清楚預言之外,聖經對教會的展望亦有說明。啟示錄1:9-3:22記載,聖靈向使徒約翰啟示,要將信息傳達給當時的七個教會,就是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和老底嘉。這七個教會可以代表:

   使徒約翰在世時的七個地方教會;

   教會歷史中的七個時代;和

   每一個時代中七種不同景況的教會。

以弗所(啟2:1-7)——失去愛心的教會

使徒時代後期(主後70170年),此時大部份使徒均已離世,教會缺乏屬靈領袖帶領;幸好使徒在教會初期奠立了基礎,所以在事奉方面教會依然熱心。極力抗拒異端,但教會只顧事奉,竟失去了最基本的原素——愛心;信徒有事奉但缺乏愛心,工作是不會蒙神悅納的。

士每拿(啟2:8-11)——受逼迫的教會

主後170313年,教會為真理受羅馬帝國逼迫,千萬信徒為主的名殉道,至死忠心,「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126:5),教會愈受逼迫則愈興旺;今天教會在很多極權國家仍然受到政府和民眾逼迫,信徒只有極度火熱或向權勢屈服兩條路選擇,因為極權的環境不能容許任何妥協。

別迦摩(啟2:12-17)——淫亂的教會

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逼害到313年君士坦丁繼位時才停止,因為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尊為國教,結果引致各式異教徒和非信徒加入教會,同時亦將異端、偶像和淫亂帶進教會的門,令教會腐化;所以當我們的教會增長時,我們一方面要感謝神,但另一方面,不要只顧人數加增,而忽略教友的信仰,因為質素比數量更加重要。

推雅推喇(啟2:18-29)——放肆的教會

主後5901517年是教會的黑暗時期,教會充滿淫亂、偶像、爭權奪利、暗殺、戰爭、死亡和逼害,天怒人怨。

撒狄(啟3:1-6)——名存實亡的教會

教會在黑暗時代(15171648年)名存實亡,所以神興起了馬丁路德、加爾文、威克里夫等宗教領袖改革宗教。

非拉鐵非(啟3:7-13)——蒙恩的教會

16481900年間,教會在約翰斯理、慕迪等屬靈領袖領導之下努力傳揚福音、結果子和發展差傳宣教事工,將福音傳遍天下。

老底嘉(啟3:14-22)——不冷不熱的教會

教會在現今世代(1900年至今)變成不冷不熱,沒有傳福音工作,而領袖亦沒有異象。信徒與神保持一段距離,間中參加聚會但沒有事奉、象徵式奉獻但沒有付代價、教會外表雖然富麗堂皇、經濟富足,但靈裡卻貧乏枯乾;主說:「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你既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教會到了這一個地步,就是末世的時期,即是主耶穌回來的日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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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人 2019-03-30 10:42:24

傳教士、鴉片貿易、鴉片戰爭

 


鴉片可說是現今所知最具毀滅性的一種麻醉劑,可怕結果幾乎觸目可及。一個鴉片成癮的人是最可鄙的傢伙,最墮落也最沒用。…如果他20 歲開始吸食,30 歲時就會死亡,他的面容蒼白、眼神呆滯、記憶渙散、步履蹣跚、道德和勇氣消失、極端消瘦、身型有如鬼魅。

他受制於這種藥品、有如奴隸…陷入最墮落的情況,隨時準備賣妻賣女,…為了求得一時肉體和精神上的快感,…但這種快感瞬間即消失,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惡夢,陰暗的地獄、無止盡的恐懼。不停的生病、嘔吐、腹瀉、直至死亡,才能由這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放縱中解脫出來」。「在有記載的商業史上,尚無任何一種貿易比鴉片貿易更缺乏良心」。

傳教士對所謂的「罪惡商品」當時在中國,美國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國,美國商人在中國所成立的洋行,幾乎都皆積極的介入此一獲利豐厚的生意。在鴉片貿易如火如荼進行之時,一批具有宗教熱情和奉獻精神的美國新教傳教士也來到中國,這些虔誠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他們與鴉片商人並不是全無關係的,甚至相當程度內,傳教士與當時在華居留的鴉片商人關係密切、交往頻繁。

 

在英國殖民時期,美國被禁止與中國直接貿易,這項特權是屬於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的。1783 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這個新興的國家,揚起他的

星條旗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走私他們熱烈想

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開始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

(supercargo),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

這些中國貨。從中國帶回來的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

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

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談到舊中國貿易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述說美國

商人如何拼命找尋任何可以賣給中國人的、或是說中國人看得上眼的物品。中國這個

隱遁在遙遠東方的國家,竟有著源源不斷的茶葉、生絲、瓷器和其他令西方人想望不

已的東西,但是中國卻不需要任何西方人的貨品。當時的西方商人發現,他們運來的

商品沒有一種是中國必不可少的,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

易,只有拿著銀子來。西方的船隻向廣州出發時,船艙中幾乎都滿載著白銀,全世界

的白銀都向中國集中。與中國貿易的嚴重入超,使美國政府和商人痛心疾首。為了尋

找可以賣給中國人的貨品,美國的商人和水手勇敢的操縱小型的單桅帆船,在全球的

各個角落不斷的搜尋著1,直到美國商人步上英國殖民者的後塵,開始染指被視為「罪

惡商品」—鴉片的走私貿易。

在美國商人逐漸擴大他們的鴉片貿易的同一時間,一些具有宗教熱情和奉獻精神的

美國傳教士也來到廣州,他們的目標與那些追求利益的商人同胞大相逕庭。這些虔誠

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普遍具有才智,是服膺實踐主義、工作勤奮、信仰堅定的佈道家。

他們深受熱情驅使,於各地建立傳教的據點,希望將中國這個「異教國家」轉變為基

督教國家,將自身做為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先鋒。事實上,傳教士一直在早期西方強權

和非西方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上,扮演著一個主導者的角色。他們是最早認真看待中

國人的生活、文化、宗教和法律的人,認真到希望完全瞭解中國。大部分的商人,只

滿足於利益的追逐,但是傳教士情願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困難的中國語文,只求解放

迷失的靈魂。多年以來也只有傳教士懷抱著理想,才能以堅忍的毅力來掌握這種難以

應付的語文。傳教士們一向善用他們的筆來創作,影響力遠遠超過商人或水手。他們

所發表的言論被在華的西方人和國內的美國人民熱切的閱讀著,提供了鮮明的中國印

象和傳教士觀點。當時,不論是宗教或是非宗教性質的報章雜誌都大量倚重他們的文

字,讀者對他們流露的感情通常給予廣泛的迴響。他們對鴉片貿易的態度,不但影響

到美國人民的「中國觀點」,更影響到美國政府的對華決策。早期中美關係的發展和中

美正式條約的簽訂,美國傳教士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本論文試圖分析美國在華傳

教士對鴉片貿易態度和其後的轉變,探討其中的原因及所帶來的重大影響。

 

美國人必須要承認,他們與中國早期的外交關係是建立在鴉片貿易之上。當時

美國是僅次於英國,是與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的第二大國,美國商人在中國所成立的洋

行,不論是赫赫有名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Co.)、旗昌洋行(Russell&Co.),或是由旗

昌洋行分裂出來的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Co.),都是靠經營鴉片貿易繁榮壯大的。甚至可以說,除了背景

比較特殊的同孚洋行

Olyphant&Co.)不曾參與過鴉片貿易外,其他在華的美國洋行,皆積極的介入此一獲

利豐厚的生意,甚至美國派駐在廣州的領事,多人都是當時重要的鴉片貿易商2。鴉片

是這些在華外國洋行最大的獲利來源,旗昌洋行的領袖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t

Forbes)曾坦承鴉片貿易是他在廣州工作以來最賺錢的行業。如同那個時代大多數從事

中國貿易的美國商人一樣,賓奈特認為鴉片的傷害比不上烈酒。他曾經在他的回憶錄

中提及:「談到鴉片對人的影響,無庸置疑的已經減低到十分微小的程度,甚至可能比

不上烈酒的傷害」。他聲稱:「兩萬或是三萬箱,約一千兩百或一千五萬磅的鴉片,分

散到三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口中,對整個中國的傷害,還不如稻子所釀製的烈酒大」3。

賓奈特還強調當時所有最優秀的商人和最傑出的公司幾乎都和鴉片貿易有關,「我認為

跟隨著英國和東印度公司的腳步是正確的,…還有那些我素來景仰的在這一行中的領

袖-如普金斯家族(the Perkins)、皮博迪家族(the Peabodys)、羅素家族(the

Russells)

以及羅家族(the Lows)」。賓奈特的繼任者,下一任廣州以及後來旗昌洋行香港分行

的領導人沃倫.狄雷諾(Warren Delano)也似乎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曾經在家書中提

及:「以一個商人的立場,鴉片貿易絕對是一個公平、光榮和合法的貿易,甚且以最壞

的情況來說,輸入鴉片可能帶來的壞處不會多過輸入白蘭地和烈酒」。

中美直接貿易後,第一個提出可以對中國經營鴉片貿易的是美國人,是被賴德烈

教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讚譽為「受過相當教育、擔任軍官、功勳卓著」的中

國皇后號貨艙總監、美國第一任駐廣州領事山繆.蕭(Samuel Shaw)。至於第一個建

議販運土耳其鴉片的,則是美國駐土耳其士麥那  的領事司徒亞特(J. Stuart)。

 當美國商人獲悉鴉片可帶來巨額的利潤後,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的走私。事實

上,走私是當時美國商人們可以接受的一種經營方式,甚至在前往中國的船長之間廣

為推薦和流傳,他們用這種方法來規避中國的關稅。例如普金斯洋行的船長英格拉漢

Ingraham)在1791 年運送西北海岸的毛皮來廣州銷售時,來自船主湯瑪士.普金斯

(ThomasHandasyd Perkins)的指示就是盡量以走私的方式將貨物售罄,以躲避中國海

關的關稅

徵收。中國的海關監督也曾向東印度公司抱怨,為了躲避正常的關稅,外國船隻常常

在雲雀灣(Lark Bay)走私他們的貨物。 在當時走私的貿易比合法貿易更容易做,因

為付給不法官吏賄賂以後,根本不需要納稅。

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美國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無法分一杯羹。在

1790 年晚期,美國人在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附近發現了新的罌粟種植區,這裡

是不受英國管轄的區域,美國商人才可以有發揮的空間,因此美國最早介入的是土耳

其的鴉片貿易。這個地區所產的鴉片通常被稱為「turkey」(中國人稱其為「金花土」),

品質較印度鴉片差,價錢也較為低廉,但仍能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有時也被攙入較

高品質的鴉片後一起在中國販賣。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34 年解除對印度鴉片運銷的

壟斷之前,土耳其是美國商人獲得鴉片最重要的地區。據美國歷史學家丹涅特(Tyler

Dennett)考證,「美國人的土耳其鴉片貿易始於1805 年,也許更早一些」。也就是在中

國皇后號開啟了中美貿易之門的20 年後,美國商人開始經營對中國的鴉片貿易。11

由於當時從土耳其到中國的直航並不常見,美國商人販運的鴉片若不是直接運往美國

口岸,留存供給本國市場所需數量後,再轉船運至中國;就是先運達英國口岸,轉裝後

再送至開往中國的船隻。1815 年之後,美國商人還從波斯販運價格更加低廉的鴉片,

或替英國商人從印度代運鴉片至廣州,從中獲取3%的傭金,外加1%的紅利。美商

人參與鴉片貿易的時間比較晚,但發展速度很快,美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出量,據紀載

1811-1820 年平均每年為473 箱,1821-1827 年平均每年為579 箱,1828-1833

年平均每年為1081 箱,1817、1818 兩個年度中,美國鴉片商人就販運了近4000

箱。由於鴉片

是走私貿易,美國輸華的鴉片數量無從精確估算,但是可以肯定,美國販運來華的各

類鴉片遠遠超過今日所掌握的數字。美國對華鴉片貿易就很快超越葡、荷等國,成為

僅次於英國的中國第二大鴉片輸入國。美國鴉片貿易所佔的比率開始增加,約佔美國

對華貿易的20%。 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向英國政府提出建議,必須對新來的美國

競爭者加以限制,否則英國的利益將受到嚴重的損害。1830 年以後,美國鴉片貿易的

運輸效率愈益提高。他們逃避中國海關檢查的辦法越來越多,販運鴉片的工具也更加

先進。美商走私船隻多為武裝飛剪船,中國海關的緝私船隻根本追拿不及。一些美國

商行船隻還以廣州的伶仃洋為據點,專門包攬鴉片走私業務。在林則徐禁煙以前,美

國商人的鴉片走私活動已經滲透至天津等地的一些北方港口城市。

美國早期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商人


事實上不論傳教士們進行怎樣

的工作,商人社群都給予大力的支持,甚至那些所作所為讓傳教士無法苟同的鴉片貿

易商,他們也熱衷參加禮拜。例如廣州最大的鴉片貿易商人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他在從事鴉片貿易之前,是任職於東印度公司的一名醫生,當時義務性的定

期在伯駕的醫院中幫忙。另一位約翰.格林(John C. Green)領導美國在廣州最大的鴉

片貿易公司旗昌洋行,他很少錯過禮拜,是一位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也給予傳教事

業很多支持。 這些商人都願意掛名傳教團體各種委員會的委員,予以金錢和物質上

的幫助,他們也幫助較小宗教團體的紮根工作。當時廣州所成立的四個宗教團體,如

在華基督徒協會、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馬禮遜教育會、中國醫務傳道會的共同

點,就是皆由英美商人籌資,甚至是英美大鴉片商人如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

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威廉.顛地(William Dent)、威廉.魏特摩(William

Shepherd Wetmore)、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 Forbes)等人掛名會長、司庫,委

員。這些職務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籌集經費。商人們也捐助醫院或學校,彼得.伯駕的

新豆檔眼科醫院(Ophthalmic Hospital)在早期傳教士成立的機構中,可說是接近中國

群眾最成功的。伯駕亟需支援,商人社群也立刻伸出援手,提供行政上、財務上甚至

醫藥上的援助,來自美國和英國國內商人們所捐助的善款給予了醫院實質上的許多幫

助。在鴉片戰爭之前,因為傳教士已成為廣州美國社群的一部分,商人們對他們的工

作是給予相當堅定的支持的。英國兩個在華最大的洋行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Co)和寶順洋行(Dent Co.),還是能夠利用他們的力量

去影響諸如律勞卑勛爵(Lord Napier) 、義律(Charles Elliot)和其他主要的英國外交人

員去幫助他們擴大鴉片貿易。至於美國,雖然國內有公開而且強烈的抗議聲音,但是美國的

公司如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

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 &Co.)介入這項貿易的程度也愈來愈深,而且和英國人聯合,阻擋官方

任何終止這項貿易的努力某些傳教士甚至介入鴉片貿易,

或與伶仃島的鴉片走私基地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們為伶仃島基地的走私活動提供服務。例如普魯士的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第三次沿中國海航行就是受雇於大鴉片商威廉.查頓,為其鴉片走私充任

翻譯。31 而且,此後他「繼續在沿海服務了若干年」。32 另一方面, 伶仃基地也為各國

傳教士的活動提供各種方便。例如傳教士準備在中國散發的書籍,「由於在中國的其

他地方難以找到堆存地點,所以大量存放在伶仃的鴉片躉船上」,而這又是靠鴉片販

子這些「仁慈的朋友們提供免費船艙」而實現的。33 鴉片商人甚至專門為傳教士設置

從事中國沿海傳教活動的船隻,船上附有印刷設施。「當這種船隻未進行航行時,可

碇泊在伶仃。在這裡印刷可繼續進行,傳教士可以居留,也可以為停泊在此處大量船

隻上的水手進行禮拜活動」。

1839 年,傳教士裨治文在《中國叢報》合訂版的引言中稱鴉片為「一種罪惡,絕不少於,

或許還多餘奴隸制度和放縱情慾兩者的結合」。又指出,「從某些方面看來,這種罪惡-「流動

的毒藥」,導致了今日的危機」,宣稱買賣鴉片是「罪惡的泉源,摧毀生命、財產和道德」,而

「鴉片最讓人震驚的是一項事實-就是所謂的外國人、開明國家、甚至是基督教世界的人們,

成為主要提供和供應這項惡名昭彰的毒品的代理人」。裨治文甚至尖銳的批評英國:「英國今

日已無一人可以被列入高貴的社階層,如果他們的東方財富是來自販售鴉片」63。顯而易見

的,此時裨治文對西方商人的批評已經較先前坦率而直接了許多,但是他還是拒絕直接指名

道姓,在這些抗議鴉片損及中國的未來的文章中,我們發現裨治文並未直接的攻擊那些應該

負責的走私者,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那些最嚴重的犯法者,如威廉.查頓

WilliamJardine),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和藍斯洛特.顛地(Lancelot

Dent)等大鴉片商人都是裨治文和他的傳教士同僚們當時成立的慈善機構的主要贊助人。

英國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正受僱於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而東印度

公司被認為一向在中國的鴉片貿易中獲取最豐厚的利益。事實上,早期來華的許多傳教

士為取得在華的合法身份,常常受雇於外國在華機構或商行,參與鴉片貿易。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條約結束了鴉片戰爭,也代表一個中西關係新紀元的開始。它

終結了限制嚴格的「廣州貿易制度時期」,標示著中西「條約口岸貿易制度時期」的開

始。美國傳教士對可以在五個新開放的通商口岸推展傳教事業感到興奮,但是也對於

並未終止鴉片貿易深感失望。面對現實環境,他們此時略為克制了一向對西方鴉片商

人的尖銳批評。一些歷史學者如克利夫頓‧菲力普斯(Clifton Phillips)等人,甚至認為他

們「快速的轉變了立場」。更精準的說,他們將此次「不公義的鴉片戰爭」,慣常的解

釋為「上帝安排之下不可知的事務」,是「上帝為這個國家安排的最終救贖」。裨治文

談到:「痛苦不斷的降臨到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身上-鴉片的引進、緊接而來的戰爭、水

患和天災、人民的騷動-上帝顯然在實現他的偉大的設計,但是在怒火中祂仍記得慈

愛,在混亂中祂仍記得秩序、在罪行中仍有善行,甚至將人們的邪惡提升為神賜的光

榮。祂的允諾十分確定,所有不信祂的人都會交給祂的聖子耶穌,全世界都將讚頌祂

的名」。也多少顯示了他們默認了鴉片貿易快速增長的事實,降低了他們認定罪惡

的標準。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叢報》原來激烈的譴責鴉片貿易的文章完全

失去了蹤影。

畢竟,連新任的美國駐廣州領事保

‧福貝斯(Paul S. Forbes),眾所周知的涉入鴉片貿易。

 到1880年印度海關出口創出有史以來的記錄,基督徒及傳教士一年內販賣6500噸鴉片往中國。

19 世紀鴉片貿易在中國的擴張。由抨擊非法的鴉片貿易轉變為默許鴉片合法化,傳教士變

為為鴉片貿易道德背書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首先回答自己製造的不合邏輯問題你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2. 麥文本 2019-03-30 10:45:31

閣下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對於閣下的提問已經儘量回應然而詢問閣下的問題從來都石沈大海要知道以下是閣下提出的論點不能自圓其說就要承擔責任去澄清不能逃避如果沒有回覆就完全喪失了說服力

  •    閣下亦宣稱宣教士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因而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同樣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霸佔田地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霸佔田地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宣稱孔子的學說是救恩然而孔子只有教導為人要做有道德修養的君子請問他的救恩是什麼
  •        閣下宣稱耶穌復活是謊言然而每年都有復活節假期紀念耶穌復活原因何在
  •        閣下宣稱基督教學校強逼學生修讀聖經科目,然而這是基督教學校十分清晰的辦學理念和校本課程,如果家長不認同的話,可以另擇政府、其他宗教或無任何宗教背景的學校讓子女接受教育但是普遍來說,基督教學校是高質素的首選學校家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學請問原因為何
  •        閣下宣稱醫院有基督教傳道人探望病人然而其他宗教信徒不能去探望要知道探望病人是愛心和關顧的表現而香港是信仰自由的地方請問有什麼法例禁止其他宗教信徒探望病人
  •        閣下宣稱基督教破壞中華文明阻礙中國人拜祖先和先賢然而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要孝敬父母那麼請問這與中華文化有什麼衝突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恐怖組識 然而恐怖組識恐怖份子」組成的過各種極端的暴力行為引起關注或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但聖經講的是愛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殺人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恐怖組識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淫教然而淫教是假借神的名,透過性交表達愛意但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姦淫嚴禁非婚姻的性行為破誡的人就會被嚴懲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淫教
  • 閣下宣稱個別傳教士犯錯,罪大惡極,然而這只是說明人性的本質醜惡;請問那一個宗教沒有劣行?那一個政治理念沒有貪官?那一個文化歷史沒有暴君,那一個教育系統沒有失德的老師及學生?
  •        閣下宣稱因個別錯誤事件,基督教是騙子組織,然而閣下會否因學校有個別缺德的老師及學生而取消教育制度?會否因世界有個別民選總統貪污弄權而否定民主?會否因中國歷史有個別昏君與暴君而抹殺中國文化?會否因樓價曾經下跌而拒絕置業?會否因父母責罵而背棄他們?
  • 閣下宣稱聖經教導錯誤例如 1. 詩篇19:6說太陽環繞地球運行實際上只提及日出與日落的現象); 2. 約伯記38:4及詩篇104:5說地球是平坦與固定的實際上指出神創造了物理定律固定天體在太空中的位置與軌跡),然而如果聖經錯誤的話為何會在約伯記68:7匪夷所思地說「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 
  •        閣下宣稱大爆炸創造了宇宙然而如果這個理論是真確的話那麼天天都會有大爆炸,有新的宇宙產生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請問原因為何 

以上的問題請不要害怕回答亦請不要拒絕回答或答非所問如果不知道答案只要說不知道就可以了

3. 港人 2019-04-01 20:16:14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首先回答自己製造的不合邏輯問題你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十九世纪有西方傳教士販賣鴉片你居無恥否認, 你麥本文不愧是巫人。
4. 麥文本 2019-04-01 20:46:01

宣教士傳揚福音到全世界,並不需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請問閣下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5. 港人 2019-04-01 21:21:12
網上放了其中一编學術論文關於十九世纪有西方傳教士販賣鴉片,不容你巫人麥本文否定。

The Unnoticed Battle against Yin’s Yin: Opium, Women and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Qing China

 David J. Kang  


Editors Siu-Keung CHEUNG Joseph Tse-Hei LEE Centre for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Pace University Email: skcheung@hksyu.edu Email: jlee@pace.edu Harold TRAVER Ronald K. FRANK Centre for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Pace University Email: htraver@hksyu.edu Email: rfrank2@pace.edu



Occasional Paper No. 6 November 2008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USA

Introduction 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by Jonathan Spence is a ground-breaking study that claims to “show opium smoking as a phenomenon that radically affected all levels of Chinese society.”1 Spence in his discussion takes a close look into the issue of opium addiction in almost all social groups, including the royal family, imperial clans, nobles, eunuchs, soldiers, literati, private secretaries, officials, merchants, students, the wealthy, peasants, workers and paupers. However, his discussion ignores the presence of female addicts. Two decades later, R.K. Newman went on to observe that: “smoking by urban women was [uncommon]; those observers who tried to quantify it usually gave percentages of five or less.”2 This continues to represent the common view of opium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wome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Record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other Western Social and Cultural 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No. 6 2 observers frequently point to a much more complex picture than the rough impression gained from Spence and Newman. For instance, Dr. Dudgeon, a medical missionary, wrote that “[i]n the drug-producing districts as many as forty to sixty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smoke. It is not uncommon among women and young persons.”3 Rev. Griffith John, another medical missionary, reckoned 30 percent of the female population of Szechwan to be opium addicts.4 Samuel Merwin, claimed that “the ravage [opium] is making in…women and children are deplorable…. I was quite able to realize that any one who had seen the wild abuse of opium in Yunnan would have a wild abhorrence of it.”5 Many missionary records suggest that the Empress Dowager too was a drug addict.6 In Shanxi, it was d that there was a place called “opium village” where “women lay among their crumbling houses and empty shops, clad in rags, their faces drawn and leathery, their eyes glazed and dull.”7 This paper draws upon these missionary records in order to attempt a gender-sensitive discussion of opium addiction in late Qing. The records I use for this historical research include English and Chinese journal articles, pamphlets, official publications and personal . I must at this point give some warning as to the possibl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these records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Some have argued that the missionaries perceived China with their egregious presuppositions of Western superiority. Their ultimate purpose was to use opium addiction among Chinese women as an excuse to play down Chinese society. Others have The Unnoticed Battle against Yin’s Yin 3 even denied missionary records any authenticity, claiming that these records only represented missionary propaganda or a means for acquiring more funding for their missions and presenting their missions as heroic action. According to this view, such records were full of deceitful exaggerations and misleading narratives. Still,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had good reason to be concerned about opium addiction. Most Chinese people in the late Qing perceived opium as foreign merchandise sold by Westerners. Missionaries as Westerners were often blamed or suspected to be one of the agents for importing drugs to poison China. Some missionaries did engage in smuggling and selling opium for profit.



6. 麥文本 2019-04-01 21:46:10

傳揚福音和鴉片是兩回事,事實証明,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福音到全世界,並不需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請問閣下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7. 港人 2019-04-01 23:25:38

傳教士販賣鴉片,不容你巫人麥本文否定

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禍音到全世界,顛倒是非,虛構故事,指鹿為馬,說黑成白,蠱惑世人,愚弄良民,騙財騙色,更貪好權,壞事做盡,臭史密冚,販賣鴉片,毒人謀財。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

8. 麥文本 2019-04-01 23:33:02

對於閣下的提問已經儘量回應然而詢問閣下的問題從來都石沈大海要知道以下是閣下提出的論點不能自圓其說就要承擔責任去澄清不能逃避如果沒有回覆就完全喪失了說服力

  •        閣下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亦宣稱宣教士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因而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同樣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霸佔田地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霸佔田地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宣稱孔子的學說是救恩然而孔子只有教導為人要做有道德修養的君子請問他的救恩是什麼
  •        閣下宣稱耶穌復活是謊言然而每年都有復活節假期紀念耶穌復活原因何在
  •        閣下宣稱基督教學校強逼學生修讀聖經科目,然而這是基督教學校十分清晰的辦學理念和校本課程,如果家長不認同的話,可以另擇政府、其他宗教或無任何宗教背景的學校讓子女接受教育但是普遍來說,基督教學校是高質素的首選學校家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學請問原因為何
  •        閣下宣稱醫院有基督教傳道人探望病人然而其他宗教信徒不能去探望要知道探望病人是愛心和關顧的表現而香港是信仰自由的地方請問有什麼法例禁止其他宗教信徒探望病人
  •        閣下宣稱基督教破壞中華文明阻礙中國人拜祖先和先賢然而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要孝敬父母那麼請問這與中華文化有什麼衝突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恐怖組識 然而恐怖組識恐怖份子」組成的過各種極端的暴力行為引起關注或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但聖經講的是愛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殺人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恐怖組識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淫教然而淫教是假借神的名,透過性交表達愛意但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姦淫嚴禁非婚姻的性行為破誡的人就會被嚴懲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淫教
  • 閣下宣稱個別傳教士犯錯,罪大惡極,然而這只是說明人性的本質醜惡;請問那一個宗教沒有劣行?那一個政治理念沒有貪官?那一個文化歷史沒有暴君,那一個教育系統沒有失德的老師及學生?
  •        閣下宣稱因個別錯誤事件,基督教是騙子組織,然而閣下會否因學校有個別缺德的老師及學生而取消教育制度?會否因世界有個別民選總統貪污弄權而否定民主?會否因中國歷史有個別昏君與暴君而抹殺中國文化?會否因樓價曾經下跌而拒絕置業?會否因父母責罵而背棄他們?
  • 閣下宣稱聖經教導錯誤例如 1. 詩篇19:6說太陽環繞地球運行實際上只提及日出與日落的現象); 2. 約伯記38:4及詩篇104:5說地球是平坦與固定的實際上指出神創造了物理定律固定天體在太空中的位置與軌跡),然而如果聖經錯誤的話為何會在約伯記68:7匪夷所思地說「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 
  •        閣下宣稱大爆炸創造了宇宙然而如果這個理論是真確的話那麼天天都會有大爆炸,有新的宇宙產生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請問原因為何 

以上的問題請不要害怕回答亦請不要拒絕回答或答非所問如果不知道答案只要說不知道就可以了 

講多無謂閣下首先回答自己製造的不合邏輯問題如果不知道答案只要說不知道就可以了

9. 港人 2019-04-02 00:47:30

教士、鴉片煙販、間諜三位一體的郭士立在華活動紀實

  鴉片戰爭前後及鴉片戰爭中,在中國沿海有一位極其活躍的漢化西方人,他就是德籍傳教士郭士立,他“在中國沿海幾乎每一個重大事件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郭士立以傳教為護符,幹著*鴉片和搜集中國情報充當英國間諜的罪惡勾當,為英國侵華立下了汗馬功勞,對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西方少有的中國通 
  郭士立,1803年出生於普魯士的什切青,在新教復興運動的影響下,自願參加了傳教工作,後在柏林和鹿特丹訓練之後,於1826年被派到亞洲傳教。由於中國清政府嚴禁傳教,使他的活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然而,郭士立是一個懷有極大報負的人,他決心以自己百倍的努力,去打開中國緊閉的國門,向中國人傳授基督教的“福音”。 
  為了有朝一日實現到中國傳教的願望,他刻苦地學習漢語,而且很快學會了廣東話和福建話。為了表示對中國人的友好態度和取得中國人的尊敬,他還特為自己取了一些筆名,如“愛漢者”,即愛中國人的人;“深德者”,即勤於道德的人。他自己說他已加入了一個中國宗族並成為福建籍的公民。當訪問福建時,他不斷地自我介紹是福建老鄉。當他第一次沿海旅行時,他還穿著當地福建人的衣服甚至戴上頭巾,“他很象一個中國人,因此中國人常認為他是一個扮作洋人的漢人”(威廉·亨德:《廣州番鬼錄》)。 
  郭士立曾說過,“除了讓他把餘生為中國服務外,他別無所求”(J·G·路茲:《教士外交家郭士立與鴉片戰爭》,《史學選譯》17期)。郭士立真的是這樣嗎?他一生服務的不是中

中國,而是英國。他傳教、-鴉片和幹間諜的勾當,都是為英國侵華服務的,儘管郭士立有著普魯士傳統,他卻把自己很好地融入了英國人的行列中,而且他的許多西文作品都是用英文寫成的。當他用漢語表達或介紹政策時,我們一詞他通常是指英國人而不是德國人(同上)。郭士立實際是英國侵華的馬前卒。

  (二)郭士立在華活動紀實

  郭士立首先是一個傳教士,他來到中國沿海以後,不顧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國人傳教,使中國人皈依基督。為了使他的傳教更有效,他邊傳教,邊行醫,以行醫博取人們對上帝的好感。他每到一處,就散發一些簡單的特效藥和基督教的小冊子。他傳教的對象,有水手、商人以及普通的農民。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漢語,就是為了更好地接近他們,瞭解他們。

  郭士立決不是一個純正的基督教徒,他的傳教,完全是為西方侵華服務的。他曾這樣說過,中國人……構成了人類的第三部分,在其所有的亞洲鄰邦中擴充影響,並熱心於很多愚蠢的宗教,而且不能期望他們自己擺脫桎梏回歸於永存的上帝。壓力必須來自外部,動力則直接源於上帝(同上)。雖然他認為推動力來源於上帝,但是充當上帝工具的是英國人。他在其《中國史綱》裏說:一定消除至今一直使她(中國)的人民隔離於外部世界的障礙,英國人才將從此享有自身進入其港口的權力(同上)。郭士立為英國侵華從基督教的說教裏尋找理論根據。

  郭士立又是一個鴉片煙販。在以英國為首的西方侵略者瘋狂向中國-鴉片的年代,郭士立不甘寂漠,積極從事鴉片-貿易,從中獲取暴利。儘管他的良心、道德、行為曾經受到譴責。他曾經指責鴉片令人上癮,使人虛弱,說明他還有良知。但鴉片貿易巨大利潤的誘惑,使他拋棄了自己的良知,在傳教的同時進行鴉片-貿易,他以極大的熱情進行著-和傳教兩方面的工作(同上)。他精通漢語,熟悉中國地理,風俗人情等,更為他-販賣鴉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以至於許多英國鴉片販子都願意和他合作。在鴉片貿易中最為活躍的大鴉片販子威廉·查頓曾指示他的船長說:你將很高興就與改變自己的有關的所有問題。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你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10. 麥文本 2019-04-02 10:14:03

請閣下看清楚問題,不要胡亂作答或答非所問問題就是基督教在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亦不斷增加如果基督教不是真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11. 港人 2019-04-02 10:20:46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禍音到全世界,顛倒是非,虛構故事,生拉硬扯,胡亂類比,指鹿為馬,說黑成白,蠱惑世人,愚弄良民,騙財騙色,更權,殺人放火,壞事做盡,臭史密冚,販賣鴉片,毒人謀財。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你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12. 麥文本 2019-04-02 10:26:07

以上的問題請不要害怕回答亦請不要拒絕回答或答非所問如果不知道答案只要說不知道就可以了

13. 港人 2019-04-02 10:33:40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禍音到全世界,顛倒是非,虛構故事,生拉硬扯,胡亂類比,指鹿為馬,說黑成白,蠱惑世人,愚弄良民,騙財騙色,更權,殺人放火,壞事做盡,臭史密冚,販賣鴉片,毒人謀財。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


講多無謂,請不要害怕回答,亦請不要拒絕回答或答非所問,巫人麥本文你承認不知道扮知道兼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14. 麥文本 2019-04-02 11:00:26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假的話,沒有理由可以欺騙人數千年。人可以拒絕接受基督教,然而不能証明基督教不是天理。 
15. 港人 2019-04-02 11:16:09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


講多無謂,請不要害怕回答,亦請不要拒絕回答或答非所問,巫人麥本文你承認不知道扮知道兼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引述:十九世紀前期美國在華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態度及其影響


牛道慧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摘要

在英國殖民時期,美國被禁止與中國直接貿易,這項特權是屬於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的。1783 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這個新興的國家,揚起他的

星條旗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走私他們熱烈想

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開始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

(supercargo),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

這些中國貨。從中國帶回來的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

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

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談到舊中國貿易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述說美國

商人如何拼命找尋任何可以賣給中國人的、或是說中國人看得上眼的物品。中國這個

隱遁在遙遠東方的國家,竟有著源源不斷的茶葉、生絲、瓷器和其他令西方人想望不

已的東西,但是中國卻不需要任何西方人的貨品。當時的西方商人發現,他們運來的

商品沒有一種是中國必不可少的,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在英國殖民時期,美國被禁止與中國直接貿易,這項特權是屬於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的。1783 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這個新興的國家,揚起他的

星條旗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走私他們熱烈想

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開始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

(supercargo),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

這些中國貨。從中國帶回來的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

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

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談到舊中國貿易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述說美國

商人如何拼命找尋任何可以賣給中國人的、或是說中國人看得上眼的物品。中國這個

隱遁在遙遠東方的國家,竟有著源源不斷的茶葉、生絲、瓷器和其他令西方人想望不

已的東西,但是中國卻不需要任何西方人的貨品。當時的西方商人發現,他們運來的

商品沒有一種是中國必不可少的,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在英國殖民時期,美國被禁止與中國直接貿易,這項特權是屬於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的。1783 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這個新興的國家,揚起他的

星條旗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走私他們熱烈想

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開始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

(supercargo),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

這些中國貨。從中國帶回來的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

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

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談到舊中國貿易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述說美國

商人如何拼命找尋任何可以賣給中國人的、或是說中國人看得上眼的物品。中國這個

隱遁在遙遠東方的國家,竟有著源源不斷的茶葉、生絲、瓷器和其他令西方人想望不

已的東西,但是中國卻不需要任何西方人的貨品。當時的西方商人發現,他們運來的

商品沒有一種是中國必不可少的,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易,只有拿著銀子來。西方的船隻向廣州出發時,船艙中幾乎都滿載著白銀,全世界

的白銀都向中國集中。與中國貿易的嚴重入超,使美國政府和商人痛心疾首。為了尋

找可以賣給中國人的貨品,美國的商人和水手勇敢的操縱小型的單桅帆船,在全球的

各個角落不斷的搜尋著1,直到美國商人步上英國殖民者的後塵,開始染指被視為「罪

惡商品」—鴉片的走私貿易。

在英國殖民時期,美國被禁止與中國直接貿易,這項特權是屬於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的。1783 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這個新興的國家,揚起他的

星條旗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走私他們熱烈想

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開始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

(supercargo),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

這些中國貨。從中國帶回來的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

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

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談到舊中國貿易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述說美國

商人如何拼命找尋任何可以賣給中國人的、或是說中國人看得上眼的物品。中國這個

隱遁在遙遠東方的國家,竟有著源源不斷的茶葉、生絲、瓷器和其他令西方人想望不

已的東西,但是中國卻不需要任何西方人的貨品。當時的西方商人發現,他們運來的

商品沒有一種是中國必不可少的,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

易,只有拿著銀子來。西方的船隻向廣州出發時,船艙中幾乎都滿載著白銀,全世界

的白銀都向中國集中。與中國貿易的嚴重入超,使美國政府和商人痛心疾首。為了尋

找可以賣給中國人的貨品,美國的商人和水手勇敢的操縱小型的單桅帆船,在全球的

各個角落不斷的搜尋著1,直到美國商人步上英國殖民者的後塵,開始染指被視為「罪

惡商品」—鴉片的走私貿易。

在美國商人逐漸擴大他們的鴉片貿易的同一時間,一些具有宗教熱情和奉獻精神的

美國傳教士也來到廣州,他們的目標與那些追求利益的商人同胞大相逕庭。這些虔誠

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普遍具有才智,是服膺實踐主義、工作勤奮、信仰堅定的佈道家。

他們深受熱情驅使,於各地建立傳教的據點,希望將中國這個「異教國家」轉變為基

督教國家,將自身做為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先鋒。事實上,傳教士一直在早期西方強權

和非西方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上,扮演著一個主導者的角色。他們是最早認真看待中

國人的生活、文化、宗教和法律的人,認真到希望完全瞭解中國。大部分的商人,只

滿足於利益的追逐,但是傳教士情願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困難的中國語文,只求解放

迷失的靈魂。多年以來也只有傳教士懷抱著理想,才能以堅忍的毅力來掌握這種難以

應付的語文。傳教士們一向善用他們的筆來創作,影響力遠遠超過商人或水手。他們

所發表的言論被在華的西方人和國內的美國人民熱切的閱讀著,提供了鮮明的中國印

象和傳教士觀點。當時,不論是宗教或是非宗教性質的報章雜誌都大量倚重他們的文

字,讀者對他們流露的感情通常給予廣泛的迴響。他們對鴉片貿易的態度,不但影響

到美國人民的「中國觀點」,更影響到美國政府的對華決策。早期中美關係的發展和中

美正式條約的簽訂,美國傳教士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本論文試圖分析美國在華傳

教士對鴉片貿易態度和其後的轉變,探討其中的原因及所帶來的重大影響。

 

美國人必須要承認,他們與中國早期的外交關係是建立在鴉片貿易之上。當時

美國是僅次於英國,是與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的第二大國,美國商人在中國所成立的洋

行,不論是赫赫有名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Co.)、旗昌洋行(Russell&Co.),或是由旗

昌洋行分裂出來的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Co.),都是靠經營鴉片貿易繁榮壯大的。甚至可以說,除了背景

比較特殊的同孚洋行

Olyphant&Co.)不曾參與過鴉片貿易外,其他在華的美國洋行,皆積極的介入此一獲

利豐厚的生意,甚至美國派駐在廣州的領事,多人都是當時重要的鴉片貿易商2。鴉片

是這些在華外國洋行最大的獲利來源,旗昌洋行的領袖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t

Forbes)曾坦承鴉片貿易是他在廣州工作以來最賺錢的行業。如同那個時代大多數從事

中國貿易的美國商人一樣,賓奈特認為鴉片的傷害比不上烈酒。他曾經在他的回憶錄

中提及:「談到鴉片對人的影響,無庸置疑的已經減低到十分微小的程度,甚至可能比

不上烈酒的傷害」。他聲稱:「兩萬或是三萬箱,約一千兩百或一千五萬磅的鴉片,分

散到三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口中,對整個中國的傷害,還不如稻子所釀製的烈酒大」3。

賓奈特還強調當時所有最優秀的商人和最傑出的公司幾乎都和鴉片貿易有關,「我認為

跟隨著英國和東印度公司的腳步是正確的,…還有那些我素來景仰的在這一行中的領

袖-如普金斯家族(the Perkins)、皮博迪家族(the Peabodys)、羅素家族(the

Russells)

以及羅家族(the Lows)」。賓奈特的繼任者,下一任廣州以及後來旗昌洋行香港分行

的領導人沃倫.狄雷諾(Warren Delano)也似乎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曾經在家書中提

及:「以一個商人的立場,鴉片貿易絕對是一個公平、光榮和合法的貿易,甚且以最壞

的情況來說,輸入鴉片可能帶來的壞處不會多過輸入白蘭地和烈酒」。

中美直接貿易後,第一個提出可以對中國經營鴉片貿易的是美國人,是被賴德烈

教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讚譽為「受過相當教育、擔任軍官、功勳卓著」的中

國皇后號貨艙總監、美國第一任駐廣州領事山繆.蕭(Samuel Shaw)。至於第一個建

議販運土耳其鴉片的,則是美國駐土耳其士麥那  的領事司徒亞特(J. Stuart)。

 當美國商人獲悉鴉片可帶來巨額的利潤後,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的走私。事實

上,走私是當時美國商人們可以接受的一種經營方式,甚至在前往中國的船長之間廣

為推薦和流傳,他們用這種方法來規避中國的關稅。例如普金斯洋行的船長英格拉漢

Ingraham)在1791 年運送西北海岸的毛皮來廣州銷售時,來自船主湯瑪士.普金斯

(ThomasHandasyd Perkins)的指示就是盡量以走私的方式將貨物售罄,以躲避中國海

關的關稅

徵收。中國的海關監督也曾向東印度公司抱怨,為了躲避正常的關稅,外國船隻常常

在雲雀灣(Lark Bay)走私他們的貨物。 在當時走私的貿易比合法貿易更容易做,因

為付給不法官吏賄賂以後,根本不需要納稅。

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美國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無法分一杯羹。在

1790 年晚期,美國人在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附近發現了新的罌粟種植區,這裡

是不受英國管轄的區域,美國商人才可以有發揮的空間,因此美國最早介入的是土耳

其的鴉片貿易。這個地區所產的鴉片通常被稱為「turkey」(中國人稱其為「金花土」),

品質較印度鴉片差,價錢也較為低廉,但仍能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有時也被攙入較

高品質的鴉片後一起在中國販賣。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34 年解除對印度鴉片運銷的

壟斷之前,土耳其是美國商人獲得鴉片最重要的地區。據美國歷史學家丹涅特(Tyler

Dennett)考證,「美國人的土耳其鴉片貿易始於1805 年,也許更早一些」。也就是在中

國皇后號開啟了中美貿易之門的20 年後,美國商人開始經營對中國的鴉片貿易。11

由於當時從土耳其到中國的直航並不常見,美國商人販運的鴉片若不是直接運往美國

口岸,留存供給本國市場所需數量後,再轉船運至中國;就是先運達英國口岸,轉裝後

再送至開往中國的船隻。1815 年之後,美國商人還從波斯販運價格更加低廉的鴉片,

或替英國商人從印度代運鴉片至廣州,從中獲取3%的傭金,外加1%的紅利。美商

人參與鴉片貿易的時間比較晚,但發展速度很快,美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出量,據紀載

1811-1820 年平均每年為473 箱,1821-1827 年平均每年為579 箱,1828-1833

年平均每年為1081 箱,1817、1818 兩個年度中,美國鴉片商人就販運了近4000

箱。由於鴉片

是走私貿易,美國輸華的鴉片數量無從精確估算,但是可以肯定,美國販運來華的各

類鴉片遠遠超過今日所掌握的數字。美國對華鴉片貿易就很快超越葡、荷等國,成為

僅次於英國的中國第二大鴉片輸入國。美國鴉片貿易所佔的比率開始增加,約佔美國

對華貿易的20%。 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向英國政府提出建議,必須對新來的美國

競爭者加以限制,否則英國的利益將受到嚴重的損害。1830 年以後,美國鴉片貿易的

運輸效率愈益提高。他們逃避中國海關檢查的辦法越來越多,販運鴉片的工具也更加

先進。美商走私船隻多為武裝飛剪船,中國海關的緝私船隻根本追拿不及。一些美國

商行船隻還以廣州的伶仃洋為據點,專門包攬鴉片走私業務。在林則徐禁煙以前,美

國商人的鴉片走私活動已經滲透至天津等地的一些北方港口城市。

美國早期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商人


事實上不論傳教士們進行怎樣

的工作,商人社群都給予大力的支持,甚至那些所作所為讓傳教士無法苟同的鴉片貿

易商,他們也熱衷參加禮拜。例如廣州最大的鴉片貿易商人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他在從事鴉片貿易之前,是任職於東印度公司的一名醫生,當時義務性的定

期在伯駕的醫院中幫忙。另一位約翰.格林(John C. Green)領導美國在廣州最大的鴉

片貿易公司旗昌洋行,他很少錯過禮拜,是一位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也給予傳教事

業很多支持。 這些商人都願意掛名傳教團體各種委員會的委員,予以金錢和物質上

的幫助,他們也幫助較小宗教團體的紮根工作。當時廣州所成立的四個宗教團體,如

在華基督徒協會、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馬禮遜教育會、中國醫務傳道會的共同

點,就是皆由英美商人籌資,甚至是英美大鴉片商人如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

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威廉.顛地(William Dent)、威廉.魏特摩(William

Shepherd Wetmore)、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 Forbes)等人掛名會長、司庫,委

員。這些職務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籌集經費。商人們也捐助醫院或學校,彼得.伯駕的

新豆檔眼科醫院(Ophthalmic Hospital)在早期傳教士成立的機構中,可說是接近中國

群眾最成功的。伯駕亟需支援,商人社群也立刻伸出援手,提供行政上、財務上甚至

醫藥上的援助,來自美國和英國國內商人們所捐助的善款給予了醫院實質上的許多幫

助。在鴉片戰爭之前,因為傳教士已成為廣州美國社群的一部分,商人們對他們的工

作是給予相當堅定的支持的。英國兩個在華最大的洋行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Co)和寶順洋行(Dent Co.),還是能夠利用他們的力量

去影響諸如律勞卑勛爵(Lord Napier) 、義律(Charles Elliot)和其他主要的英國外交人

員去幫助他們擴大鴉片貿易。至於美國,雖然國內有公開而且強烈的抗議聲音,但是美國的

公司如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

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 &Co.)介入這項貿易的程度也愈來愈深,而且和英國人聯合,阻擋官方

任何終止這項貿易的努力某些傳教士甚至介入鴉片貿易,

或與伶仃島的鴉片走私基地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們為伶仃島基地的走私活動提供服務。例如普魯士的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第三次沿中國海航行就是受雇於大鴉片商威廉.查頓,為其鴉片走私充任

翻譯。31 而且,此後他「繼續在沿海服務了若干年」。32 另一方面, 伶仃基地也為各國

傳教士的活動提供各種方便。例如傳教士準備在中國散發的書籍,「由於在中國的其

他地方難以找到堆存地點,所以大量存放在伶仃的鴉片躉船上」,而這又是靠鴉片販

子這些「仁慈的朋友們提供免費船艙」而實現的。33 鴉片商人甚至專門為傳教士設置

從事中國沿海傳教活動的船隻,船上附有印刷設施。「當這種船隻未進行航行時,可

碇泊在伶仃。在這裡印刷可繼續進行,傳教士可以居留,也可以為停泊在此處大量船

隻上的水手進行禮拜活動」。

1839 年,傳教士裨治文在《中國叢報》合訂版的引言中稱鴉片為「一種罪惡,絕不少於,

或許還多餘奴隸制度和放縱情慾兩者的結合」。又指出,「從某些方面看來,這種罪惡-「流動

的毒藥」,導致了今日的危機」,宣稱買賣鴉片是「罪惡的泉源,摧毀生命、財產和道德」,而

「鴉片最讓人震驚的是一項事實-就是所謂的外國人、開明國家、甚至是基督教世界的人們,

成為主要提供和供應這項惡名昭彰的毒品的代理人」。裨治文甚至尖銳的批評英國:「英國今

日已無一人可以被列入高貴的社階層,如果他們的東方財富是來自販售鴉片」63。顯而易見

的,此時裨治文對西方商人的批評已經較先前坦率而直接了許多,但是他還是拒絕直接指名

道姓,在這些抗議鴉片損及中國的未來的文章中,我們發現裨治文並未直接的攻擊那些應該

負責的走私者,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那些最嚴重的犯法者,如威廉.查頓

WilliamJardine),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和藍斯洛特.顛地(Lancelot

Dent)等大鴉片商人都是裨治文和他的傳教士同僚們當時成立的慈善機構的主要贊助人。

英國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正受僱於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而東印度

公司被認為一向在中國的鴉片貿易中獲取最豐厚的利益。事實上,早期來華的許多傳教

士為取得在華的合法身份,常常受雇於外國在華機構或商行,參與鴉片貿易。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條約結束了鴉片戰爭,也代表一個中西關係新紀元的開始。它

終結了限制嚴格的「廣州貿易制度時期」,標示著中西「條約口岸貿易制度時期」的開

始。美國傳教士對可以在五個新開放的通商口岸推展傳教事業感到興奮,但是也對於

並未終止鴉片貿易深感失望。面對現實環境,他們此時略為克制了一向對西方鴉片商

人的尖銳批評。一些歷史學者如克利夫頓‧菲力普斯(Clifton Phillips)等人,甚至認為他

們「快速的轉變了立場」。更精準的說,他們將此次「不公義的鴉片戰爭」,慣常的解

釋為「上帝安排之下不可知的事務」,是「上帝為這個國家安排的最終救贖」。裨治文

談到:「痛苦不斷的降臨到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身上-鴉片的引進、緊接而來的戰爭、水

患和天災、人民的騷動-上帝顯然在實現他的偉大的設計,但是在怒火中祂仍記得慈

愛,在混亂中祂仍記得秩序、在罪行中仍有善行,甚至將人們的邪惡提升為神賜的光

榮。祂的允諾十分確定,所有不信祂的人都會交給祂的聖子耶穌,全世界都將讚頌祂

的名」。也多少顯示了他們默認了鴉片貿易快速增長的事實,降低了他們認定罪惡

的標準。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叢報》原來激烈的譴責鴉片貿易的文章完全

失去了蹤影。

畢竟,連新任的美國駐廣州領事保

‧福貝斯(Paul S. Forbes),眾所周知的涉入鴉片貿易。

 到1880年印度海關出口創出有史以來的記錄,基督徒及傳教士一年內販賣6500噸鴉片往中國。

19 世紀鴉片貿易在中國的擴張。由抨擊非法的鴉片貿易轉變為默許鴉片合法化,傳教士變

為為鴉片貿易道德背書


16. 麥文本 2019-04-02 11:44:53
講多無謂閣下首先回答自己製造的不合邏輯問題如果不知道答案只要說不知道就可以了
17. 港人 2019-04-02 12:02:23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禍音到全世界,顛倒是非,虛構故事,生拉硬扯,胡亂類比,指鹿為馬,說黑成白,虛偽蠱惑世人,愚弄良民,騙財騙色,更權,殺人放火,壞事做盡,販賣鴉片,毒人謀財 喪心病狂, 全無底線,臭史密冚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耶穌前,耶穌後,耶穌左,耶穌右,耶穌上,耶穌下,開口耶穌,閉口耶穌,出世又耶穌,嫁娶又耶穌,生病又耶穌,死人又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知廉恥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黔驢技窮、氣急敗壞,應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18. 麥文本 2019-04-02 12:32:30

對於閣下的提問已經儘量回應然而詢問閣下的問題從來都石沈大海要知道以下是閣下提出的論點不能自圓其說就要承擔責任去澄清不能逃避如果沒有回覆就完全喪失了說服力

  •        閣下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亦宣稱宣教士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因而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同樣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霸佔田地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霸佔田地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宣稱孔子的學說是救恩然而孔子只有教導為人要做有道德修養的君子請問他的救恩是什麼
  •        閣下宣稱耶穌復活是謊言然而每年都有復活節假期紀念耶穌復活原因何在
  •        閣下宣稱基督教學校強逼學生修讀聖經科目,然而這是基督教學校十分清晰的辦學理念和校本課程,如果家長不認同的話,可以另擇政府、其他宗教或無任何宗教背景的學校讓子女接受教育但是普遍來說,基督教學校是高質素的首選學校家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學請問原因為何
  •        閣下宣稱醫院有基督教傳道人探望病人然而其他宗教信徒不能去探望要知道探望病人是愛心和關顧的表現而香港是信仰自由的地方請問有什麼法例禁止其他宗教信徒探望病人
  •        閣下宣稱基督教破壞中華文明阻礙中國人拜祖先和先賢然而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要孝敬父母那麼請問這與中華文化有什麼衝突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恐怖組識 然而恐怖組識恐怖份子」組成的過各種極端的暴力行為引起關注或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但聖經講的是愛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殺人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恐怖組識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淫教然而淫教是假借神的名,透過性交表達愛意但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姦淫嚴禁非婚姻的性行為破誡的人就會被嚴懲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淫教
  • 閣下宣稱個別傳教士犯錯,罪大惡極,然而這只是說明人性的本質醜惡;請問那一個宗教沒有劣行?那一個政治理念沒有貪官?那一個文化歷史沒有暴君,那一個教育系統沒有失德的老師及學生?
  •        閣下宣稱因個別錯誤事件,基督教是騙子組織,然而閣下會否因學校有個別缺德的老師及學生而取消教育制度?會否因世界有個別民選總統貪污弄權而否定民主?會否因中國歷史有個別昏君與暴君而抹殺中國文化?會否因樓價曾經下跌而拒絕置業?會否因父母責罵而背棄他們?
  • 閣下宣稱聖經教導錯誤例如 1. 詩篇19:6說太陽環繞地球運行實際上只提及日出與日落的現象); 2. 約伯記38:4及詩篇104:5說地球是平坦與固定的實際上指出神創造了物理定律固定天體在太空中的位置與軌跡),然而如果聖經錯誤的話為何會在約伯記68:7匪夷所思地說「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 
  •        閣下宣稱大爆炸創造了宇宙然而如果這個理論是真確的話那麼天天都會有大爆炸,有新的宇宙產生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請問原因為何 

以上的問題請不要害怕回答亦請不要拒絕回答或答非所問如果不知道答案只要說不知道就可以了 

講多無謂閣下首先回答自己製造的不合邏輯問題如果不知道答案只要說不知道就可以了

19. 港人 2019-04-02 13:00:51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禍音到全世界,顛倒是非,虛構故事,生拉硬扯,胡亂類比,指鹿為馬,說黑成白,虛偽蠱惑世人,愚弄良民,騙財騙色,更權,殺人放火,壞事做盡,販賣鴉片,毒人謀財 喪心病狂, 全無底線,臭史密冚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放屁耶穌耶穌前,耶穌後,耶穌左,耶穌右,耶穌上,耶穌下,開口耶穌,閉口耶穌,出世又耶穌,嫁娶又耶穌,生病又耶穌,死人又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知廉恥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黔驢技窮、氣急敗壞,應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19-20世纪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
段旭颖
19世纪初美国新教传教士受差会派遣来华传播基督教,当目睹英、美等国向华大肆走私鸦
片时,传教士强烈谴责此行为。此后在传教需求的驱使下,部分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态度由反对转为支
持。在确立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宗教实现全面开禁后,传教活动依旧阻碍重重,由此传教士再次反对鸦片
贸易。美国传教士自入华之后,基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以及联合英法需求等因素,几经转变对鸦片贸易的态
度,其目的都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本文试图梳理传教士转变对鸦片贸易态度的这一过程并厘清态度转变
背后的原因和影响等问题,进而通过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即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而对鸦片贸易
的态度则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传教手段。
随波逐流:传教士默认并支持鸦片贸易合法化(1858年后)
《望厦条约》签订后,无论是传教活动还是鸦片贸易都没有朝传教士期待的方向发展,鸦片走私愈
加猖獗,传教工作步履维艰。在传教使命的压力和传教环境的迫使之下,以卫三畏等为代表的一些传
教士不再强烈反对鸦片贸易,甚至一定程度上默认和支持这种行为。原因大致如下:
1. 清朝“弛禁”态度影响传教士鸦片贸易观
为了抑制白银外流,有些清朝官员提出“弛禁”鸦片贸易的主张,即外来鸦片,一律征税。较早提
出“弛禁”主张的人是何太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
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
不禁自绝。”[2]
这一观念影响到许乃济,他进一步分析了鸦片“弛禁”对解决白银外流问题的积极作用。
1836年,许乃济上书道光帝,提出“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
银购买”[3]
。“弛禁派”主张一经提出,马上招致“严禁派”的反对。其实“吸食鸦片的那种令人败坏的后
果已经处处暴露无遗的同时,每年为偿付鸦片的现金银出口还有增无已,并且中国经济学家也已经能
够看出,长此以往,必致中国逐渐陷于贫困之境。在1836年鸦片贸易即将开禁的说法曾经风传了几
个月,人们却也深信不疑,这时贸易得到了一个新的刺激。帝国政府,经过简短的辩论之后,决计反对
开禁,而且要求将九名外国人逐出广州,其中至少有一名是美国人;但是外国人逗留不去。”[4]
最后,道
光帝还是接受了“严禁”政策。然而,道光帝的“严禁”政策依旧是维持一直以来“名禁实不禁”的做
法。一方面清政府对鸦片走私活动监管不利,“贸易商一个月比一个月胆大,不但增加沿海的销货量,
而且还将烟土带到黄埔,甚至于带进广州。”[
“5] 在广州,成箱的鸦片就在街道上公开运送,并且像非违
禁品一样贩卖。”[6]
另一方面美国没有严格履行《望厦条约》对鸦片贸易的规定,“该项条款只是一纸空
文。”[
“7] 到1857年,光是上海就进口鸦片31907箱,价值13082000美元,到1858年增加到33069箱,而
1859年则达到33786箱。”[8]
无论是清廷还是美国政府都没有能够管控鸦片的走私与泛滥,这种情况一
直持续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癖,每夜吸至三股即出视朝,是时精神完足,与廷臣议论国是殊无倦勤之容。”[4]
所谓上行下效,统
治阶级已置“禁烟”法令于不顾,官员则更加肆无忌惮。据记载“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乎无人不吸,公
门之中,几成烟窟”[5]
。鸦片不仅侵蚀达官显贵,穷苦百姓也难逃于此。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吸食鸦片
呢?“据统计当时中国有400000000人口,但是对外公布称有300000000多人口。假设只有300000000
人,那么鸦片吸食者就有1000000人。随着国内种植鸦片情况的发展,人数还要更多。”[6]
这个推测性
的数字未必精确,但当时吸食鸦片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却是事实。
传教士无力改变中国人普遍吸食鸦片的境况,无奈之下一些人选择默认这一现状。第一次鸦片
战争前,林则徐曾专门请传教医生伯驾提供一种能够医治所有鸦片吸食者的特效药,但伯驾对此表示
无能为力。“鸦片”是一个成瘾性的物质,一旦长期吸食则会使人们染上烟瘾。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
减少吸食量直至停止服用鸦片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但是让患者忍受毒瘾折磨却是一件非常困难
的事情,所以这一方法疗效甚微。纵然传教士十分想帮助中国人完成戒烟工作,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只能任由其发展。当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来到山东传教,看到社会普遍吸食鸦片的情况
时,他感到非常担忧,但却无力改变什么。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普遍仇视“洋人”,找到容身之地已成
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因为主持是一个嗜好鸦片的大烟鬼,急需钱来抽鸦片。”[7]
所以主持愿意将寺庙租予狄考文。这样狄考文才在山东东营安顿下来。有不少传教士像狄考文一样,为了传教而默认鸦片
吸食和贸易的发展。
3. 美国国家利益的需求影响传教士鸦片贸易观
自《望厦条约》签订后,美国从中国攫取大量经济利益。据统计,1856年美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总
值是1844年的3倍。拿皮尔勋爵(Lord Napier, of Merchistoun)表示:“没有一国曾经像美国那样充分
地利用了英国在1842年方始增辟的口岸,也没有一国曾经因贸易的充分解放得到那样多的收获。美
国的对华贸易量也许还不及英国,但是它增进的速度却要更大一些,并且现在已经毫无问题地注定了
将来要超过其他一切国家。”[1]
除正当贸易之外,他们继续从事鸦片走私活动。“特别是1854年以前,美国
的驻华领事多由从事鸦片贸易的旗昌洋行职员充任,美商更是肆无忌惮地大搞鸦片走私”[2]
。“1855年有
一个美国传教士,装模作样地骂英国人在中国贩卖鸦片。”[3]
但是当英国传教士指责美国人贩入中国的
大量鸦片时,美国传教士竟哑口无言。尽管传教士来华之初谴责鸦片贸易,但是当面对美国国家利益
的需求时,不少传教士则难以再反对这一行为。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在华传教士与美国政府建立紧密联系。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期间,美
驻华公使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在致国务卿卡斯(Lewis Cass)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传教士群
体对于中美早期交往的重要作用:“我不得不再说一句,传教士和那些与传教事业有关人们的学识,对
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4]
随着中美交往的加深,传教士更加受到美国政府重用。“在十九世纪的
下余期间,除去极短暂的间隔外,驻华使、领馆中总雇有几名美国传教士担任重要职务,在大多数情形
下,实际和中国官员们打交道的也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那些名义上的上司。”[5]
19世纪中叶以
来,传教士的在华活动越来越多地顾及美国国家利益,一部分传教士甚至将工作重心从传布福音转移
到策划国家事务上来。这些传教士和美国政府已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中美事务中充当策划者和
执行者。1858年,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鸦片贸易合法,“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定稍宽
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
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6]
自此,鸦片贸易合法。
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部分传教士选择支持鸦片贸易合法。传教士自来华之初便潜心传教,但
随着国家需要,一些传教士参与到国家事务当中。作为美国人,这些传教士无法违抗政府指派,也
无法做出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所以当涉及到鸦片贸易等问题时,这些传教士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
的变化。在中美《天津条约》谈判期间,卫三畏就曾表示:“现在,四国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与中国人
谈判……而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只要是能扩大美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的事情,我们都要争取做到。”[7]
因,在他们眼里凡是外国人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常说:‘外国人给我们带来致命的鸦片,迫害了我们成
千上万同胞的性命,让我们的生活穷困潦倒。鸦片又导致了战争,使我们很多亲人被杀害。现在他们
又想教我们信仰一个新的宗教,还是让他们自己去信吧。’所以,初来上海传教时,我们必须得小心翼
翼地与一种强烈的排斥情绪作斗争。”[1]
晏玛太此番描述正是说明了传教工作之艰难。自19世纪30年
代传教士来华伊始,美国差会就向中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的传教士约
有262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人数则达到了905人。”[2]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教徒寥寥无几,可见传
教活动投入与产出的反差巨大。为了扭转不利的传教现状,传教士只好另寻他法。
共同利益促使之下,英法美三国结成联盟。1856年,修约在即,由于自身实力尚且不足的美国政
府,“深以为大有和其他有约各国合作的必要,因此授权巴驾(伯驾)博士在赴任途中绕道伦敦和巴黎,
同柯勒拉得恩勋爵(Lord Clarendon)和法外长会商,以期能在中国采取共同的政策。”传教士伯驾曾
“在1844年担任加雷布·顾盛的翻译官,翌年他奉派为新设使馆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在随后十年的
许多人事更迭之中,巴驾博士就这样成为美国对华外交关系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因素,并且他终于奉
派(1855年9月)为委员。他是派驻中国唯一的一个能说、能读和能写中国语文的委员或公使”。在伯
驾的积极筹划和联盟之下,“柯勒拉得恩在会晤结束时指出,‘本人甚愿在国会开会时谈到三国同盟。’
巴驾本人十二分赞成这样一种正式协定”[3]
。虽然当时没有立即形成三国同盟,但是时隔两年,基于伯
驾曾经到访以及英法的利益需求等因素,三国最终实现了合作。
三国联盟达成之后,在华利益成为首要问题,英国率先表示“联军曾经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纯为人
道、公义和将来的利益之计的。他们并无意于领土扩张,只求建立外交关系、开放贸易、制定关税、取
缔海盗和准许传教而已”[4]
。英国方面明确提出在华传教的诉求,这对传教士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传
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也曾积极为美国政府出谋划
策,他这样形容英法美的联盟关系:“英法联盟有能力决定他们的一切特权;如我们所见,虽然他们得
到了所希望的一切利益,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此。我们呢,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流血,就得到了一切好
处。只凭借一条‘最惠国条款’(早在1844年已存在),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到别人从树上摇下来的果
实。”[5]
丁韪良的这段描述侧面反映了传教士对英法美联盟的看法——利用英法,坐收渔人之利。
此后,美国传教士对华明确表示与英法合作。1857年传教士伯驾曾致信清朝钦差叶名琛:“就中
英冲突这一严重的事件而言,美国意识到英国是正确的,而且确实选择与英国人合作。”[6]
1858年6月,
传教士协助本国政府签订中美《天津条约》。条约签订期间,美国公职人员在没有经过与中国政府商
谈的情况下,便擅自删除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传教士也参与其中。丁韪良回忆道:“在条约第一次
起草时有一条谴责和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但是在条约签订时这一条款却被取消了。我还清楚地记
得当我通知他们(清廷官员)这件事情时他们惊愕的表情。”[7]
有些传教士为了给自己态度的转变找到
合理的解释,便将之归因于上帝,他们声称:“鸦片贸易,只不过是上帝采取的一种特殊方式。对一个自认为是世界中心并将其它所有民族都当成一小部分只能分享其恩赐和怜悯的野蛮国家来说,只能
对其采取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1]
传教士借助英法美联盟的力量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实现合法
化,宗教得到全面开禁。正如传教士所愿,他们终于打开中国大门,能够进入内地传教了。传教士倪
维思(Nevius)给美国长老会差会的信中说道:“我们要清楚,目前长江和华北的很多地方都已经为我
们开放了。实际上这意味着全中国都已经为我们而开放了。仅从条约上来说,是这样的。剩下的开
放工作就要由我们传教士自己来完成了。”[2]
在英法美三国联盟达成后,三国在华进一步得到了各自的
利益。传教士也通过该联盟实现了全面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目的。在联盟形成过程中,以伯驾为首
的部分传教士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不得不放弃对鸦片贸易的排斥
态度,转而支持该贸易。





20. 麥文本 2019-04-02 14:30:23
傳揚福音和鴉片是兩回事,事實証明,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福音到全世界,並不需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請問閣下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21. 港人 2019-04-02 14:36:38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黔驢技窮、氣急敗壞,應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禍音到全世界,顛倒是非,虛構故事,生拉硬扯,胡亂類比,指鹿為馬,說黑成白,虛偽蠱惑世人,愚弄良民,騙財騙色,更權,殺人放火,壞事做盡,販賣鴉片,毒人謀財 喪心病狂, 全無底線,臭史密冚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耶穌前,耶穌後,耶穌左,耶穌右,耶穌上,耶穌下,開口耶穌,閉口耶穌,出世又耶穌,嫁娶又耶穌,生病又耶穌,死人又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知廉恥


引述:《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甘开鹏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晚清时期 美国传教士 鸦片贸易政策

  19世纪上中叶,美国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基督教。由于猖獗的对华鸦片贸易严重地阻碍了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美国传教士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出发,对鸦片贸易不断进行谴责,此举对美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早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第一个正式条约的签订及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考察,对美国传教士在西方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演变,以及它在中美关系史和鸦片贸易最终合法化上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

    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中国通过礼仪之争产生了对基督教传入进行限制的后果,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开始严令禁教,乾嘉道时期则在进行禁教的同时又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禁海政策。中国对外贸做了严苛的规定,“任何胆敢违犯中国朝廷禁令者必将面临严厉的制裁,对外国传教士尤其如此。”【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1页。【注尾】在清朝严厉的禁教政策下,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数量显得寥寥无几,仅在1820年由美部会正式聘请1807年已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任差会通讯员。直到1829年9月,埃力亚·裨治文(E.C.Bridgman)自神学院毕业后接受美部会的聘请赴中国传教,与“海员之友社”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一起,前往中国广州,成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第一人。裨治文为了实现其传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国的理想, 决心“立意传道, 方旷览诸俗, 以验生平所学之是, 兼以予所见所闻者, 播之异土。”【注释】Michael C. Lazich, 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 Y.: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pp.73~89.【注尾】 
裨治文到广州后, 清政府禁教政策没有改变,外国人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裨治文并没有因中国禁教而放弃信念, 他极力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奔走。 在马礼逊的倡议和鼎力支持下, 裨治文和欧美来华传教士一道于1832年5月创办《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被推选担任该报主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巴驾等参加编撰工作。【注释】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上卷),上海·墨海书馆版,1851年,第64页。【注尾】该刊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山川地理、军队装备、矿藏物产等进行详细调查和介绍,也报道中外贸易、外国人在华活动和讨论对华政策等。为了突出办刊特色, 裨治文还在创刊号上概括地提出该刊研究的四个方面: 第一,有关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第二,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 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情况;第三,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情况, 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法律等;第四,研究中国的宗教事业的发展状况。【注释】仇华飞:《裨治文与〈中国丛报〉》,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第46~72页。【注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帮助西方尽快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文明, 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为建立其想象的“平等”的中外关系打下基础。这也是裨治文等欧美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创办《中国丛报》的指导思想。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密友罗伯特·莫里森和许多其他在华新教传教士受雇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裨治文谨慎地避免公开其观点,要求美部会不要轻易将其对鸦片贸易的观点发表在《传教士先驱》(Missionary Herald)杂志上,以避免与英国当局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当裨治文在中国的声望逐渐扩大之后,他开始更为公开地抨击鸦片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主要赞助人是坚定拒绝参与鸦片贸易的纽约慈善商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19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泛滥进行了深度描写。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注释】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注尾】《中国丛报》从1837 ~1840 年也发表了多篇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作为西方国家了解在华鸦片贸易罪恶的主要窗口,《中国丛报》对早期美国国内反鸦片贸易舆论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裨治文撰写的《对华鸦片贸易史》、《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等是当时很有分量的谴责文章。在1839 年发表的《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一文中,裨治文呼吁,要“首先讨论重大的道德问题”。他强调,造成鸦片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德状态”,而且“孟加拉( 英人) 的道德水平也就是其祖国( 即英国,引者注)的道德水平”;鸦片贸易使英国这样一个“主要基督教国家”, 处于“与她的责任和荣誉不相称的地位”,而中国的“异教徒政府在反抗由一个基督教民族施加的道德沦丧的诱惑时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力量”,则必将“发挥它的作用。”【注释】Bridgman, “Sin Pun Keen Yang Ye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vember 1838, p.391.【注尾】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输入量剧增。据不完全统计,1800~1804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1824年间,每年平均增至7800箱。到1838~1839年间,竟达35500箱。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人殃及绅商百姓及军队官兵。魏源曾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稿人形骸,患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注释】吴义雄:《基督教道德与商业利益的较量:1830年代来华传教士与英商关于鸦片贸易的辩论》,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第99~106页。【注尾】1836年,清朝政府高级官员就解决国内鸦片泛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考虑到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可能性。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的官员主张,“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变通办理”;提出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乃用旧制度,准予夷商将鸦片照药料纳税”,以达到鸦片走私的不禁而绝。但以内阁学士朱峥等为首的官员则上奏批驳驰禁论,指出鸦片“消弱中原”,“毒害中华”,必须严禁。【注释】黄爵滋:《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齐思和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219页。【注尾】裨治文也期望尽可能地促进鸦片贸易问题的公开讨论,并决定在《中国丛报》开辟一个研究和争辩鸦片贸易问题的专栏。1836~1837年间,裨治文和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刊登了17篇有关中国鸦片贸易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阐述了鸦片对中国道德、商业和政治生活所产生的罪恶影响。裨治文本人也针对鸦片种植和贸易撰写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他相信“博识的公众将显而易见地认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并期望终止这种贸易”。在《罂粟之耕作》(Cultivation of the Poppy)一文中,裨治文参考了西方鸦片研究文献,评论了罂粟的耕作方法和加工程序,描述了它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的耕作及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注释】Bridgman, “Cultivation of the Poppy,”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February 1837, p.473.【注尾】然而,裨治文当时还未非常直接地抨击对鸦片贸易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些西方商人或政府官员,因为一些鸦片走私商人如英国商人威廉·加尔帝(Willianm Jardine)、怡和洋行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及兰斯洛特·登特(Lancelot Dent)等都是裨治文及其同事所成立的慈善组织的主要赞助人。尽管如此,裨治文还是尽其所能地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危害,并援用中国学者的论述认为“鸦片吸食是由外国人播散于国人之中的悲惨的灾害……。”【注释】Bridgman, “Sin pun keen yang ye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vember 1838, p.391.【注尾】然而,裨治文、卫三畏等人的努力及《中国丛报》的呼吁无法阻止鸦片贸易走私活动。英国在华公司通过英国政府高级官员轻易地压制了国内反鸦片贸易舆论,挫败了推动英国政府单方面终止在华鸦片贸易的努力,而美国的一些公司(如拉塞尔公司)也逐渐地卷入了非法的鸦片贸易活动,并与英国联合,抵制反鸦片贸易的舆论和行动。 
道光皇帝深感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的严重威胁,1836年10月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株”。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奉旨抵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合作开始查禁鸦片。 
在清政府禁烟运动开始之后不久,1837年3月24日,部分美国在华商人集体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以奥立芬为首的在华美国商人在请愿书中宣称了他们反对鸦片贸易的坚定立场,表示“无论是从道德的和慈善的方面来考虑,还是仅仅从商业贸易的角度考虑,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鸦片贸易和鸦片吸食在中国的结束。”该请愿书也向美国政府告知在华美国商人同意与林则徐具结保证书的决定,声明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禁烟运动的决心,将会“进一步禁绝鸦片贸易。” 美国在华商人向美国国会所呈递的请愿书实际上包含了裨治文、卫三畏等美国传教士所长期追求的心愿,尽管他们意识到鸦片贸易问题可能会引发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但他们还是将这一行为看作是迈向结束鸦片贸易的“一大步”。因此,裨治文在向美部会呈递报告时写道:“鸦片……正向走私者显示法律效力。我们相信鸦片走私者已受到致命的打击,英国、印度及基督教界现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性。”接着,裨治文又在《中国丛报》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当西方国家适时地觉察到这些他们长期以来所纵容的可怕罪恶时,他们不仅将终止以前的活动,也将像真正的基督教博爱主义者一样努力弥补其所造成的悲哀。”【注释】Charles C. Stelle, “American Opium Trade to China Prior to 182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December 1940, p.76.【注尾】 
美国来华传教士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1839年9月,在林则徐收缴鸦片和英国退出广州之后,美国来华传教士向美部会报告了他们在华情况,并阐述了最近中国政府禁烟运动的重大意义。在该份报告中,美国传教士将鸦片描述为“几乎是最大的罪恶,超过了奴隶制度……”,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流动性毒害”导致了目前的中西外交危机。他们断言道,鸦片问题最令人不安的是“外国人、文明国家、甚至基督教教徒已成为从事鸦片供应和销售的主要掮客的臭名昭著事实。”【注释】Bridgman,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May 1839, p.4.【注尾】

    二、传教士对美国鸦片贸易政策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尤其是《中国丛报》对美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的影响。正如早期中美关系研究专家泰勒·德纳特(Tyler Dennett)所说,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丛报》发表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博爱主义关注,他们对鸦片贸易罪恶的报道也是影响民众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注释】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22), p.102.【注尾】因此,美国政府当时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在华鸦片走私,禁止美国商人从事与鸦片贸易有关的任何商业活动。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代表美部会在广州设立传教士医院的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在奥立芬的赞助下返回美国旅行,向美部会和美国公众传递有关中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最新信息,将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再次传递给美国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纽黑文(1637~1638美国清教徒住于此地)逗留数日后,帕克怀着“引起政府高级官员关注中美关系”的目的前往华盛顿,受到了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约翰·福塞思(John Forsyth)的会见,并被引见了颇有影响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参议员——美国下一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对帕克的观点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要求帕克呈递一份报告。在精心准备的报告中,帕克建议美国政府介入中英冲突,调解双方矛盾,他认为,“中国政府只是期望通过一种‘保留颜面’或‘声誉’的和约方式来恢复中英商业贸易关系,同时又能达到终止鸦片贸易的目的。”【注释】Rev. George B.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183.【注尾】 
尽管帕克向韦伯斯特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所呈递的建议未能促使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中英矛盾的调停,但他在向各种组织机构的布道演讲过程中,使中国的鸦片贸易问题受到美国政府和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使中美关系成为国内日益突出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潜在影响。同时,为了同鸦片贸易划清界限,美国政府多次强调自己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1842年4月,美国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率美国东印度分遣舰队抵达中国海面,以保护美国商人的利益,并“阻止和惩罚美国人或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国旗为掩护所从事的鸦片走私活动。” 1842年4月,加尼到达澳门后发现一些美国商船的确从事着鸦片走私活动。为了向中国政府明确表明美国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加尼率抵达广州后立即致函美国广州领事馆副领事,要求公开通告美国在华商人:“美国政府不支持任何悬挂美国国旗的美国商人在中国港口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因鸦片走私而引起的法律问题将不可能从美国政府获得任何支持或外交介入。”另外,加尼率还向中国广州总督耆英表示,他将“调查美国商人所从事的鸦片走私活动,不允许美国商人或任何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从事非法走私贸易。”【注释】Charles C. Stelle, “American Opium Trade to China Prior to 182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9, December, 1940, p.8.【注尾】虽然加尼率缺乏有效惩罚鸦片走私者的法律手段,但他还是尽量地向中国政府、美国在华商人表明美国反对鸦片贸易的坚定立场。不同于英国来华商人,许多美国商人也认识到了鸦片贸易的消极影响,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曾说:“我之所以要谴责鸦片贸易,是因为它犹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4亿人民的坚硬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注释】何大进:《略论早期美国赴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载《历史教学》1998年第4期,第5~6页。【注尾】鸦片战争时期,尽管许多美国在华商人,甚至美国广州领事馆领事保罗·福布斯(Paul S. Forbes)都涉及鸦片贸易活动,但美国和英国当时对鸦片走私的立场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英、美与清政府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也表明了这点。 
19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10月8日双方又在虎门签订了《虎门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虽然都未提及鸦片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中英两国谈判的重要问题之一。《南京条约》谈判期间,璞鼎查正式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耆英在书面答复中说:“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实质上默许了鸦片走私。《虎门条约》签订前,英国政府仍要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因不同意清政府提出的纳税条件而未达成协议,《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鸦片走私较战前更加猖獗。【注释】有学者将《南京条约》未能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清政府的强烈反对及英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鸦片贸易舆论,最终促使英国放弃了在《南京条约》谈判中坚持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立场,参见Michael C. 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 June 2006, pp.198~220;Gregory Blue, Opium for China: The British Connection in Opium Regimes of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eds.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35.【注尾】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西方列强趁机派出专使来华瓜分利益。1843年底,美国政府派遣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通过威吓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美国全权专使顾盛来华使美国传教士看到了一丝希望,期望美国能够通过正式的条约形式来反对鸦片贸易。美部会一向以来都禁止其在东亚的传教士参与任何政治外交活动,但它的执行委员会却对顾盛代表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注。1843年6月,美部会秘书长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在给裨治文的信中提到:“据我们的理解,美国代表团的外交目标与你们的使命存在着一致性,尽管不完全一样;我们相信,该代表团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宗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注释】Michael C. 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 June 2006, pp.198~220.【注尾】由此可见,美部会对其禁令做出了例外安排,允许美国来华传教士参与美国代表团在华期间的政治事务,并为其提供极为关键的咨询和翻译服务。安德森还特别向美国政府代表团推荐了裨治文及精通中国事务的帕克,协助顾盛进行中美条约谈判。实际上,顾盛赴华前夕,国务卿韦伯斯特在给他的训令中强调说:“要表白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不但不支持它的公民做任何种类的走私,而且宁愿放弃对这类商人的一切管辖权,也不会出面袒护,使他们不承担他们本身非法行为的后果。”【注释】何大进:《略论早期美国赴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第8页。【注尾】 
经过初步的商议,裨治文和帕克等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其主要条款成为最终中美《望厦条约》的核心内容,其中包括对美国传教士来说至关重要的条款,即与非法走私相关的条款。最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美国专使顾盛强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该条约规定美国享受协定关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比《南京条约》的规定有所扩大;并规定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中英《南京条约》规避了有关鸦片贸易问题,但中美《望厦条约》的本文和附粘税则中,都明确规定了鸦片为违禁品。条约第33款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该条款是英美两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重大差异,也是美国来华传教士长期反对鸦片贸易活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 
令美国传教士失望的是,鸦片贸易问题并没有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南京条约》第9条规定:“凡因与英人有关,或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事被监禁者,亦全部释放。”中美《望厦条约》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范围,条约规定:中国国民与美国国民发生诉讼事件,美国国民由美国领事等官员捉拿审讯,按照美国法律与惯例处理;美国国民在中国与别国国民发生争议,“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无权过问。由此,清朝对美国国民的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这就导致了条约中有关禁止鸦片走私的条款成为空文。根据条约,清朝政府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这让美国传教士或多或少看到了进一步在中国传教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鸦片战争最终未能禁绝鸦片贸易所带来的严重挫折感。尽管美国专使顾盛及其传教士顾问裨治文等真诚地期望通过官方承认鸦片贸易的非法性来禁绝鸦片走私,但美国政府从未采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来限制在华美国公民的鸦片走私行为,在《望厦条约》签订之后,鸦片走私有增无减,美国来华传教士期望通过条约来终止鸦片贸易的幻想最终破灭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传教士在促使美国政府公开反对鸦片贸易、禁止鸦片走私方面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美国传教士对西方鸦片走私者的抨击似乎在逐渐减少,有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美国传教士已“迅速转变立场”,将鸦片战争的不公正结果解释为上帝为该民族的最终拯救所做出的不可避免、难以预测的安排。【注释】Clifton Jackson 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 and the Pagan World: The First HalfCentu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0~1860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89.【注尾】 美国传教士将鸦片贸易合理化的态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鸦片贸易的道德谴责,但这种态度的转变的确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无奈地默许了鸦片走私的继续扩张。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中国丛报》有关鸦片走私抨击的文章也基本上停止刊登了,但为鸦片贸易寻找合理化根据的文章却多了起来。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既不敢再“禁烟”,又不便宣布“驰烟”,清朝贪官污吏也纵容着鸦片走私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驳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注释】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注尾】 鸦片走私实际上变成一种公开的、畅通无阻的贸易。据英国公布的《1849 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当时英人称广州以北地方为北方) 消费量占五分之二, 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注释】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6~420页。【注尾】 
                                                                                                                                                                        三、《天津条约》: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及美国对华鸦片政策的转变

  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量迅速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马士《关系史》第一卷表庚中的统计数字,1845年鸦片输入量已达到32859.5箱,其中仅英国对华输出鸦片总值每年就高达500~700万英镑,大大超过其对华工业品输出的总值,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封建剥削,人民极端贫困,更无力购买西方工业品。为保持高额利润的鸦片贸易并且使之合法化,同时扩大工业品的销售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英国政府,一方面提出所谓的“修约”要求,一方面寻求策划新的侵华战争。【注释】孙玮、张礼恒:《新编中国近代史教程》,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页。【注尾】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西方传教士在各个通商口岸建立了教堂,进行传教,此时,美国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却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他们仍然关注着鸦片贸易对中国民众的致命性影响,但他们开始更多强调因鸦片走私而导致中国民众对在华西方人态度的消极影响。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民众通常将西方鸦片走私与基督教传教士联系起来,认为西方传教士放纵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是鸦片走私的帮凶。在许多新开放的条约港口,西方传教士经常被中国人认为是借着基督教传教幌子从事一些非法贸易活动,并且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也在日益减少。美国传教士在各个通商口岸的传教经常受到鸦片问题的困扰。莱曼·皮特(Lyman Peet)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传教中,人们谈论最多的莫过于鸦片问题,经常被中国人责问鸦片走私的深重罪恶问题”。裨治文的密友威廉·艾奇逊(William Aitchison)也提到,在上海传教期间,鸦片是“最经常受到质疑的话题”,已成为“基督教传播最为可能的障碍”。【注释】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70.【注尾】 1851年,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试图解释在中国新开放港口布教效果甚微的原因。他提到:“基督教教徒在中国布教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上帝对在此传教事业的反对,也基于基督教声誉与鸦片走私联系在一起的原由。”【注释】S. Wells Williams, “An Essay on the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July 1851, p.485.【注尾】 由于鸦片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及西方商人从事鸦片走私的事实,西方来华传教士成为谴责的主要目标,基督教的声誉也因而受到极大的诋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传教士认为,鸦片贸易已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障碍。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传教士并没有因为鸦片贸易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障碍而积极地要求本国政府禁绝鸦片走私,相反,许多传教士开始考虑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途径。传教士为其立场转变所寻找到的合理化依据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与现行禁烟体制相联系的腐败行为,也可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质疑。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显著转变也在《中国丛报》所刊登的文章上表现出来。一位商人匿名发文为鸦片合法化辩护,该文提到了现存体制“支持大量海盗和走私者从事最为可怕的、凶残的贸易活动,……如果鸦片本身没有罪恶,那么这就将使从事走私鸦片的人蒙受羞辱”;而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未能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使得在华商人被中国人看成是“不受约束的流氓”。文章辩解道:“中国商人在与我们交往过程中,忽视了我们所有的良好行为,却时常谴责我们(鸦片走私)的主要过错。”【注释】“The Opium Trade: Proposition of a Merchant to Legalize or Abolish the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January 1847, p.40.【注尾】 虽然裨治文和卫三畏等并不期望过于草率地改变他们在鸦片贸易上的立场,但他们明显地表示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在另一篇支持鸦片合法化文章的序言中,他们写道:“尽管我们不能,至少目前不能表达赞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观点,更不能断言: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及其引起的罪恶将会消失的论点。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整个鸦片问题…值得(进行)深入地、各个方面的探讨,我们邀请读者们参与,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注释】“The Opium Trade: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April 1847, pp.179~180.【注尾】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中国丛报》又刊登了几篇支持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文章,显然,该报的编辑们开始成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支持者。实际上,在1855年前后,美国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对中国民众遭受鸦片深重危害的人道主义关怀转变到对因鸦片走私毁坏西方人整体声誉的关注。美国传教士鸦片问题立场的转变对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及美国政府鸦片贸易政策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虽然实行“内禁外不禁”的政策, 但并没有完全地废除禁烟法令, 鸦片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还受着限制。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接连要求清政府发布取消禁烟的谕令,均遭拒绝。鸦片贸易既受道德的约束,又涉及政治和经济利益,因而英国政府极力追求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1842年8月的谈判会议上,璞鼎查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竟无耻声言:“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以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库,岂不甚好。”【注释】利洛:《缔约日记》(齐思和等主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64版,第219页。【注尾】 1854年,英使包令重申此项要求,包令在其所谓“变通”条约清折中提出“将鸦片土一项准其一律进口, 报税公允。”清政府代表崇伦遵旨指出:“至通变税则会同变通鸦片进口报税一事, 查贵国既系万年和约, 似不应另有异议。”【注释】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58页。【注尾】 1857年英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在给特命全权大使额尔金的指示中, 要求他“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但由于清政府并未解除起禁烟法令,鸦片贸易一直未获得法律上认可,仍属违禁性质,英国政府“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化地位”的要求屡遭清政府的拒绝。【注释】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681页。【注尾】 
为了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并促进鸦片贸易合法化,1854年英国联合美、法两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交涉。要求开发中国内地和沿海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内地税等一系列不平等要求,但清政府只同意减轻上海关税,拒绝了其他要求。于是,英、法分别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并于1856年10月23日发动了侵略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同意进行全面修约,英法联军于1858年4月进攻天津大沽口。美国和俄国采取了“观望”政策,美国在战争一爆发就派遣了专使列卫廉(William B. Reed)赴华,以获取同样的“修约”特权。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各乘兵舰抵达白河口外,并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性条款,要求派出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与前专使顾盛一样,美国专使列卫廉也完全依赖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和马林进行《天津条约》谈判。在卫三畏等到达天津之前,列卫廉实际上是让裨治文作为临时顾问帮助处理一些政治事务,并评价裨治文是“稳妥而又最重要的顾问。”鉴于美国传教士在整个条约谈判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列卫廉后来写道:“若没有他们(传教士)的服务,我在中国将无法迈出一步来履行我的使命,无法阅读、书写或理解中方官方信笺或条约规定。”【注释】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22), p.556.【注尾】 
然而,中美《天津条约》在鸦片贸易问题上却保持了沉默,在《天津条约》对鸦片贸易所表现的立场并非意味着列卫廉在条约谈判中忽视了这一问题,列卫廉来华之前是坚决地反对鸦片贸易的,并受美国政府指示要在新条约中重申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但是,当他到达上海之后,列卫廉发现多数外国在华居民包括美国传教士都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消除鸦片走私、禁绝鸦片吸食的优先考虑途径之一。毫无疑问,列卫廉的传教士顾问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1858年3月,卫三畏在他的日记中就写道:“(中国官员)引证了第六条反对英国人的戒律,宣称他们绝对不会信仰基督教,因为西方人正为了获利而用鸦片杀害中国人。”【注释】F.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889), p.175.【注尾】 中国民众将基督教与鸦片走私联系起来的态度使多数美国传教士大为恼火,也更加使他们坚信鸦片贸易合法化是缓解中国民众对西方人及基督教仇视的重要方式之一。 
美国传教士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列卫廉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及后来中美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列卫廉清楚地认识到,要迫使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就必须采取武力威胁,而这是与他本人的政治价值观及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完全相违背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一种“观望”政策,即依靠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以“最惠国待遇”条款攫取更多的殖民地特权。基于这种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列卫廉在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始终避免涉及鸦片贸易问题,而决定以一个更为详细的补充性商业协议来解决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 
1858年6月初,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开始了谈判。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俄、美代表则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从中渔利。迫于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清政府在天津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在议和谈判中,英国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指示全权特使额尔金通过谈判,达到“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的目的,【注释】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618页。【注尾】 从而顺利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达成“和议”,在中方代表大学士桂良等即将赴沪谈判前,1858年8月27日,咸丰皇帝密令其在谈判中可以全免洋货关税与鸦片弛禁为条件,换取罢议公使驻京等条款,“为一劳永逸之计”。【注释】《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128页。【注尾】 1858年10月13日,中英上海税则谈判中额尔金正式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清政府接受了这一屈辱条款。同年11月,清政府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第五款规定:“‘鸦片’改名‘洋药’,准其进口,每百斤交纳进口税三十两。向来洋药……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对于这一条约,时任外交官兼翻译的卫三畏评论道:“为了不准这种毒品通过海关进口,中国政府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现在却已让步;以南京条约而结束的鸦片战争终于胜利了。那些可尊敬的英国商人和政府自此以后再也不必为走私这项商品而感到耻辱了。【注释】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87页。【注尾】 ……我确信这是对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的最好处置,对于这一荒唐的罪恶闹剧来说,合法化是更为可取的方式;鸦片公开的进口使我们也更为心安,再也不需要鸦片驳船和贿赂毒品巡视员了。”【注释】F.W. Williams, pp.291~292.【注尾】 这是卫三畏等美国传教士在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责任推给英国当局时所表现出来一种矛盾心态,由于“在中国扩散鸦片所带来不道德和走私的标记已去掉”,他们也同样“不必为走私这项商品而感到耻辱了。”因此,为了使他们的良心免受谴责,也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美国传教士们最终改变了初衷,帮助西方列强在中国铺平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道路。

  四、结语

    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来华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影响。虽然商业和政治利益也决定着其对华政策,但美国来华传教士对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主要内容影响甚大。的确,美国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掌握及与清朝官员交往的经验使得他们成为美国外交代表团不可或缺的外交助手,他们的立场和信仰对美国在东亚的外交政策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遗憾的是,在《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美国传教士由于鸦片贸易观的转变及利益冲突最终未能够提出阻止鸦片贸易在中国继续扩张的积极性措施。鸦片贸易合法化为鸦片大规模的向中国输入铺平了道路。正如凯思琳·劳德威克(Kathleen L. Lodwick)所指出:“鸦片贸易合法化显然不能减少(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反而导致鸦片吸食数量的逐年增加。”【注释】Tyler Dennett, p.556.【注尾】 美国来华传教士支持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立场可以说是美国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认可鸦片作为对华贸易商品的主要动因之一,从而使美国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因此,美国来华传教士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前曾强烈地抨击鸦片给中国民众所带来的罪恶,并坚决地通过《中国丛报》呼吁禁绝鸦片走私,但在《天津条约》前后,其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最终导致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改变及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

甘开鹏: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2. 麥文本 2019-04-02 15:39:20

除了中國請問閣下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國家基督教利用鴉片傳揚福音

23. 港人 2019-04-02 15:39:55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黔驢技窮、氣急敗壞正一胡塗蟲,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作虛構故事,不合邏輯,不知道扮知道,謊話歪理說了千萬遍,然後自欺欺人,最後自己也信了,這就是巫人麥本文

二千年來,宣教士傳揚禍音到全世界,顛倒是非,虛構故事,生拉硬扯,胡亂類比,指鹿為馬,說黑成白,虛偽蠱惑世人,愚弄良民,騙財騙色,更權,殺人放火,壞事做盡,販賣鴉片,毒人謀財 喪心病狂, 全無底線,臭史密冚 

 

日講耶穌,夜講耶穌,食飯耶穌,睡覺耶穌,屙尿耶穌,屙屎耶穌,放屁耶穌耶穌前,耶穌後,耶穌左,耶穌右,耶穌上,耶穌下,開口耶穌,閉口耶穌,出世又耶穌,嫁娶又耶穌,生病又耶穌,死人又耶穌洗腦愚人,無惡不作知廉恥


24. 麥文本 2019-04-02 15:47:11
閣下多次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那麼除了中國請問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國家基督教利用鴉片傳揚福音的呢沒有的話即是閣下的論點不能重複與確立
25. 港人 2019-04-02 17:54:02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黔驢技窮、氣急敗壞正一胡塗蟲,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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揜住良心做,無恥!


引述:人民日報---人民网

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之一)——参与贩卖鸦片

 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 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鸦片输入中国。到十九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四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参与鸦片贸易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 "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象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 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 马礼逊教育会" ,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 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 中华医药传教会" ,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 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 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 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 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 郭实腊工作了三天,我给了他一千块钱。" 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 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 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 " 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 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反对禁烟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 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象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 月27日同意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到5 月 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八箱),6 月3 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6 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从澳门乘坐" 马礼逊" 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中国官员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 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十一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 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 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中方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 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 林则徐的代表用" 打仗不怕 " 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对此表示," 令我们很痛心".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传教士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人民网北京9月29日讯)

26. 麥文本 2019-04-02 19:32:35

閣下多次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27. 港人 2019-04-02 20:53:45
講多無謂巫人麥本文黔驢技窮、氣急敗壞正一胡塗蟲,承認不知道扮知道謊話連篇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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揜住良心做,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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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巫人=衣冠禽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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