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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人的關係
演化論的機制(2)
麥文本
2019年7月8日

人體的設計 

如果我們覺得生物奇妙,人體的構造可以說更加奇妙,實在磬筆難書 

  • 人可以直立行走;
  • 眼眉可以令汗水不致流入眼睛;
  • 雙眼令視覺有立體感;
  • 雙耳令聽覺有身歷聲感;
  • 人的鼻子可以分別5萬種不同的氣味;
  • 舌頭有1萬個味蕾;
  • 人的腦袋有1千億個神經細胞;
  • 思想運作需要 7百萬個腦細胞;
  • 而一個腦細胞可以藏有5本百科全書的資料;
  • 若將人體全身細胞的DNA串聯起來,長度約120兆公尺,是地球到太陽距離的800倍;
  • 一條頭髮可以承擔6磅的重量;
  • 一天之內,每一個人平均講4千多個字,然而大部份都是廢話;
  • 呼吸2萬多次,吸入400立方呎的空氣;
  • 心臟跳動超過10萬次;
  • 人體有1千億條血管,包括動脈、靜脈和微血管等,全部連接成一直線的總長度為96千公里,等於環繞地球兩周半;但是只要1分鐘的時間,血液便可以運行全身一次,總共輸送的血有2千加侖,行走26百億公里;
  • 人體在一個小時內產生的熱能,可以將一加侖水煮滾;
  • 胃酸可以溶解刀片但是不傷胃臟;
  • 人的小腸大約有7米長,是人的高度4倍;
  • 人的大腿骨比混凝土更堅硬;
  • 行一步路要運用200條肌肉;
  • 雙腳共有50萬個汗腺;
  • 初生嬰兒有350塊體骼,會隨成長而結合為206塊,用以支撐身體、保護器官及儲存鈣質及磷;
  • 人是唯一的靈長類動物,因為痛苦和難過,並且由於犯罪悔改和羞愧緣故而哭泣。 

從化學觀點來看,構成人體的物質成分,不外乎主要是炭、氧、氫、氦、磷和其他金屬元素的化合物;同樣材料提煉出來的水、鹽、蠟、石灰、肥皂、鈣餅、鐵料和肥田料,價值不超過二百元;但是人的價值是無限的,就算身體的軀殼也是無價的,因為科學家就算花費億萬元,也不能製造另外一個人,甚至人體任何一個同樣功能的器官,有七情六慾可以自動生產高質素的荷爾蒙和分泌物。 

根據新陳代謝作用,每一個人身體的細胞,包括細胞裡面的元素和分子,每隔7年就會完全轉換一次,但是我們絲毫沒有感覺有任何被替換的感覺,我們的思想、記憶、感情和性格,完全可以保留;除了化學和生理學的解釋之外,有沒有一個超自然的解釋呢? 

此外,人有思維、幻想力、創作力、情感、夢想、價值觀、家庭觀念、道德思想、良知、為人捨己的崇高情操與宗教信仰觀念,這些都是生物演化過程中,既無必要,也難以解釋的;這些觀念和反應,究竟從何而來呢? 

如果人類的演化不過是一個「盲目的組合」(blind matchmaking),今天的主流科學家也未必能夠從新設計一個更完善的「原型」(prototype)。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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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人 2019-07-08 23:16:10

沒有任何中國人邀請耶穌教來中國, 何解耶穌教會會札根香港 ?


我來解答:基督徒及傳教仕非法販賣鴉片又硬銷耶穌教;大量動毒害中國人, 中國清朝政府於是禁鴉片兼燒毁基督徒及傳教仕非法販賣的鴉片, 以保國民健康,英國老羞成怒,發動鴉片戰爭, 強廹中國清朝政府,割讓香港, 強廹中國清朝政府讓基督徒及傳教仕合法販賣的鴉片毒害中國人, 據统計超四千萬人吸鴉片。從印度運往中國的鴉片高峰期每年達6500噸。 在香港及中國各開埠地,傳教仕用販賣鴉片的利潤買樓,上層傳道下層鋪作鴉片煙館, 一面傳道一面賣鴉片,將鴉片美其名曰 “福壽膏”。

所以香港235間基督教及天主教中學285間基督教及天主教小學才能札根香港, 才能找到方法和籍口強廹學生必修"聖經”;所以才能在香港公立醫院獨設有耶穌教會機構的特權。

簡言之,基督教又名鴉片教最初靠賣鴉片(毒品),靠戰爭,靠無賴兼缺德無良立足香港。

如果基督教早期財產來自販賣鴉片亦有政府的法規拘捕及充公,為何至今沒有行動?1949年新中國就已在全國各地充公基督教不義財產。

任何人都能或在互聯網上或在各大國圖書館都能找到關於基督徒及傳教仕在中國非法販賣鴉片的中文或英文或俄文或沙地阿拉伯文的書籍。

2. 麥文本 2019-07-09 00:42:18

閣下多次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3. 港人 2019-07-09 12:11:52
上部轉載:


十九世紀前期美國在華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態度及其影響

牛道慧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摘要

本論文擬探討鴉片戰爭前後,美國傳教士對所謂的「罪惡商品」-鴉片貿易的態度及其
影響。如眾所周知的,鴉片貿易影響中國與西方近代命運既深且巨;當時在中國,美國
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國,美國商人在中國所成立的洋行,幾乎都皆積極的介
入此一獲利豐厚的生意。在鴉片貿易如火如荼進行之時,一批具有宗教熱情和奉獻精神
的美國新教傳教士也來到中國,這些虔誠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普遍具有才智,他們是服
膺實踐主義、工作勤奮、信仰堅定的佈道家。但是,他們與鴉片商人並不是全無關係的,
甚至相當程度內,傳教士與當時在華居留的鴉片商人關係密切、交往頻繁。他們不可避
免的必須對鴉片貿易發表意見。傳教士們一向善用他們的筆來創作,影響力遠遠超過商
人或水手。他們所發表的言論被在華的西方人和國內的美國人民熱切的閱讀著,提供了
鮮明的中國印象和傳教士觀點。當時,不論是宗教或是非宗教性質的報章雜誌都大量倚
重他們的文字,讀者對他們流露的感情通常給予廣泛的迴響。他們對鴉片貿易的態度,
不但對美國人的中國觀點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意義,更影響到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決策。本
文試圖分析美國在華傳教士對鴉片貿易觀念的轉變,並探討其中的原因及影響。
關鍵詞:美國傳教士、鴉片貿易、鴉片戰爭
壹、前 言
在英國殖民時期,美國被禁止與中國直接貿易,這項特權是屬於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的。1783 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這個新興的國家,揚起他的
星條旗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走私他們熱烈想
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開始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
(supercargo),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
這些中國貨。從中國帶回來的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
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
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談到舊中國貿易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述說美國
商人如何拼命找尋任何可以賣給中國人的、或是說中國人看得上眼的物品。中國這個
隱遁在遙遠東方的國家,竟有著源源不斷的茶葉、生絲、瓷器和其他令西方人想望不
已的東西,但是中國卻不需要任何西方人的貨品。當時的西方商人發現,他們運來的
商品沒有一種是中國必不可少的,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
167
龍華科技大學學報第三十三期,2013.06
易,只有拿著銀子來。西方的船隻向廣州出發時,船艙中幾乎都滿載著白銀,全世界
的白銀都向中國集中。與中國貿易的嚴重入超,使美國政府和商人痛心疾首。為了尋
找可以賣給中國人的貨品,美國的商人和水手勇敢的操縱小型的單桅帆船,在全球的
各個角落不斷的搜尋著1,直到美國商人步上英國殖民者的後塵,開始染指被視為「罪
惡商品」—鴉片的走私貿易。
在美國商人逐漸擴大他們的鴉片貿易的同一時間,一些具有宗教熱情和奉獻精神的
美國傳教士也來到廣州,他們的目標與那些追求利益的商人同胞大相逕庭。這些虔誠
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普遍具有才智,是服膺實踐主義、工作勤奮、信仰堅定的佈道家。
他們深受熱情驅使,於各地建立傳教的據點,希望將中國這個「異教國家」轉變為基
督教國家,將自身做為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先鋒。事實上,傳教士一直在早期西方強權
和非西方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上,扮演著一個主導者的角色。他們是最早認真看待中
國人的生活、文化、宗教和法律的人,認真到希望完全瞭解中國。大部分的商人,只
滿足於利益的追逐,但是傳教士情願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困難的中國語文,只求解放
迷失的靈魂。多年以來也只有傳教士懷抱著理想,才能以堅忍的毅力來掌握這種難以
應付的語文。傳教士們一向善用他們的筆來創作,影響力遠遠超過商人或水手。他們
所發表的言論被在華的西方人和國內的美國人民熱切的閱讀著,提供了鮮明的中國印
象和傳教士觀點。當時,不論是宗教或是非宗教性質的報章雜誌都大量倚重他們的文
字,讀者對他們流露的感情通常給予廣泛的迴響。他們對鴉片貿易的態度,不但影響
到美國人民的「中國觀點」,更影響到美國政府的對華決策。早期中美關係的發展和中
美正式條約的簽訂,美國傳教士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本論文試圖分析美國在華傳
教士對鴉片貿易態度和其後的轉變,探討其中的原因及所帶來的重大影響。
貳、美國早期的鴉片貿易
美國人可能必須要承認,他們與中國早期的外交關係是建立在鴉片貿易之上。當時
美國是僅次於英國,是與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的第二大國,美國商人在中國所成立的洋
行,不論是赫赫有名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Co.)、旗昌洋行(Russell&Co.),或是由旗
昌洋行分裂出來的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Co.),都是靠經營鴉片貿易繁榮壯大的。甚至可以說,除了背景比較特殊的同孚洋行
(Olyphant&Co.)不曾參與過鴉片貿易外,其他在華的美國洋行,皆積極的介入此一獲
利豐厚的生意,甚至美國派駐在廣州的領事,多人都是當時重要的鴉片貿易商2。鴉片
1各種稀奇古怪的東西都被搜了出來-茴芹籽、安息香、羚羊腹中的結石(用作解毒劑)、龍血、地衣紫
(由地衣中提煉出來的染料)、篳橙茄、藤黃、乳香、橡膠樹酯、地球、山茶、達馬樹酯、檳榔膏、薑
根、大青、黃竹、燕窩、海參、花旗參、毛皮、檀香木……,全都被送到中國來試試運氣,看看是否
能獲得中國人的青睞。Downs, Jacques M. The Golden Ghetto, The American Commercial Community at
Canton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hina Policy, 1784-1884. 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7.p.65.
2 例如第四任廣州領事班傑明.威爾寇克斯(Benjamin C. Wilcocks)與他的弟弟詹姆士.威爾寇克斯
(James Wilcocks)是美國商人中最早經營土耳其的鴉片貿易的,也是當時著名的大鴉片商人。第八
任廣州領事保羅‧福貝斯( Paul S. Forbes) ,出身福貝斯家族,是旗昌洋行的重要領導人,也是當時
重要的鴉片商人。房建昌,<建國前美國駐粵領事及其他>,《廣東史志》,2001/ 4,頁20。


是這些在華外國洋行最大的獲利來源,旗昌洋行的領袖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t
Forbes)曾坦承鴉片貿易是他在廣州工作以來最賺錢的行業。如同那個時代大多數從事
中國貿易的美國商人一樣,賓奈特認為鴉片的傷害比不上烈酒。他曾經在他的回憶錄
中提及:「談到鴉片對人的影響,無庸置疑的已經減低到十分微小的程度,甚至可能比
不上烈酒的傷害」。他聲稱:「兩萬或是三萬箱,約一千兩百或一千五萬磅的鴉片,分
散到三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口中,對整個中國的傷害,還不如稻子所釀製的烈酒大」3。
賓奈特還強調當時所有最優秀的商人和最傑出的公司幾乎都和鴉片貿易有關,「我認為
跟隨著英國和東印度公司的腳步是正確的,…還有那些我素來景仰的在這一行中的領
袖-如普金斯家族(the Perkins)、皮博迪家族(the Peabodys)、羅素家族(the Russells)
以及羅家族(the Lows)」。4 賓奈特的繼任者,下一任廣州以及後來旗昌洋行香港分行
的領導人沃倫.狄雷諾(Warren Delano)也似乎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曾經在家書中提
及:「以一個商人的立場,鴉片貿易絕對是一個公平、光榮和合法的貿易,甚且以最壞
的情況來說,輸入鴉片可能帶來的壞處不會多過輸入白蘭地和烈酒」。5
中美直接貿易後,第一個提出可以對中國經營鴉片貿易的是美國人,是被賴德烈
教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讚譽為「受過相當教育、擔任軍官、功勳卓著」的中
國皇后號貨艙總監、美國第一任駐廣州領事山繆.蕭(Samuel Shaw)。至於第一個建
議販運土耳其鴉片的,則是美國駐土耳其士麥那6 的領事司徒亞特(J. Stuart)。7 當美國
商人獲悉鴉片可帶來巨額的利潤後,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的走私。事實上,走私
是當時美國商人們可以接受的一種經營方式,甚至在前往中國的船長之間廣為推薦和
流傳,他們用這種方法來規避中國的關稅。例如普金斯洋行的船長英格拉漢(Ingraham)
在1791 年運送西北海岸的毛皮來廣州銷售時,來自船主湯瑪士.普金斯(Thomas
Handasyd Perkins)的指示就是盡量以走私的方式將貨物售罄,以躲避中國海關的關稅
徵收。中國的海關監督也曾向東印度公司抱怨,為了躲避正常的關稅,外國船隻常常
在雲雀灣(Lark Bay)走私他們的貨物。8 在當時走私的貿易比合法貿易更容易做,因
為付給不法官吏賄賂以後,根本不需要納稅。9
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美國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無法分一杯羹。在
1790 年晚期,美國人在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附近發現了新的罌粟種植區,這裡
是不受英國管轄的區域,美國商人才可以有發揮的空間,因此美國最早介入的是土耳
其的鴉片貿易。這個地區所產的鴉片通常被稱為「turkey」(中國人稱其為「金花土」),
品質較印度鴉片差,價錢也較為低廉,但仍能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有時也被攙入較
高品質的鴉片後一起在中國販賣。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34 年解除對印度鴉片運銷的
壟斷之前,土耳其是美國商人獲得鴉片最重要的地區。據美國歷史學家丹涅特(Tyler
3 Forbes, Robert Bennett. Personal Reminiscences . 1876, 3rev.ed.Boston, 1882. pp.144-145.
4 Robert Bennet Forbes, Personal Reminiscences, pp.144-145.
5 Geoffrey G Ward,“A Fair, Honorable, and Legitimate Trade", American Heritage,(August 1986),
p.158.
6 Smyrna,土耳其西部的城市,今天稱為伊茲密爾“Izmir"。
7,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784-1844.
Millwood, N.Y. : Kraus Reprint, 1975. p..22.
8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pp.7-8.
9 Foster Rhea Dulle, Dulles,Old China trade. AMS Press, Incorporated 1930. pp.148- 149.


Dennett)考證,「美國人的土耳其鴉片貿易始於1805 年,也許更早一些」10。也就是在中
國皇后號開啟了中美貿易之門的20 年後,美國商人開始經營對中國的鴉片貿易。11 由
於當時從土耳其到中國的直航並不常見,美國商人販運的鴉片若不是直接運往美國口
岸,留存供給本國市場所需數量後,再轉船運至中國;就是先運達英國口岸,轉裝後
再送至開往中國的船隻。1815 年之後,美國商人還從波斯販運價格更加低廉的鴉片,
或替英國商人從印度代運鴉片至廣州,從中獲取3%的傭金,外加1%的紅利12。美國商
人參與鴉片貿易的時間比較晚,但發展速度很快,美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出量,據紀載
1811-1820 年平均每年為473 箱,1821-1827 年平均每年為579 箱,1828-1833 年平均每
年為1081 箱13,1817、1818 兩個年度中,美國鴉片商人就販運了近4000 箱。14由於鴉片
是走私貿易,美國輸華的鴉片數量無從精確估算,但是可以肯定,美國販運來華的各
類鴉片遠遠超過今日所掌握的數字。美國對華鴉片貿易就很快超越葡、荷等國,成為
僅次於英國的中國第二大鴉片輸入國。美國鴉片貿易所佔的比率開始增加,約佔美國
對華貿易的20%。15 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向英國政府提出建議,必須對新來的美國
競爭者加以限制,否則英國的利益將受到嚴重的損害。1830 年以後,美國鴉片貿易的
運輸效率愈益提高。他們逃避中國海關檢查的辦法越來越多,販運鴉片的工具也更加
先進。美商走私船隻多為武裝飛剪船,中國海關的緝私船隻根本追拿不及。一些美國
商行船隻還以廣州的伶仃洋為據點,專門包攬鴉片走私業務。在林則徐禁煙以前,美
國商人的鴉片走私活動已經滲透至天津等地的一些北方港口城市。
參、美國早期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商人
在美國傳教士到達廣州之前,英國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於1807年就已抵
達中國,成為最早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雖然馬禮遜大力鼓吹美國派遣傳教士來華,但是
美國傳教士抵達中國的時間較馬禮遜大約晚了1/4世紀(25年)之久。第一批美國新教
傳教士為美國海外宣教委員會(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也
稱美部會,後改稱公理會)16派遣來華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美國海員教友
會派遣來華的雅俾理(David Abeel)。他們於19世紀30年代來到中國,以澳門、廣州為基
地開展傳教工作。裨治文是美國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也是近代早期來華的著名傳
教士之一。他於1801年出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父母均是公理會教徒。他於大學讀書期
10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2, p. 115.
11 美國商人何時開始對華輸出鴉片至今仍無定論,斯特爾(Stelle)在其書中認為至少不遲於1806 年,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 Arno
Press, 1981), p.7.
12 梁碧瑩:《略論早期中美關係史》,《史學月刊》1985 年第5 期,102 頁。
13 汪熙、鄒明德,〈鴉片戰爭前的中美貿易〉,《中美關係史論叢》,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年版,頁113。
14 紹溪,《十九世紀美國對華鴉片侵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2,頁33。
15 Alfred Tamarin and Shirley Glubok, Voyaging to Cathay : Americans in the China trad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6. p.170.
16 有關美部會的歷史可參考J. Tracy, Joseph .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New York, 1842).

幅幅生動的病歷資料,至今英美圖書館仍保存有100多幅這樣的繪畫。24 伯駕聲名大噪,
吸引了廣東的地方官,有超過十位清朝官員造訪過他的醫院。1838年,行商首領伍秉鑒
曾請伯駕為南海縣知縣看病,粵海關監督也選吉日約請伯駕。林則徐和伯駕也有一些「秘
密交情」25,後來他又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才幹陪同加雷.顧盛(Caleb. Cushing)參與
望廈條約的談判。他在當時就十分瞭解廣告和宣傳的重要,他可能是赴中的美籍傳教士
中最好的募款者,也是最好的遊說者。
在鴉片戰爭(1839-1842 年)爆發的前十年,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數目很少超過十
人,傳教的活動是受到所謂的「廣州貿易制度」的嚴厲規範的。當時廣州的美國商人
和傳教士,他們的目標並非全然沒有交集,這兩個團體的共同的願望都是中國能對西
方更加開放門戶。商人堅信中國人接受了基督教後將更可能購買西方的貨品,傳教士
則相信貿易將讓中國人更加認識西方文明的優點,並且可以為未來中國的轉變(改信
基督教)預做準備。在這個方向,宗教和商業是有相輔相成的功用的。事實上,鴉片
戰爭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與鴉片商人有著異常密切的關係,他們不但與商人交往頻
繁,也共同組織各種團體。當時在廣州的美國商人,除了4-5 位猶太人和一小部分天
主教信徒之外,都自認是新教徒,幾乎都相當支持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他們的
虔誠無庸置疑。事實上,廣州傳教事業中,美國商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傳
教士能夠在中國活動,多賴美國對華貿易商人的大力支持。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同孚洋
行(Olyphant & Co.)的股東們,在最早的艱困時期幾乎資助了傳教事業所有金錢上的
花費。大衛.奧利芬(David W. C. Olyphant)是同孚洋行老闆,19 世紀初在廣州經營進
出口貿易,反對鴉片貿易,對美國的傳教事業極力支持,允諾每位來華的美國牧師免
費搭乘他公司的商船,並供應他們一年的食宿,素有「美國對華傳教之父」的美稱。
英國傳教士馬禮遜1807 年被倫敦會宣教會派往中國時,曾被迫在美國停留三週以等船
去中國,因為東印度公司拒絕他搭乘他們公司的船隻前往中國,當時東印度公司反對
傳教士們到印度和遠東去,擔心中國的禁教態度,傳教士的到來會對英人在那裡的貿
易產生不利的影響。東印度公司也不准傳教士在他們的貿易區居留,馬禮遜的遠遊計
畫就不得不一再變更。最後他決定採用間接方式,從美國出發赴廣州。當時英國和美
國的政府雖然處於隨時可能爆發戰爭的威脅之中,但是兩國的基督教世界卻有很緊密
的聯繫,因此當東印度公司拒絕馬禮遜時,馬禮遜最先想到的解決方法就是前往美國。
馬禮遜抵達紐約後,立刻獲得了美國商人奧利芬大力的支持,讓他免費搭乘他的公司
的三叉戟號(Trident)遠洋帆船赴中。美國國務卿麥迪遜(Madison)也寫信給美國駐
廣州領事愛德華‧卡林頓(Edward Carrington),給予他必要的援助。馬禮遜到達廣州後,
他以客人的身分居住於奧利芬的同孚洋行之內,後來成為中國土地上最活躍的新教工
作者之一。裨治文和雅俾理的來華,也一樣得力於奧利芬之助。1829 年裨治文和雅俾
理搭乘奧利芬的羅馬人號商船離開美國,1830 年10 月到達廣州,受到馬禮遜的熱烈歡
井題材外銷畫的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05 年4 月,頁10-12。
24 李國榮主編;覃波、李炳編著,《帝國商行-廣州十三行》,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197。
25 林則徐與伯駕的第一次交往其實不是為看病,而是林請伯駕翻譯《各國律例》,這個近代的國際法規,
就是這樣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之後,林則徐又想瞭解如何治療鴉片煙癮,伯駕十分認真地用中文開
列了鴉片戒毒藥方。事實上林則徐一直為疝病所苦,伯駕為欽差大人送去疝氣帶,伯駕認為林則徐還
有氣喘病,也為他開了藥方。李國榮主編,覃波、李炳編著,《帝國商行-廣州十三行》,頁193-197。

迎,他 們也暫住於十三行內的美國商館內。另一位傳教士伯駕曾於1833 年前往康乃
狄格州,會見剛從廣州回美國的旗昌洋行老闆山謬.羅素(Samuel Russell),向他詢問有
關中國的情況。稍後,伯駕又前往紐約會見奧利芬。當奧利芬得知伯駕有志於前往中
國,而且正在學習醫科時,奧利芬大為高興,慨然允諾給予他經濟上的支持。1835 年
11 月4 日,伯駕的廣州眼科醫院於奧利芬的資助下,在伍浩官的豐泰街七號正式開業。
奧利芬還資助《中國叢報》的發行,而且出借船隻航行到中國北方沿岸、日本和印度
東部去傳教,提供這些援助時,同孚洋行是分文不取的。
同孚洋行的股東們是傳教士最慷慨的定期資助者,其他洋行的商人們也慷慨的貢
獻時間和金錢以幫助傳教士建立宗教和各種慈善組織。事實上不論傳教士們進行怎樣
的工作,商人社群都給予大力的支持,甚至那些所作所為讓傳教士無法苟同的鴉片貿
易商,他們也熱衷參加禮拜。例如廣州最大的鴉片貿易商人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他在從事鴉片貿易之前,是任職於東印度公司的一名醫生,當時義務性的定
期在伯駕的醫院中幫忙。另一位約翰.格林(John C. Green)領導美國在廣州最大的鴉
片貿易公司旗昌洋行,他很少錯過禮拜,是一位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也給予傳教事
業很多支持。26 這些商人都願意掛名傳教團體各種委員會的委員,予以金錢和物質上
的幫助,他們也幫助較小宗教團體的紮根工作。當時廣州所成立的四個宗教團體,如
在華基督徒協會27、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28、馬禮遜教育會29、中國醫務傳道會30的共同
點,就是皆由英美商人籌資,甚至是英美大鴉片商人如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
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威廉.顛地(William Dent)、威廉.魏特摩(William
Shepherd Wetmore)、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 Forbes)等人掛名會長、司庫,委
員。這些職務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籌集經費。商人們也捐助醫院或學校,彼得.伯駕的
新豆檔眼科醫院(Ophthalmic Hospital)在早期傳教士成立的機構中,可說是接近中國
群眾最成功的。伯駕亟需支援,商人社群也立刻伸出援手,提供行政上、財務上甚至
醫藥上的援助,來自美國和英國國內商人們所捐助的善款給予了醫院實質上的許多幫
助。在鴉片戰爭之前,因為傳教士已成為廣州美國社群的一部分,商人們對他們的工
作是給予相當堅定的支持的。
某些傳教士甚至介入鴉片貿易,或與伶仃島的鴉片走私基地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他們為伶仃基地的走私活動提供服務。例如普魯士的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第三次沿中國海航行就是受雇於大鴉片商威廉.查頓,為其鴉片走私充任
26 Jacques M.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p.58.
27 1830 年11 在廣州成立,成員有馬禮遜、裨治文和雅俾理三位傳教士,以及美國商人奧利芬和他的合
夥人查理.金(Charles King)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該組織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籌措經費,用於印
刷和出版中文《聖經》及其他傳教文字。雷雨田主編,《近代來粵傳教士評傳》,頁229。
28 1834 年成立。英商馬地臣為會長、美商奧利芬為司庫,魏特摩(Wetmore)、福貝斯(Forbes)為委
員,裨治文和郭士立任中文秘書,馬儒翰任英文秘書。該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西方史地知識
的出版和傳播,使中國放棄蔑視西洋文明的上國心態,走上與各國「自由交往之路」。吳義雄,《在
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420-424。
29 1836 年在廣州為了紀念馬禮遜而成立的。英商顛地任會長,查頓任司庫,裨治文為秘書。宗旨是「在
中國開辦和資助學校,教中國少年讀中文和英文,並通過這個媒介,把西方的各種知識送到他們的手
中」。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74.
30 1838 年2 月,在裨治文和伯駕的共同努力下,並得到在華英美商人的捐款而成立,希望以施醫贈藥
的方式來傳教。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頁76。


部會提供一部印刷機和一盒英文活字、以及同孚洋行的老闆奧利芬允諾提供了一棟樓
房、保證經費、並願意承擔出版方面的所有虧損」36之下成立的。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
教士裨治文和稍後來華的衛三畏,是這份刊物的靈魂人物,裨治文是編輯,衛三畏擔
任印刷和聯合編輯的工作。當裨治文於1847 年5 月前往上海之後,《中國叢報》的經
營已完全交給衛三畏,一直到停刊為止。《中國叢報》刊發論文、遊記、書刊評介、大
事記、檔案資料、通訊、書信、消息等。創刊的目的在於多方面搜集中國的情報,對
中國的政治制度、文化風俗、山川地理、軍隊裝備、礦藏物產等方面進行詳細調查和
介紹,也報導中外貿易、外國人在華活動和討論對華政策。最初印行400 冊,最多時
增至1000 冊,該刊於1851 年停刊,歷時20 年,共出20 卷,最後一卷附有總索引(General
Index)。
《中國叢報》的訂閱者分佈的地區十分分散,幾乎遍及五大洲(除了南美洲之外)。
37 但是,主要的讀者主要還是分佈在兩個地區,一為亞洲,一為美國和歐洲,尤其是
以在華外國人為主要讀者。這些讀者的身分似乎都是一些特定的職業,其中最多的為
傳教士、商人、學者、宗教人士或作家。中國廣州共有200 位訂閱者,這個數字值得
注意,因為1837 年1 月共有307 位西方男性在廣州,其中的158 人是英國人,44 人是
美國人,這也就意味著1836-1837 年間,廣州外國人社群中的2/3 的西方男性都是《中
國叢報》的訂閱者。1836 年時,只有七位傳教士在中國,因此《中國叢報》的讀者大
部份應該都是商人。這些商人常常將閱讀過的《中國叢報》寄給他們在美國的親友,
如賓奈特.福貝斯就常常與他在家鄉的妻子蘿絲(Rose)分享《中國叢報》上的文章,
尤其是關於鴉片貿易的論述。38 即使這些商人後來返回他們的國家,仍然會繼續訂閱
《中國叢報》的期刊本。
至於投稿者,在最後一期衛三畏所做的總索引中一共列出了大約100 位的投稿者,
約略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包括五位主要的投稿者:裨治文(E.C.Bridgman
,他一人就有400 篇以上的文章)、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馬儒翰(J.R.Morrison,馬禮遜之子)和普魯士籍的傳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第二類則包括了大部分的投稿者,他們多半只投稿一或兩篇文章,有一些
(所佔比例很少)的投稿者為匿名的方式刊登。這些投稿者的身分不是傳教士就是商
人,要不就是英國官員、翻譯、醫生、出版商、船長、傳教士妻子、或是中國籍的基
36 事實上,奧利芬的支持是《中國叢報》能堅持20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叢報於1851 年停刊,除了因
為銷售量的下滑造成虧損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1851 年6 月,奧利芬在返回美國的半途上死於埃及
開羅,George Danton 甚至將《中國叢報》的結束完全歸因給這個因素,認為在這位一直以來完全吸
收《中國叢報》虧損的支持者死後,《中國叢報》已經無法負擔持續的虧損了。Elizabeth L. Malcol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1800-1850)”Modern Asian Study,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1973,7,2), pp.165-178.
37《中國叢報》並未立即公佈他的發行(訂閱)數字。事實上,在他發行的二十年中,只有一次在這個
問題上給過具體的數字,這些數字出現在1836 年8 月的一篇討論東亞和東南亞發行的西方期刊的文
章中,雖然是非常貧乏的資料,但是總算可以揭露一部分事實和真相。發行份數如下:中國(200)、
美國(154)、英國(40)、巴達維亞(雅加達)(21)新加坡(18)馬尼拉(15)三明治島(夏威夷)
(13)孟買(11)孟加拉、尼泊爾、阿薩姆(7)麻六甲(6)檳榔嶼(馬來西亞)(6)雪梨 (6)漢
堡(5)開普敦(4)暹羅(4)緬甸(3)錫蘭(2)(共計發行515 份)。Elizabeth L. Malcolm, p.170.
38 Phyllis Forbes Kerr,(ed.), Letters from China : the Canton-Boston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Bennet Forbes,
1838-1840 , and with background essays, by Mystic, Ct. : Mystic Seaport Museum, Inc., c1996. p.142.

督徒。《中國叢報》投稿者的名單幾乎包括當時所有英國和美國在中國的重要學者。39 這
份期刊雖然包含了許多以事實為根據的資料,但是也同時包含著一些相當明顯的偏
見,以十分強烈的基督教的口吻,親西方的立場,支持不受限制的中西交往和強烈批
評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為主要特色。40 在當時資訊缺乏的情況下,《中國叢報》要比在西
方出版的其他有關中國的著作更佔優勢,因為它大部分的撰稿者都具有直接和中國接
觸的經驗,許多人會講中文,還有一些更直接的參與了那個階段中國和西方重要大事
的交涉。相反的,西方有關中國的出版品不但數量少而且資訊多不正確。《中國叢報》
20 年餘來,不斷的提供有關這個巨大帝國的可靠和詳細的訊息,它是翻譯中國政府法
令和公告的唯一來源。大部份《中國叢報》上的文章後來都會被美國的報章雜誌轉載,
增加了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它不僅保留了有關1830-1850 年之間中國的政治、社
會、經濟的許多珍貴的資料,同時也提供了龐大的引人入勝的有關於早期的新教傳教
士們的觀點和態度的文章。它的內容豐富,定期出刊,受到西方人士的高度評價。《中
國叢報》大部分的歲月都是在廣州度過的,後來曾經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短暫移轉
到澳門(1839-1844)和香港(1844-1845),現今這份刊物已成為研究鴉片戰前廣州
外國人社群最豐富的史料來源。
從1836 年5 月到1837 年4 月的《中國叢報》上,裨治文一共印行了17 篇有關鴉片
貿易的歷史和鴉片貿易在中國的現況的文章,其中大部分都在描述鴉片對中國的社
會、商業和政治生活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另外,他又陸續寫做了許多抗議鴉片貿易的
文章,例如:<歐洲、中國和印度的罌粟生產> (Cultivation of the Poppy,in Europe,
China,and India), <論供應中國市場的鴉片製造>(On the Preparation of Opium for the
Chinese Market),<對華鴉片貿易>(The Traffic in Opium Carried on with China),<中國
的鴉片製造方法>(Chinese Method of Preparing Opium for Smoking)等,在這些文章中,
裨治文重述了有關鴉片的相關歷史資料,解釋了罌粟耕種方法和加工程式,描述其在
英國殖民地印度的耕作及傳入中國的歷史過程41。再如<鴉片貿易危機>(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論目前鴉片貿易危機>(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等文章中,裨治文呼籲「首先討論重大的道德問題」、「將鴉片氾濫的原因歸結
為中國官吏的貪污腐敗是不能成立的,由於我們的愚蠢和輕忽,我們的民族特性跌落
到塵埃之中,要改變這一切,西方人在中國就必須按真正高貴的和基督宗教的準則行
39 這種說法顯然是真的,這些投稿者包括:Thomas Francis Wade(1818-95),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後
來升任英國駐中國的大使(1871 年),他也是第一位劍橋大學的中文教授(1888 年)。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英國派駐廣州的商務監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t Canton),一位中國文學的
專家,後來擔任香港的第二任總督(1844-1848)。Sir John Bowring(1792-1872),為Jeremy Bentham
和Lord Byron 的好友,這兩人為十分激進的Westminster Review(英國會議事廳評論)的編輯,Jeremy
Bentham 後來為香港第四任總督(1854-59)Caleb Cushing(1800-79),反應敏捷的律師和外交官,負
責協商1844 年第一次中美條約(望廈條約)。Peter Parker(伯駕,1804-88),為中國第一間西式醫院
的建立者。Elizabeth L. Malcolm, pp.174-175.
40 這種態度完全展現在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身上,他宣稱:孔夫子所有的被中國人稱為神聖的
作品和聖經比較起來全部都顯得「微不足道」。許多傳教士甚至認為除非中國人開始使用刀子和叉子,
否則中國文明都不算適當的改變。Gary Lee Todd, American Perception Of China (1840-
1860),Thesis(Ph. D.)--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1987. p.15.
41 E. C. Bridgman, "Cultivation of the Poppy, in Europe, China, and Indi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No.
10, February, 1837, pp. 470-475.
事,放棄鴉片貿易」42。另外他還寫了<對鴉片使用的新抗議書>(A New Paper
Remonstrating against the Use of Opium), 在這篇文章中,裨治文從道德角度闡述鴉片貿
易之危害,試圖以基督宗教倫理的精神喚醒鴉片貿易者的良知,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
43此外,他還翻譯了<勸誡圖>(Admonitory Pictures)、<洋煙十毒論>(Foreign Opium a
Poison:Illustrated in Ten Paragraphs)等文章,描述鴉片如何「耗盡人體的精氣,損毀人
體的骨血,揮霍所有的財產,導致淫亂與踐踏法律」。44
1839 年5 月25 日,以奧立芬為首的一些美國在華商人集體向美國國會呈遞備忘
錄,宣稱,他們堅決反對美國人從事對華鴉片貿易,並表示:「無論是從道德的和仁愛
的角度考慮,還是僅僅作為一個商業主張,……我們都極希望看到中國的鴉片進口和
消費徹底終結」。45 同時,備忘錄也向美國政府告知「美國商人同意與林則徐具結保
證書的決定,聲明他們相信中國政府禁煙的決心,並且表示將來不再參與毒品交易」。
有學者指出:「雖然不知道裨治文是否直接參與了這份檔的起草,但其中的建議則與他
在《中國叢報》上長期宣導的主張幾乎一致」46。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在華商
人向國會所呈遞的這份備忘錄,肯定包含了裨治文等早期在華傳教士所追求的心願。
儘管傳教士們意識到鴉片問題可能會引發中、英兩國矛盾激化,但他們還是將此次向
國會呈遞備忘錄視為邁向結束鴉片貿易的一個重大進步。同一時間,裨治文在《中國
叢報》上闡明類似的觀點。他說:「當西方人適時地覺察到這些他們長期充當幫兇的可
怕罪惡時,他們不僅會終止以前的活動,而且會像真正的基督徒慈善家一樣,去努力
彌補其所造成的罪惡」。47。
另一位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同樣反應激烈。
他認為鴉片貿易的細節若是能頻繁的被報導和傳播,一個被充分告知的美國社會大眾
將較容易認知鴉片貿易的罪惡,並將樂於見到這種罪惡的終止。在一篇控訴鴉片害人
的文章中,他說到:「走過廣州的街道,親眼目睹這些吸食者的情況,鴉片可說是現今
所知最具毀滅性的一種麻醉劑,可怕結果幾乎觸目可及。一個鴉片成癮的人是最可鄙
的傢伙,最墮落也最沒用。…如果他20 歲開始吸食,30 歲時就會死亡,他的面容蒼
白、眼神呆滯、記憶渙散、步履蹣跚、道德和勇氣消失、極端消瘦、身型有如鬼魅。
他受制於這種藥品、有如奴隸…陷入最墮落的情況,隨時準備賣妻賣女,…為了求得
一時肉體和精神上的快感,…但這種快感瞬間即消失,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惡夢,陰
暗的地獄、無止盡的恐懼。不停的生病、嘔吐、腹瀉、直至死亡,才能由這種肉體和
精神上的放縱中解脫出來」。他明確表示:「在有記載的商業史上,尚無任何一種貿易
比鴉片貿易更缺乏良心」48。美國第一個來華醫學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1834 年來
42 E. C. Bridgman, "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Ⅷ, No. 1,
May, 1839, pp. 1-8.
43 E. C. Bridgman, " A New Paper Remonstrating against the Use of Opium"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Ⅷ,
No. 21, May, 1838, p.19.
44 E. C. Bridgman, " Foreign Opium a Poison:Illustrated in Ten Paragraph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Ⅷ,
No. 12, August, 1838, pp. 13.
45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 123.
46 Michael C. Lazich, E. C. Bridgman(1801-1861),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p. 181.
47 E. C. Bridgman, "Remarks on the Present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Ⅷ, May,
1839, No. 1, p. 43.
48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華),不僅對鴉片貿亦予以譴責,還間接參與到林則徐的禁煙事務。1839 年7 月,林則
徐曾通過有關人士向伯駕求得一個「可以治療所有吸食鴉片者的藥方」。伯駕呈給林則
徐一份有關鴉片對人體系統作用及治療毒癮基本原則的報告。後來,林則徐又希望伯
駕能夠為其提供一種「對鴉片吸食者的特效藥」,「一種可以解決無論年齡、性別及患
有其他疾病、針對所有鴉片受害者的藥方」。伯駕再次表示並無快速治癒的藥物可用,
唯一的希望就是通過減少吸食量來逐漸降低毒癮。49
至於美國傳教士反對鴉片貿易,最重要的出發點當然是人道主義,但是從某些客觀
環境所顯示出來的訊息,美國傳教士和許多有識之士,都察覺走私鴉片是得不償失,
百弊無一利的。美國鴉片輸華雖然增長快速,卻還不到威脅英國東印度公司鴉片霸權
的地步。在早期中美貿易中,美國輸華鴉片無論是其總額還是在中美貿易總額中所占
比重,都是相當有限的。50 對英國來說,鴉片貿易不僅增加了印度的收入,加強了東
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而且能夠把這種收入轉移到英國去,彌補英國在中國市場上
的貿易逆差。因此,林則徐禁煙所引發的鴉片危機使英國資本家們大為恐慌,他們擔
心停止鴉片貿易將嚴重削弱印度對英國棉織品的購買力,英國資本家堅定地支持政府
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其原因即在於此。相對來說,在早期中美貿易中,美國商人輸
華鴉片在輸華總額中所占的比例是很有限的,而且這些鴉片又非美國本國產品。從某
種程度上看,鴉片走私活動雖然減少了美國對華硬幣的輸出,給早期美國對華貿易帶
來了一定的好處,但並沒有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部分美國人看待鴉片貿易出
現一種完全不同的論點,就是「鴉片貿易破壞了中國的購買力,影響了美國其他商品
的對華輸出」。51 他們認為隨著鴉片走私的日益猖獗和鴉片進口量的逐年增加,中國的
白銀大量外流,財源漸趨枯竭,社會購買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當時的情況下,只
有鴉片貿易始終是採取先付款後交貨的方式,不會出現倒賬,但吸收了大量的白銀,
而使其他合法貿易難以進行。由於缺乏現銀,中國行商往往採取賒賬的方式進口外國
商品,從而造成了巨額商欠。就在鴉片大肆氾濫,中國財源漸趨枯竭之時,美國的紡
織品正努力的進入並希望進一步擴大中國市場。美國原是中國最大的土布(南京布)
市場,但到19 世紀上半期,隨著美國工業革命的發展,美國紡織業有了蓬勃的成長,
逐漸在美國市場排擠了中國土布,並於1830 年代開始反向輸入中國。1838 年,美國
輸華棉布總銷售量突破了50 萬美元,在1842 年10 月到1843 年7 月的9 個月內,更
達到了170 萬美元以上。52 由於美國在鴉片貿易中的份額還不到英國的 5%,但是美
國在合法貿易中遭受的損失,是難以在鴉片貿易中獲得彌補的,這種狀況,對美國工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Vol.Ⅱ, New York: Scribner, 1883, p. 563,p.
657.
49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89.
50從1818 年到1833 年,美國商人對華貿易商品總額為9760 萬元,其中鴉片為492 萬元,僅占對華貿易
商品總額的5%。英美兩國相比,美國輸華鴉片僅為英國的4.7%。 相對而言,英商輸華鴉片無論在
總額上還是在中英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都相當大。1818-1833 年,英國商人對華貿易商品總額為30441
萬元,其中鴉片為10430 萬元,占輸華商品總額的34%。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
科學出版社,1955 年版,頁34。
51 例如同孚洋行老闆奧利芬說,「我之所以要譴責鴉片貿易,是因為它猶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 界上
四億人民的堅硬壁壘,是那些商品市場的破壞者」。 Chinese Repository,1837,1,p.418.
52 何大進,〈鴉片戰爭時期的美國赴華傳教士與關國侵華政策〉,《世界歷史》,1990 年第5 期,頁81。

4. 港人 2019-07-09 12:12:37
下部轉載:


十九世紀前期美國在華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態度及其影響

業產品努力開拓中國市場的企圖,顯然造成了不利影響。53
其次,美國雖然並不是最重要的對華鴉片貿易的國家,但是隨著介入這種非法貿
易的程度愈來愈深,還是使得美國商人和清政府的關係陷入緊張,早期赴華美商因貿
易條件與英商不同,一般說來較英商來得「循份守法」。當時美國國小力弱,政府對赴
華貿易的商人幾乎是採取一種放任的態度,一旦發生什麼糾紛,美國商人「是無法指
望他們的政府給他們以有效的支持的」54。相對的英國商人卻可以獲得東印度公司這個
強大組織的庇護,在這個組織的背後,則是與其利益息息相關的世界頭號殖民強國。
英國商人可以通過東印度公司乃至英國政府顯示其力量,以維護他們的權益。美國商
人除了資本微小、勢單力薄外,還因為獨立戰爭的宿怨和商業利益的競爭而常常受到
英國商人的排擠和壓制,美國商人在關鍵時刻求助的往往是中國政府,因此總是努力
的希望博得中國政府的好感,在早期英美對華貿易中,美國人似乎更需要中國人的友
誼。55 因此,在中國人看來,美國人一向表現得特別「恭順」。1844 年清政府給美國
公使顧盛的覆照中寫道:「貴國與中國通商200 年來,凡屬商人遠來粵者,無不循份守
法,中國亦無不待之以禮,毫無不相和好之處」56。然而,鴉片貿易卻使美國商人「循
份守法」的形象大受損害,因鴉片走私而引起的中美糾紛也時有發生,這給當時中美
之間的和諧關係,無疑蒙上了一層陰影。
另外更重要的,對美國在華傳教士而言,鴉片貿易是傳教事業的頭號大敵,嚴重阻
礙傳教事業的發展。白膚藍眼的西方人販賣骯髒的鴉片,引致中國人對福音傳佈者—
同樣是白膚藍眼的西方傳教士,產生同樣的惡感和憤怒,影響中國民眾對福音的接納。
衛三畏於1851 年《中國叢報》上所寫的一篇有關鴉片的文章中,指出通商口岸的傳
教事業缺乏突破性的勝利,是因為中國人始終將基督教和非法的鴉片貿易連在一起,
因此任憑傳教士如何生動的講解福音,談論金科玉律(the Golden Rule),也無法掩蓋
西方人販賣鴉片的事實。傳教士宣稱的基督的慈愛遭受懷疑,也破壞基督教擁有較高
的道德的說法。雖然傳教士與這種可惡的行為並無關係,但是中國人卻無法分辨其中
的界線,傳教士最常受到的質問是:「基督教是你們西方人帶來的,難道鴉片貿易不是
你們西方人帶來的嗎」﹖「不是你們這些基督的子民在賣鴉片給我們中國人嗎」﹖「鴉
片販子即西方人」、「西方人即鴉片販子」的認知已深深地烙印在中國民眾的腦海之中,
中國人認為從事這種買賣的民族是沒有資格向他們傳播宗教,激勵他們向善的。同孚
洋行老闆奧立芬曾說:「我之所以要譴責鴉片貿易,因為它是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
四億人民的堅硬壁壘」。57許多傳教士開始產生一種共同的看法,那就是鴉片貿易已經
成為他們在中國傳福音時最主要的障礙。


53 何大進,〈早期英美對華鴉片貿易比較研究〉,《史學月刊》,1998 年第4 期,頁52。
54 Foster Rhea Dulles, China and America :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6. p.15-16.
55 例如1804 年,美國商船在珠江口遭到英艦加羅琳號的強行搜查,並被帶走兩名船員。美國領事愛德
華.卡林頓在交涉無效後,便與其他27 名船員聯名呈文廣東巡撫,請求清朝官府「主持公道,務使
美國水手得以歸還」,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73.
56《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6 冊,頁2808。
57 何大進:《略論早期美國赴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歷史教學》1998 年第4 期,5~6 頁。

裨治文、衛三畏、伯駕和其他《中國叢報》的投稿者,雖然極力轉變西方人對鴉
片的觀感,但是對那些走私者的影響力仍是非常微小的。英國兩個在華最大的洋行—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Co)和寶順洋行(Dent Co.),還是能夠利用他們的力量
去影響諸如律勞卑勛爵(Lord Napier) 、義律(Charles Elliot)和其他主要的英國外交人員
58。至於美國,雖然國內有公開而且強烈的抗議聲音,但是美國的公司如旗昌洋行
(Russell and Company)、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Co.)介入這項貿易的程度也愈來愈深,而且和英國人聯合,阻擋官方任何終
止這項貿易的努力59。裨治文等人渴望與中國人建立一個公平而光榮的關係,但卻成為
不講道德只顧牟利的西方的鴉片走私商人的犧牲品。
在1837 年中,中國政府終於在鴉片這個議題上做成了最後的決定,決心實行嚴厲
的禁絕非法買賣鴉片的措施。一份皇帝的詔書被送達中國廣東地區的官員手中,要求
所有都停泊於伶仃島或是其他靠近珠江口的口岸載運鴉片的船隻,都必須立刻返回他
們的國家。第二年(1838 年),清廷派遣了一位欽差大臣-林則徐來嚴格執行大清帝
國的法律,完全禁止鴉片的走私行為。林則徐由1837 年開始擔任湖廣總督,他得到不
少處理鴉片走私問題的經驗,在朝廷高官們廣泛深入的爭辯此一問題時,他積極禁煙
的言論感動了道光皇帝。在經過了19 次單獨謁見道光皇帝之後,林則徐被授予了欽差
大臣的權力,對廣東的鴉片貿易進行調查,可以採取必要和權宜的措施來控制情況。
1839 年3 月10 日,林則徐來到廣州,他以積極的手段執行他的新政策,3 月18 日,
他發出一份命令給西方商人,命令他們將所有停泊在伶仃島和其他口岸船隻上的鴉片
交出,由中國官員公開焚毀。除此之外,林則徐要求所有的外國商人簽署一份書面協
定,這份協定以中文和外國文字寫成,明白要求所有的船隻今後永遠不許再載運和販
賣鴉片,一經查獲,船隻沒入(充公),人員處死,不得有異議。為了確保命令的執行,
林則徐以死刑(絞刑)威脅那些公行中的商人,他們被懷疑縱容鴉片的走私。林並堅
持在他的命令確實執行之前,所有外國人都將被當作人質,被約束於外國商館中。經
過幾個星期的對峙之後,廣州的英國商人決定交出他們手中的鴉片,以換取他們的自
由,但是拒絕簽署任何書面的協定來重啟中英之間的合法貿易。英國商人最後離開了
廣州來到人口極少的香港島,並採取防衛的態勢。美國的商人,在同孚洋行的領導下,
以及裨治文和他的傳教士同僚的鼓勵之下,最終同意簽署了林則徐的書面協定,因此
被允許重新不受干擾的恢復他們的商業活動。美國商人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受到英國強


烈的反對的,美國當時的領事彼得‧斯諾(Peter Snow)也不贊成美國商人所表現的順從,
但是他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扭轉此一局面 。此時留在廣州的美國商人利用中英對峙的局
勢,從仲介貿易中獲取暴利,還贏得中、英兩國的好感。義律回過頭來感謝美國商人
提供的仲介服務,而清朝官員則誤認美商為有「傾心同化」之意的「良夷」。60。受到

58 些公司如何運可參考Hanes, W. Travis/ Sanello, Frank ,The Opium Wars: The Addiction of One Empire
and the Corruption of Another, Sourcebooks Inc .2004.
59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
Arno Press, 1981),p.110.
60 Jacques M. Downs, The Golden Ghetto, p.181.

鼓勵的裨治文希望他的努力可以成為終止這項非法貿易的第一步,他在1839 年5 月向
美國海外宣教協會所做的報告中,主張:「英國、印度、…和所有的基督教國家必須由
這種會造成傷害的罪惡中覺醒」,他也將這些感情豐富的呼籲更寫進了《中國叢報》中
61。虎門銷煙時,裨治文在林則徐的邀請下,參觀了全部過程,後來更公開的描述他和
這位中國欽差大臣的會面經過。林則徐當時表達出一種極端熱切的情緒,希望能透過
英國的最高統治者來制止鴉片貿易。在和林則徐會面後不久,裨治文將林則徐呈遞給
英國女王的一封信刊登在《中國叢報》上,裨治文充分了解刊登這樣的一封信,英國
政府官員一定能夠看見。林本人最後安排英國商船湯瑪士‧庫次號(Thomas Coutts)的艦
長華納(Warner)將這封信攜帶至英國,但是英國的外交部在獲悉這封信的內容後拒絕接
受它62。
1839 年,裨治文在《中國叢報》合訂版的引言中,表達了一些相同的觀點。他稱鴉
片為「一種罪惡,絕不少於,或許還多餘奴隸制度和放縱情慾兩者的結合」。又指出,
「從某些方面看來,這種罪惡-「流動的毒藥」,導致了今日的危機」,宣稱買賣鴉片
是「罪惡的泉源,摧毀生命、財產和道德」,而「鴉片最讓人震驚的是一項事實-就是
所謂的外國人、開明國家、甚至是基督教世界的人們,成為主要提供和供應這項惡名
昭彰的毒品的代理人」。裨治文甚至尖銳的批評英國:「英國今日已無一人可以被列入
高貴的社階層,如果他們的東方財富是來自販售鴉片」63。顯而易見的,此時裨治文對
西方商人的批評已經較先前坦率而直接了許多,但是他還是拒絕直接指名道姓,在這
些抗議鴉片損及中國的未來的文章中,我們發現裨治文並未直接的攻擊那些應該負責
的走私者,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那些最嚴重的犯法者,如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和藍斯洛特.顛地(Lancelot Dent)等
大鴉片商人都是裨治文和他的傳教士同僚們當時成立的慈善機構的主要贊助人。
美國傳教士對鴉片貿易的批判言論,還是在美國國內造成了很大的迴響。在鴉片戰
爭前後,許多美國人的「中國印象」,都受到裨治文和他的廣州同僚們的的影響。丹涅
特曾言:「美國傳教士的作品刺激起美國人前所未有的對中國這個帝國的善意與關心,
他們描寫鴉片貿易所產生的邪惡也成為塑造美國公眾意見的強而有力的一個因素」64。
戰爭爆發後,傳教士們更積極的介入了美國的外交事務。當時,代表美部會在廣州設
立傳教士醫院的彼得‧伯駕(Peter Parker),在同孚洋行老闆奧立芬的贊助下返回美國進
行訪問,彼得‧伯駕當時已是一位聲望很高的人,他在他廣州的醫院中治好過成千上
萬的中國病人,這樣的訊息早已廣泛的被刊登在教會通訊(Missionary Herald)或其他
的新英格蘭地區的期刊上,因此他的訪問引起很多美國人的注意。1840 年12 月,他
在纽黑文(New Haven)待了一陣子之後,啟程前往華盛頓,目的是吸引那些對中美關係
有決策權力的官員的注意力。旅程中,他面見了總統馬丁‧範布倫(Martin Van Buren)、
國務卿約翰‧福塞思(John Forsyth),也被介紹給一位深具影響力的麻州參議員-後來
的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韋伯斯特對彼得‧伯駕的意見表現出
極大的興趣,要求他上呈一份更詳細的報告供他參考。韋伯斯特後來在中國政策的制
61 Chinese Repository, June, 6,1839 , p. 24.
62 Chinese Repository, Sep.17,1839, , p. 40.
63 Chinese Repository, Sep.17,1839, , p. 40.
64 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02.

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彼得‧伯駕仔細寫出來的建議文字應該深具
重要性。伯駕認為中國人只希望用一種方法來恢復商業活動,那就是終止鴉片這種非
法的貿易之外,還必須讓中國天朝不失面子和威信。他也向韋伯斯特力陳複雜的中美
關係必須要由沒有私人利益、了解中國、深思熟慮的紳士們來作調人,他們要能與中
國的知識份子進行對話。伯駕的文字相當明顯暗示他的傳教士同僚們是最有能力和最
適合的人選,他甚至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他和他的同僚已經準備好了。65其後,他向不
同的組織和機構所做的證道和演說-包括參眾兩院-使中國的鴉片貿易問題受到美國
政府和公眾前所未有的關注,並使中美關係成為國內日益突出的焦點問題之一。因此,
當中英鴉片戰爭的相關消息愈來愈多傳到美國時,美國政府中的官員也愈來愈了解英
國發動這場戰爭的目的,以及這場戰爭會給美國的中國利益帶來哪些潛在的影響。許
多美國人對於伯駕報告中提及他們的同胞牽扯到鴉片這項非法貿易而深感不安,他們
強烈的要求政府必須完全禁止美國船隻走私鴨片。新當選的美國總統約翰‧泰勒(John
Tyler)採取了不介入戰爭的立場,但是仍派遣東印度艦隊(East India Squadron)開赴中
國以維持美國貿易商人的合法權益,裨治文此時為美國艦隊擔任翻譯。美國不斷重申
將會嚴懲那些走私鴉片的船隻-不論是美國船隻或是其它懸掛美國國旗的船隻。許多
英國人利用所有可能的機會嘲笑美國政府偽善,畢竟,連新任的美國駐廣州領事保羅‧
福貝斯(Paul S. Forbes),眾所周知的涉入鴉片貿易。66 但是畢竟英美兩個西方政府對鴉
片貿易的態度是有所差異的,這樣的差異後來反應在美國第一次和中國政府簽訂的正
式條約—望廈條約上。
望廈條約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條約結束了鴉片戰爭,也代表一個中西關係新紀元的開始。它
終結了限制嚴格的「廣州貿易制度時期」,標示著中西「條約口岸貿易制度時期」的開
始。美國傳教士對可以在五個新開放的通商口岸推展傳教事業感到興奮,但是也對於
並未終止鴉片貿易深感失望。面對現實環境,他們此時略為克制了一向對西方鴉片商
人的尖銳批評。一些歷史學者如克利夫頓‧菲力普斯(Clifton Phillips)等人,甚至認為他
們「快速的轉變了立場」。更精準的說,他們將此次「不公義的鴉片戰爭」,慣常的解
釋為「上帝安排之下不可知的事務」,是「上帝為這個國家安排的最終救贖」。裨治文
談到:「痛苦不斷的降臨到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身上-鴉片的引進、緊接而來的戰爭、水
患和天災、人民的騷動-上帝顯然在實現他的偉大的設計,但是在怒火中祂仍記得慈
愛,在混亂中祂仍記得秩序、在罪行中仍有善行,甚至將人們的邪惡提升為神賜的光
榮。祂的允諾十分確定,所有不信祂的人都會交給祂的聖子耶穌,全世界都將讚頌祂
的名」67。這些言論雖然不代表傳教士們已經放棄了他們一向批判鴉片貿易的崇高道德
標準,但是也多少顯示了他們默認了鴉片貿易快速增長的事實,降低了他們認定罪惡
的標準。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叢報》原來激烈的譴責鴉片貿易的文章完全
65 Rev. George B.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183.
66 Charles C. Stelle, "American Opium Trade to China Prior to 182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9,
December, 1940, p.8.
67Charles C. Stelle, "American Opium Trade to China Prior to 182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9,
December, 1940, p.10.


失去了蹤影,在一段時間裡,傳教士們似乎放棄了他們的一直所從事的運動,而將新
希望寄託在即將到來的雙方政府簽訂的正式條約上,希望以此來對鴉片貿易進行更有
力的約束。
因為懷抱這樣的希望,美國傳教士對政府所派出的訂約代表團,願意提供所有可
能的幫助,就連美國海外宣教協會都改變了他們一貫的立場。在此之前,美部會常常
警告他們的傳教士,不要介入東亞地區的政治。現今,美部會的執行委員會卻對美國
的訂約代表團表現出一種不尋常的高度關切。1843 年約翰.泰勒總統(John Tyler)任
命加雷.顧盛(Caleb Cushing)率使團赴華談判中美望廈條約。加雷.顧盛為前麻州
眾議員,當時為外交委員會的成員,他與旗昌商人有密切關係,是普金斯洋行的領導
人約翰.顧盛的堂弟。陪同加雷前來代的表團秘書是弗萊徹‧韋伯斯特(Fletcher
Webster),他是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兒子。伯駕在離開中國之前
曾和新任的總統泰勒見面,他所遞送給泰勒和國務卿韋伯斯特的意見書,非常清楚的
反應在總統先生給顧盛代表團的訓令上。美部會也修正了先前不可和任何政治事務有
所牽連的禁令,秘書魯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在1843 年6 月寫給裨治文的信
中提及:「顧盛代表團的目標,按照我們的了解,是支持你的想法的,雖然並非完全一
致,但是我們相信,它對我們最關注的部份-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美部會後來給予顧盛最重要的服務-提供傳教士擔任諮詢和翻譯的工作。魯弗斯‧安
德森特別推薦裨治文,他也注意到彼得‧伯駕。伯駕當時已由1842 年10 月開始的訪
美和後來歐洲的訪問中回到中國,他不通中文,因此無法擔任翻譯的職務,但是他的
影響力卻絕不容忽視。他停留美國期間,廣泛的和政府中具有影響力的人士接觸,被
認為是極具聲望的中國問題專家,更不用提他的妻子哈麗亞特‧韋伯斯特(Harriet
Webster),是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的親戚。因此,當顧盛到達中國時,裨治文和伯
駕都被徵召來協助他進行和中國政府的談判,擔任折衝第一個中美條約的艱鉅的任
務。68
1844 年6 月,美國代表團在和中國官員對禮儀問題進行冗長的交涉之後,終於在
澳門旁邊的望廈村媽祖廟中見到了清朝的談判代表耆英(Qiying),美國代表團提出了
一份草案,交給兩廣總督耆英的部屬去審查。這份文件包括了大部分後來成為望廈條
約正式內容的條款,其中包括確定美國的商船在中國新開放的口岸裡,可以享有中國
給予英國同樣的利權,而且堅持將來在中美關係上,美國一定要享有最惠國待遇。至
於傳教士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有關鴉片非法走私的相關條文,裨治文等人發揮了他
們一定程度的影響。望廈條約不同於中英南京條約,南京條約巧妙的避開任何與鴉片
貿易有關的事項,望廈條約中卻明白揭示「任何美國人意圖從事中國政府不允許的貿
易,或是販賣鴉片和其他的違禁品,都將送交中國政府處理,他將不可能獲得來自美
國政府的任何支持或保護」。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也誓言將防止他們的星條旗被其他國
家濫用,成為違反清帝國法律的掩護。69 雖然傳教士真心的希望以他們的努力阻擋這
項非法貿易,美國在望廈條約中,也的確列入了反對鴉片的條款,但是事實上,對減
緩這項非法貿易毫無效果。如同查理斯‧史特爾(Charles Stelle)所指出的,只是將執行
68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
Arno Press, 1981),pp.122-123.
69 "Journal of Occurrence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Ⅺ, No. 4, April, 1842, p. 239.


的責任交到中國人手中,合眾國並未由鴉片走私的源頭給予必要的打擊和限制,在望
廈條約簽訂之後的幾年內,鴉片貿易反而成長迅速,傳教士只不過在道德上將他們自
己和他們商人同胞所的罪行分開而已。他們所建議的望厦條約中的條款,反而更進一
步提供西方人保護,不論是治外法權或是用強力打開中國的通商口岸,都使得西方商
人可以更加深入中國,也使得中國想要阻止鴉片貿易或是使他們自身免於西方國家經
濟的掠奪變得完全不可能。望廈條約在中美關係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路標,標示著美國
文化和經濟入侵中國的開端70。
天津條約與鴉片上稅條例
在中國通商口岸的體制建立之後,非法的鴉片貿易蓬勃發展,走私鴉片的利潤大幅
的增加,鴉片所帶來的傷風敗俗的風氣更加嚴重,中國社會吸鴉片成癮的人口驚人的
快速成長,帶來難以承受的惡劣影響。新的傳教據點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在不同的通商
口岸成立,美國傳教士更加深入中國,目睹這一切。傳教士們對鴉片貿易的態度又有
了轉變。他們不再像從前那樣努力地要根絕這種貿易,他們開始嘗試思考將鴉片轉變
為合法貿易的可能性。諷刺的是鴉片合法化一直以來都是那些走私商人最贊成的一種
發展方式。這段時期以來,通商口岸的外國報紙上不斷有文章在討論這個議題,很多
商人批評他們的政府在爭取合法化的問題上態度不夠積極。絕大多數的走私者也不滿
意於被中國人或是自己國家的同胞嚴厲譴責為犯法的歹徒,他們聲稱願意合法的上
稅、合法的做生意,只是中國政府不願接受。傳教士也開始思索若將鴉片貿易合法化,
是否可終結現行的鴉片走私中的欺詐、暴力、貪腐等現象。因此,合法化逐漸成為西
方商人和傳教士整合起來的共同意見。
傳教士社群中明顯的態度轉變最早表現在1847 年裨治文和衛三畏兩人在《中國叢
報》上所刊載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一位未署名的商人在爭辯合法化問題時,要求大
家觀察「在現今的體制(未合法化)之下,支持了多少的走私者和海盜,造成恐怖和
殘暴……,鴉片本身沒有罪惡,這種制度引導出許多罪惡」,「我們深感恥辱,……在
鴉片戰爭結束後,這種藥品(鴉片),並未在隨後的條約中獲得合法地位,西方國家的
政府未能給予從事這項貿易的商人必要的保護,使得中國人視他們為不守法的無賴」、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所有好的行為都被中國商人忘記了,他們在跟我們交往的過程
中,永遠只記得我們這項主要的缺點」。雖然,裨治文和衛三畏當時可能並不希望太過
草率的修正他們在這個議題上的立場,但是《中國叢報》後來又陸續刊登了好幾篇重
要的主張鴉片合法化的文章,相當程度內顯示編輯的本身也可能是這種立場的支持
者。也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1850 年代早期,美國傳教士對鴉片問題的立場已
經經歷了一種基本的改變,鴉片損害中國人健康和幸福的人道的關切,已經被鴉片貿
易損害西方人的名譽的這種更大的關切所取代了,因為這種印象會阻礙中國人皈依基
督教。傳教士這種觀念的轉變,相當程度內影響到美國後來在1858 年中美天津條約的
協商和談判。
在鴉片戰爭後的十年,西方的主要強權國家已經不能滿足於南京條約後新建的「通
70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
Arno Press, 1981),p.167.

商口岸體制」了。許多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對於通商口岸的中國官員有意的刁難和他
們行政效率的牛步化都深感挫折。英國人開始要求修改他們先前與中國在1842 年達成
的協定,他們重施故技以優勢的武力脅迫中國接受他們新的要求。英國利用1856 年
10 月所發生的「亞羅船事件」為藉口發動了一場戰爭,法軍也隨之而來。英軍於1857
年12 月攻擊廣東,而且繼續沿著海岸而上,直到1858 年5 月,結合上法國的海軍武
力,北上攻下戰略要地大沽口,英法聯軍可以由此直接上溯到天津港。清廷大為震動,
咸豐皇帝承認失敗,他派遣了桂良火速的由北京趕赴天津善後。中國和外國的協商代
表群集於天津,在英國和法國大炮的持續威脅之下,雖然中國的談判代表用盡力氣想
抵擋英國的首席談判代表額爾金勳爵(Lord Elgin)所提出來的眾多繁難的要求,桂良還
是被迫向咸豐皇帝報告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異常傲慢自大,天朝不能隨便的捋虎鬚。因
此讓渡利權的結論幾乎是立刻就被朝廷應允了。美國總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仔細觀察情勢的發展,希望由英法兩國的砲艇外交中分一杯羹。他派遣威
廉‧里德(William B. Reed)為全權代表,趕赴中國,希望能夠利用英法武力之後所帶來
的每一個可能的機會,為美國獲取同樣的利權。因此,當布坎南在戰爭發生時宣稱美
國嚴守中立時,其實他已經做出了妥協。就如同丹涅特在談及美國這段外交上不光彩
的歷史時所作的形容:「一位美國的全權大使被派遣到世界的另一端,站在樹下,拿著
一個籃子,等著接收他在樹上的同伴用力搖晃之下所掉下來的果子」。最後,西方強權
國家在天津的條約協商很快有了定論,在1858 年6 月結束時,另一個中西關係的歷史
新紀元已經呼之欲出了。
就如同顧盛在1844 年望廈條約協商時依賴裨治文和伯駕的協助一樣,里德也完全
依靠美國的傳教士衛三畏和丁韙良(W. A. P. Martin) 的協助。里德在上海等待衛三畏到
來,一齊赴天津之前,先找過裨治文幫助他處理一些公事,里德後來在給國務卿路易
士‧凱斯(Lewis Cass)的信中,盛讚裨治文為「忠實和最有價值的顧問」。在整封信中里
德都在誇獎美國傳教士所扮演的無法估量的重要角色,他寫到:「如果沒有他們,我在
我的工作上將無法邁出任何一步、不論是讀、寫、或是了解信件或條約上的任何一個
字」71。里德和他的那些傳教士顧問所協商出來的天津條約的內容,在很多方面都類似
於英國派來的全權大使額爾金勳爵(Lord Elgin)所提出來的內容。但是美國的內容相當
程度之內帶著更多一點的善意,美國願意提供中國人一些最低限度的權利和保護。但
是美國在協議中所表現出來的這些慈愛友善的語調,很可能是因為美國代表知道他們
可以依賴英國人的武力和他們已獲得的所謂「片面最惠國待遇」,最後同樣可以獲得中
國的利權讓渡,這是對他們而言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傳教士一向最重視的有關鴉片問
題,美國如同英國的一樣,明顯的保持了靜默。這並不代表里德不關心這個議題,他
在來中國之前已經強烈的反對這種貿易,而且也被訓令在新簽訂的條約中要重申美國
政府的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但是他後來訪問了上海,里德發現居住在上海絕大部分
的外國人,甚至包括傳教士,都秉持著一種觀念,那就是認為鴉片合法化要較現在走
私的方式更為恰當。英國的代表額爾金勳爵(Lord Elgin)在鴉片合法化一事上,也承受
很大的壓力。英國的商人和傳教士也接受了美國人的觀點-鴉片的合法化要比鴉片走
71 Micheal C. 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y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7, NO.2,(June, 2006).p.44..

私所產生的違法和不道德的現象來的更適宜。英國的傳教士也如同他國的傳教士一
樣,遭到來自中國人「偽君子」這樣的字眼的控訴。最後,額爾金或是里德都同意將
鴉片問題排除在天津條約的正式協商之外,而留待後來與清朝官員在上海進行更細節
性的商業增補條文的談判時,到時再來尋求一個變通的解決方法。
此時,里德曾經接到一位美國商人由上海寄來的一封信,建議讓鴉片上稅也許更可
以達到實質的合法化。72里德後來知會額爾金這個建議,並允諾如果英國方面在與中國
人談判時採取這樣的策略,美國會給予全力的支持。因此,當主要強權國家最後於1858
年10 月達成商業協定中的最後細節時,鴉片改稱洋藥,可自由買賣及進口,列名在各
式各樣要上稅的物品中,鴉片成為合法的藥品項目中。中國的談判代表願意同意額爾
金等人所提出來的要求,主要是因為太平軍興起,中國政府急需徵收鴉片的貨物稅以
增加歲入,好來對付國內動亂。因此,當鴉片列為上稅物品被提出時,並沒有遭到當
時已陷入緊張和憂心的中國朝廷的反對。額爾金和里德也因此達成了鴉片合法化的目
標,英國人和美國人偷偷地贏得了勝利,而這原本是他們與中國進行天津條約談判時
羞於啟齒的要求。此時,竟然沒有太多批判他們厚顏無恥或公然違反國際公理正義的
聲音。衛三畏稍後談及這項鴉片的新協定時,裝作不知情的把合法化的主要責任放在
英國人的肩膀上:「1840 年的鴉片戰爭最終是以鴉片的合法化做為結束的,那些享受
榮耀的英國商人現在可以宣佈他們自己無罪,由走私的不名譽中解放出來。我說服我
自己這是這件令人困擾的事情可以做出的最好的安排了,合法化是優於現今上演的走
私的罪惡和鬧劇的」。查理斯‧史特爾(Charles Stelle)在他的書中談論到當時的政治情況
時,卻大力抨擊:「美國人趁機把非法貿易中惡名昭彰的商品和英國人的恥辱相結合的
這種作法,證明了美國人無可救藥的自以為是」73。
陸、結 語
鴉片戰爭前後,美國政府對於在中國通商口岸所進行的鴉片貿易的官方態度,大多
隨著一小群美國傳教士看法的轉變而轉變。這並不是說商業和政治的利益對美國鴉片
政策的形成毫無影響,但是傳教士對於塑造美國與中國簽定的第一個條約似乎較商人
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他們被公認為道德的權威、精通中文,又有和清政府官員交涉過
的經驗,使他們成為美國派赴中國的外交人員不可或缺的重要助手。因此,他們的意
見已經被證明是決定美國東亞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是悲哀和反諷的是,由於美
國各方的利益衝突,使得美國傳教士在後來條約簽訂上,無法堅持道德和理想來阻止
19 世紀鴉片貿易在中國的擴張。他們為了減緩鴉片貿易對傳教事業的阻撓,由抨擊非
法的鴉片貿易轉變為默許鴉片合法化,他們的背書,是美國政府在上海貿易協定簽訂
時,願意接受鴉片為合法商品的主要原因。上海的這項協定,打開了鴉片合法的大規
模向中國氾濫之門。傳教士長久以來都視鴉片為一種最大的罪惡,將陷中國社會於萬劫不復的境界,他們在鴉片戰爭爆發的前幾年,用盡力氣想將這項商品由中西貿易中
根除,但是後來在中西關係決定性的關鍵時刻,他們向現實妥協,轉變了態度,造成
鴉片在中國持續發展和擴張,為苦難的中國人民更添一記重拳,十九世紀美國在華的
傳教士,應當要負相當程度的歷史責任。

72 Micheal C. 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y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7, NO.2,(June, 2006).p.48.
73 Charles Clarkson Stelle , Americans and the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
Arno Press, 1981) ,p.168.



參考書目
中文
檔案與彙編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中美關係資料匯編》,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 年。
故宮博物院輯,《清代外交史料 : 嘉慶朝、道光朝》,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68 年。
劉達第編著,《中美關係重要文獻資料選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 年。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81 年。
汪熙,(日)田尻利主編 ; 傅德華副主編,《150 年中美關係史論著目錄(1823-1990)》,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張西平主編 ; 顧鈞、楊慧玲整理,《中國叢報篇名目錄及分類索引》,桂林市 : 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楊生茂、張友倫主編,《美國歷史百科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年。
書籍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雷雨田主編;張琳副主編,《近代來粵傳教士評傳》,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 年。
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著 ; 姚曾廙等譯《遠東國際關係史》上海市:上海書店出版社, 1998 年。
馬士著;張匯文等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年。
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譯,《美國人在東亞 : 十九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本和朝鮮政
策的批判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年。
王爾敏著,《五口通商變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李國榮、林偉森主編,《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廣州 :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李國榮主編;覃波、李炳編著,《帝國商行-廣州十三行》,九州出版社,2007 年。
李定一著,《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梁碧瑩,《龍與鷹:中美交往的歷史考察》,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年
張曉寧著,《天子南庫-清前期廣州制度下的中西貿易》,南昌市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
年。



巫人麥本文老作連篇自欺欺人然後又亂講學去騙人
5. 麥文本 2019-07-09 16:23:22
閣下多次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時間和歷史就是最好的証明對於閣下的提問,已經儘量回 應,然而詢問閣下的問題,從來都石沈大海,一條問題都沒有答覆要知道,提出問題閣下宣稱的論點,不能自圓其說,就要承擔責任去澄清,不能逃避,如果沒有回覆,就完全喪失了說服力!

·       閣下宣稱有關演化論的文章歪理連篇,顛倒黑白,將神話當科學,胡說八道要知道有很多生物學的大學教授都反對演化論然而從理性的觀點來說請問以上所列出的基本生物學機制有什麼不合邏輯的地方

·       閣下宣稱有個別教宗犯罪甚至可能罪大惡極,只是說明人性的本質醜惡實在聖經亦毫不隱瞞指出聖經中大衛王犯了殺人與姦淫罪和門徒猶大貪財出賣耶穌的罪行被神懲治這就是天理天理的存在亦証明神的存在此外聖經明確指出貪婪妒忌惱恨及說謊都是罪過在這個大前題下請問閣下世上有那一個人沒有犯罪

·       閣下宣稱侵略者利用暴力和宣教士傳揚福音,一硬一軟方法侵害中國請問閣下除了中國之外侵略者宣教士有沒有運同樣方法侵佔其他國家有什麼聖經或教會紀錄根據

·       閣下宣稱新中國成立之後,基督徒人數沒有增加,人數比民國時期還少!然而根 據紀錄,在1948,在中華民國統治下,中國的基督徒人數不夠100萬;而2010 8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機構在第三屆當代中國宗教論壇上發布 2010 年《宗教白皮書》,書中宣稱「我國現有基督教新教徒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總數估計為2305萬人」。而天主教方面,官方公布的信徒數量有600多萬人,但很多信徒並沒參加官方的天主教愛國教會,所以還未曾統計進來。現時最新估計中國的基督宗教人口估計有八千萬至一億人!那麼請問閣下的論據何在?

·       閣下宣稱聖經是一狗經何出此言聖經只有導人向善用一節經文總括,就是愛世人,甚至將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的,不致滅亡,反得 永生。可以拒絕相信基督教,然而沒有人可以推翻基督教

·       閣下宣稱科學神創論」是巫人騙人論,然而科學神創論」指出了「大爆炸論」和「演化」錯誤的地方;請問閣下有任何回應或者可以提出科學神創論」有什麼理性問題

·       閣下宣稱神並不存在,然而科學確証萬物不能「無中生有」,那麼沒有神的創造,請問萬物從何而來?

·       閣下宣稱有證據証明存在然而宇宙萬物的創造、世界的精密設計、生命、 定律、常數、天理、聖經無誤和基督教歷史,均證實神的存在否則怎樣解釋

·       閣下宣稱有證據証明並不存在請問證據何在

·       閣下宣稱沒有科學證據證明耶穌是有超越常人的能力,然而有什麼科學證據證明耶穌沒有超越常人的能力?

·       閣下重複宣稱哥倫布和宣教士憑暴力將基督教傳入南美洲,然而基督教是南美洲最多人相信的宗教,哥倫布之後,基督徒人數仍然不斷增加,如果基督教是靠暴力宣揚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歷史上,殖民者運用暴力擴張版圖,而宣教士憑愛心傳揚福音,根本是兩回事!一加一只是等於二,不是等於三!請問閣下,現時的宗教極端份子用恐怖手段,濫殺無辜,能否令人信奉他們的信仰?

·        閣下亦宣稱宣教士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因而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同樣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霸佔田地,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霸佔田地,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宣稱孔子的學說是救恩,然而孔子只有教導為人要做有道德修養的君子,請問他的救恩是什麼

·                            閣下宣稱耶穌復活是謊言,然而每年都有復活節假期紀念耶穌復活,原因何在

·         閣下宣稱基督教學校強逼學生修讀聖經科目,然而這是基督教學校十分清晰的辦學理念校本課程,如果家長不認同的話,可以另擇政府、其他宗教或無任何宗教景的學校讓子女接受教育;但是普遍來說,基督教學校是高質素的首選學校,家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學,請問原因為何

·         閣下宣稱醫院有基督教傳道人探望病人,然而其他宗教信徒不能去探望;要知道探望病人是愛心和關顧的表現,而香港是信仰自由的地方請問有什麼法例禁止其他宗教信徒探望病人

·         閣下宣稱基督教破壞中華文明,阻礙中國人拜祖先和先賢,然而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要孝敬父母,那麼請問這與中華文化有什麼衝突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恐怖組識 然而恐怖組識「恐怖份」組成的,透過各種極 端的暴力行為引起關注或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但聖經講的是愛,而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殺人,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恐怖組識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淫教,然而淫教是假借神的名,透過性交表達愛意;但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姦淫,嚴禁非婚姻的性行為,破誡的人就會被嚴懲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淫教

·                     閣下宣稱個別傳教士犯錯,罪大惡極,然而這只是說明人性的本質醜惡;請問那一個宗教沒有劣行?那一個政治理念沒有貪官?那一個文化歷史沒有暴君,那一個教育系統沒有失德的老師及學生?

·                            閣下宣稱因個別錯誤事件,基督教是騙子組織,然而閣下會否因學校有個別缺德的老師及學生而取消教育制度?會否因世界有個別民選總統貪污弄權而否定民主?會否因中國歷史有個別昏君與暴君而抹殺中國文化?會否因樓價曾經下跌而拒絕置業?會否因父母責罵而背棄他們?

·              閣下宣稱聖經教導錯誤,例如 詩篇19:6說太陽環繞地球運行(實際上只提及日出與日落的現象);還有約伯記38:4及詩篇104:5說地球是平坦與固定的(實際上指出神創造了物理定律固定天體在太空中的位置與軌跡),然而如果聖經錯誤的話,為何會在約伯記68:7匪夷所思地說:「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和

·         閣下宣稱大爆炸創造了宇宙,然而如果這個理論是真確的話,那麼天天都會有大 爆炸,有新的宇宙產生,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請問原因為何  


6. 港人 2019-07-09 17:26:39

傳教士、鴉片貿易、鴉片戰爭

 


鴉片可說是現今所知最具毀滅性的一種麻醉劑,可怕結果幾乎觸目可及。一個鴉片成癮的人是最可鄙的傢伙,最墮落也最沒用。…如果他20 歲開始吸食,30 歲時就會死亡,他的面容蒼白、眼神呆滯、記憶渙散、步履蹣跚、道德和勇氣消失、極端消瘦、身型有如鬼魅。

他受制於這種藥品、有如奴隸…陷入最墮落的情況,隨時準備賣妻賣女,…為了求得一時肉體和精神上的快感,…但這種快感瞬間即消失,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惡夢,陰暗的地獄、無止盡的恐懼。不停的生病、嘔吐、腹瀉、直至死亡,才能由這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放縱中解脫出來」。「在有記載的商業史上,尚無任何一種貿易比鴉片貿易更缺乏良心」。

轉載甘開鵬研究:雲南大學人文學院在讀博士研究生、雲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通過對晚清時期的歷史資料,對美國傳教士對西方對華鴉片貿易的看法進行了探討。文章認為,19世紀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對華鴉片貿易引起的災難性後果,不僅迫使清政府對鴉片採取嚴禁政策,來華美國傳教士對這種貿易的批評與譴責也日益嚴厲。美國傳教士的反鴉片貿易觀對美國國內輿論及《望廈條約》的簽訂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同時影響了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然而,《天津條約》簽訂前後,美國傳教士鴉片貿易觀的轉變扭轉了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鴉片貿易的最終合法化。

 

關鍵字:美國外交 中美關係  晚清時期 美國傳教士 鴉片貿易政策

 

  19世紀上中葉,美國傳教士開始來華傳播基督教。由於猖獗的對華鴉片貿易嚴重地阻礙了基督教事業在中國的發展,美國傳教士從基督教的道德原則出發,對鴉片貿易不斷進行譴責,此舉對美國國內反對鴉片貿易的輿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美國來華傳教士與早期中美關係的發展、中美第一個正式條約的簽訂及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的考察,對美國傳教士在西方對華鴉片貿易問題上的態度及其演變,以及它在中美關係史和鴉片貿易最終合法化上的作用等問題進行探討。

 

    一、早期美國來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

 

    發生在康熙時期的中國通過禮儀之爭產生了對基督教傳入進行限制的後果,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開始嚴令禁教,乾嘉道時期則在進行禁教的同時又實行了程度不同的禁海政策。中國對外貿做了嚴苛的規定,“任何膽敢違犯中國朝廷禁令者必將面臨嚴厲的制裁,對外國傳教士尤其如此。【注釋】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1頁。【注尾】在清朝嚴厲的禁教政策下,鴉片戰爭前美國來華新教傳教士的數量顯得寥寥無幾,僅在1820年由美部會正式聘請1807年已來華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任差會通訊員。直到18299月,埃力亞·裨治文(E.C.Bridgman)自神學院畢業後接受美部會的聘請赴中國傳教,海員之友社傳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 一起,前往中國廣州,成為美國來華傳教士第一人。裨治文為了實現其傳播基督教福音、瞭解中國的理想, 決心立意傳道, 方曠覽諸俗, 以驗生平所學之是, 兼以予所見所聞者, 播之異土。【注釋】Michael C. Lazich, 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 Y.: Edwin Mellen Press, 2000), pp.73~89.【注尾】

裨治文到廣州後, 清政府禁教政策沒有改變,外國人活動仍然受到嚴格限制。裨治文並沒有因中國禁教而放棄信念, 他極力為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而奔走。 在馬禮遜的倡議和鼎力支持下, 裨治文和歐美來華傳教士一道於18325月創辦《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被推選擔任該報主編,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巴駕等參加編撰工作。【注釋】裨治文:《大美聯邦志略》(上卷),上海·墨海書館版,1851年,第64頁。【注尾】該刊物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文化風俗、山川地理、軍隊裝備、礦藏物產等進行詳細調查和介紹,也報導中外貿易、外國人在華活動和討論對華政策等。為了突出辦刊特色, 裨治文還在創刊號上概括地提出該刊研究的四個方面: 第一,有關中國自然經濟、地理位置的情況;第二,中國的商業發展情況, 特別是中外通商貿易情況;第三,研究中國社會發展情況, 包括: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歷史、法律等;第四,研究中國的宗教事業的發展狀況。【注釋】仇華飛:《裨治文與〈中國叢報〉》,載《歷史檔案》2006年第3期,第46~72頁。【注尾】通過對上述問題的研究,幫助西方儘快瞭解中國,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文明, 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識形態,為建立其想像的平等的中外關係打下基礎。這也是裨治文等歐美來華傳教士和商人創辦《中國叢報》的指導思想。

裨治文是最早關注中國鴉片貿易問題的西方傳教士之一,對鴉片的流弊表示了極大的憤慨。由於政治原因,以及其密友羅伯特·莫裏森和許多其他在華新教傳教士受雇於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因此,裨治文謹慎地避免公開其觀點,要求美部會不要輕易將其對鴉片貿易的觀點發表在《傳教士先驅》(Missionary Herald)雜誌上,以避免與英國當局發生不必要的衝突。當裨治文在中國的聲望逐漸擴大之後,他開始更為公開地抨擊鴉片貿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主要贊助人是堅定拒絕參與鴉片貿易的紐約慈善商人奧立芬(D. W. C. Olyphant)。19323月,他在《傳教士先驅》發表文章抨擊鴉片貿易對中國的危害,將鴉片描述為折磨中國社會最大的罪惡之源,並對中國毒品嚴重氾濫進行了深度描寫。這是美國傳教士首次公開地在西方雜誌上評論在華鴉片貿易問題,也是第一次使美國公眾震驚地瞭解西方商人在中國的鴉片走私活動。【注釋】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頁。【注尾】《中國叢報》從1837 ~1840 年也發表了多篇反對鴉片貿易的文章,作為西方國家瞭解在華鴉片貿易罪惡的主要窗口,《中國叢報》對早期美國國內反鴉片貿易輿論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其中,裨治文撰寫的《對華鴉片貿易史》、《論當前鴉片貿易危機》等是當時很有分量的譴責文章。在1839 年發表的《論當前鴉片貿易危機》一文中,裨治文呼籲,首先討論重大的道德問題。他強調,造成鴉片危機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德狀態”,而且孟加拉( 英人) 的道德水準也就是其祖國( 即英國,引者注)的道德水準;鴉片貿易使英國這樣一個主要基督教國家”, 處於與她的責任和榮譽不相稱的地位”,而中國的異教徒政府在反抗由一個基督教民族施加的道德淪喪的誘惑時所表現出來的原則性力量”,則必將發揮它的作用。【注釋】Bridgman, “Sin Pun Keen Yang Ye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vember 1838, p.391.【注尾】

鴉片戰爭前夕,鴉片輸入量劇增。據不完全統計,1800~1804年間,鴉片輸華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1824年間,每年平均增至7800箱。到1838~1839年間,竟達35500箱。鴉片的氾濫,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並嚴重威脅著清朝的統治。吸食鴉片之風,由達官貴人殃及紳商百姓及軍隊官兵。魏源曾說:今則蔓延中國,橫被海內,稿人形骸,患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注釋】吳義雄:《基督教道德與商業利益的較量:1830年代來華傳教士與英商關於鴉片貿易的辯論》,載《學術研究》,2005年第12期,第99~106頁。【注尾】1836年,清朝政府高級官員就解決國內鴉片氾濫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甚至考慮到將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可能性。以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為首的官員主張,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變通辦理;提出取消鴉片輸入的禁令,乃用舊制度,准予夷商將鴉片照藥料納稅,以達到鴉片走私的不禁而絕。但以內閣學士朱崢等為首的官員則上奏批駁馳禁論,指出鴉片消弱中原毒害中華,必須嚴禁。【注釋】黃爵滋:《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齊思和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16~219頁。【注尾】裨治文也期望盡可能地促進鴉片貿易問題的公開討論,並決定在《中國叢報》開闢一個研究和爭辯鴉片貿易問題的專欄。1836~1837年間,裨治文和衛三畏在《中國叢報》刊登了17篇有關中國鴉片貿易歷史和現狀的文章,其中多數文章闡述了鴉片對中國道德、商業和政治生活所產生的罪惡影響。裨治文本人也針對鴉片種植和貿易撰寫了多篇具有影響力的評論文章。他相信博識的公眾將顯而易見地認識到鴉片貿易的罪惡,並期望終止這種貿易。在《罌粟之耕作》(Cultivation of the Poppy)一文中,裨治文參考了西方鴉片研究文獻,評論了罌粟的耕作方法和加工程式,描述了它在英國殖民地印度的耕作及傳入中國的歷史過程。【注釋】Bridgman, “Cultivation of the Poppy,”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February 1837, p.473.【注尾】然而,裨治文當時還未非常直接地抨擊對鴉片貿易應承擔主要責任的一些西方商人或政府官員,因為一些鴉片走私商人如英國商人威廉·加爾帝(Willianm Jardine)、怡和洋行馬地臣(James Matheson)及蘭斯洛特·登特(Lancelot Dent)等都是裨治文及其同事所成立的慈善組織的主要贊助人。儘管如此,裨治文還是盡其所能地揭露鴉片貿易對中國民眾所造成的危害,並援用中國學者的論述認為鴉片吸食是由外國人播散於國人之中的悲慘的災害……【注釋】Bridgman, “Sin pun keen yang yen,”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November 1838, p.391.【注尾】然而,裨治文、衛三畏等人的努力及《中國叢報》的呼籲無法阻止鴉片貿易走私活動。英國在華公司通過英國政府高級官員輕易地壓制了國內反鴉片貿易輿論,挫敗了推動英國政府單方面終止在華鴉片貿易的努力,而美國的一些公司(如拉塞爾公司)也逐漸地捲入了非法的鴉片貿易活動,並與英國聯合,抵制反鴉片貿易的輿論和行動。

道光皇帝深感鴉片輸入將造成軍隊瓦解、財源枯竭的嚴重威脅,183610月下令各省嚴禁鴉片,務期淨盡根株。林則徐於1839310日奉旨抵達廣州,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州水師提督關天培等合作開始查禁鴉片。

在清政府禁煙運動開始之後不久,1837324日,部分美國在華商人集體向美國國會提交了一份請願書。以奧立芬為首的在華美國商人在請願書中宣稱了他們反對鴉片貿易的堅定立場,表示無論是從道德的和慈善的方面來考慮,還是僅僅從商業貿易的角度考慮,我們都非常希望看到鴉片貿易和鴉片吸食在中國的結束。該請願書也向美國政府告知在華美國商人同意與林則徐具結保證書的決定,聲明他們相信中國政府禁煙運動的決心,將會進一步禁絕鴉片貿易。美國在華商人向美國國會所呈遞的請願書實際上包含了裨治文、衛三畏等美國傳教士所長期追求的心願,儘管他們意識到鴉片貿易問題可能會引發中英兩國的矛盾激化,但他們還是將這一行為看作是邁向結束鴉片貿易的一大步。因此,裨治文在向美部會呈遞報告時寫道:鴉片……正向走私者顯示法律效力。我們相信鴉片走私者已受到致命的打擊,英國、印度及基督教界現在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鴉片貿易的罪惡性。接著,裨治文又在《中國叢報》發表了類似的觀點,認為,當西方國家適時地覺察到這些他們長期以來所縱容的可怕罪惡時,他們不僅將終止以前的活動,也將像真正的基督教博愛主義者一樣努力彌補其所造成的悲哀。【注釋】Charles C. Stelle, “American Opium Trade to China Prior to 182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December 1940, p.76.【注尾】

美國來華傳教士支持林則徐的禁煙運動。18399月,在林則徐收繳鴉片和英國退出廣州之後,美國來華傳教士向美部會報告了他們在華情況,並闡述了最近中國政府禁煙運動的重大意義。在該份報告中,美國傳教士將鴉片描述為幾乎是最大的罪惡,超過了奴隸制度……”,並指出正是由於這種流動性毒害導致了目前的中西外交危機。他們斷言道,鴉片問題最令人不安的是外國人、文明國家、甚至基督教教徒已成為從事鴉片供應和銷售的主要掮客的臭名昭著事實。【注釋】Bridgman, “Crisis in the Opium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May 1839, p.4.【注尾】

 

    二、傳教士對美國鴉片貿易政策的影響

 

    鴉片戰爭前,美國對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美國傳教士尤其是《中國叢報》對美國決策層和普通民眾的影響。正如早期中美關係研究專家泰勒·德納特(Tyler Dennett)所說,美國來華傳教士在《中國叢報》發表的文章在美國引起了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博愛主義關注,他們對鴉片貿易罪惡的報導也是影響民眾輿論的重要因素之一。【注釋】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22), p.102.【注尾】因此,美國政府當時毫不猶豫地公開譴責在華鴉片走私,禁止美國商人從事與鴉片貿易有關的任何商業活動。

鴉片戰爭爆發之後,代表美部會在廣州設立傳教士醫院的彼得·帕克(Peter Parker)在奧立芬的贊助下返回美國旅行,向美部會和美國公眾傳遞有關中國鴉片貿易和鴉片戰爭的最新資訊,將美國來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再次傳遞給美國普通民眾和政府官員。在紐黑文(1637~1638美國清教徒住於此地)逗留數日後,帕克懷著引起政府高級官員關注中美關係的目的前往華盛頓,受到了美國總統馬丁·範布倫(Martin Van Buren)和國務卿約翰·福塞思(John Forsyth)的會見,並被引見了頗有影響的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參議員——美國下一任國務卿。韋伯斯特對帕克的觀點表示了極大的興趣,要求帕克呈遞一份報告。在精心準備的報告中,帕克建議美國政府介入中英衝突,調解雙方矛盾,他認為,中國政府只是期望通過一種保留顏面聲譽的和約方式來恢復中英商業貿易關係,同時又能達到終止鴉片貿易的目的。【注釋】Rev. George B.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Boston and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183.【注尾】

儘管帕克向韋伯斯特及美國其他高級官員所呈遞的建議未能促使美國政府直接介入中英矛盾的調停,但他在向各種組織機構的佈道演講過程中,使中國的鴉片貿易問題受到美國政府和公眾前所未有的關注,並使中美關係成為國內日益突出的焦點問題之一。當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密切關注這場戰爭對美國在華利益的潛在影響。同時,為了同鴉片貿易劃清界限,美國政府多次強調自己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18424月,美國海軍準將勞倫斯·加尼率美國東印度分遣艦隊抵達中國海面,以保護美國商人的利益,並阻止和懲罰美國人或其他國家利用美國國旗為掩護所從事的鴉片走私活動。” 18424月,加尼到達澳門後發現一些美國商船的確從事著鴉片走私活動。為了向中國政府明確表明美國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加尼率抵達廣州後立即致函美國廣州領事館副領事,要求公開通告美國在華商人:美國政府不支持任何懸掛美國國旗的美國商人在中國港口從事鴉片走私活動,因鴉片走私而引起的法律問題將不可能從美國政府獲得任何支持或外交介入。另外,加尼率還向中國廣州總督耆英表示,他將調查美國商人所從事的鴉片走私活動,不允許美國商人或任何懸掛美國國旗的商船從事非法走私貿易。【注釋】Charles C. Stelle, “American Opium Trade to China Prior to 1820,”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9, December, 1940, p.8.【注尾】雖然加尼率缺乏有效懲罰鴉片走私者的法律手段,但他還是儘量地向中國政府、美國在華商人表明美國反對鴉片貿易的堅定立場。不同於英國來華商人,許多美國商人也認識到了鴉片貿易的消極影響,同孚洋行老闆奧立芬曾說:我之所以要譴責鴉片貿易,是因為它猶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4億人民的堅硬壁壘,是那些商品市場的破壞者。【注釋】何大進:《略論早期美國赴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載《歷史教學》1998年第4期,第5~6頁。【注尾】鴉片戰爭時期,儘管許多美國在華商人,甚至美國廣州領事館領事保羅·福布斯(Paul S. Forbes)都涉及鴉片貿易活動,但美國和英國當時對鴉片走私的立場的確存在著重大的差異,英、美與清政府簽訂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也表明了這點。

19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1842829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伊裏布與英國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康華麗號上簽訂了《南京條約》,108日雙方又在虎門簽訂了《虎門條約》。這兩個不平等條約雖然都未提及鴉片問題,但實際上它是中英兩國談判的重要問題之一。《南京條約》談判期間,璞鼎查正式提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耆英在書面答復中說:各國商船是否載運鴉片,中國無須過問,實質上默許了鴉片走私。《虎門條約》簽訂前,英國政府仍要求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但因不同意清政府提出的納稅條件而未達成協議,《南京條約》簽訂之後,鴉片走私較戰前更加猖獗。【注釋】有學者將《南京條約》未能使鴉片貿易合法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清政府的強烈反對及英國國內日益高漲的反鴉片貿易輿論,最終促使英國放棄了在《南京條約》談判中堅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立場,參見Michael C. 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 June 2006, pp.198~220Gregory Blue, Opium for China: The British Connection in Opium Regimes of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eds.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35.【注尾】

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其他西方列強趁機派出專使來華瓜分利益。1843年底,美國政府派遣專使顧盛(Caleb Cushing)來華,通過威嚇手段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美國全權專使顧盛來華使美國傳教士看到了一絲希望,期望美國能夠通過正式的條約形式來反對鴉片貿易。美部會一向以來都禁止其在東亞的傳教士參與任何政治外交活動,但它的執行委員會卻對顧盛代表團表現出不同尋常的關注。18436月,美部會秘書長魯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在給裨治文的信中提到:據我們的理解,美國代表團的外交目標與你們的使命存在著一致性,儘管不完全一樣;我們相信,該代表團在很大程度上將有助於宗教教義在中國的傳播,這也正是我們所期待的。【注釋】Michael C. Lazich,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Opium Tra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2, June 2006, pp.198~220.【注尾】由此可見,美部會對其禁令做出了例外安排,允許美國來華傳教士參與美國代表團在華期間的政治事務,並為其提供極為關鍵的諮詢和翻譯服務。安德森還特別向美國政府代表團推薦了裨治文及精通中國事務的帕克,協助顧盛進行中美條約談判。實際上,顧盛赴華前夕,國務卿韋伯斯特在給他的訓令中強調說:要表白得清清楚楚:美國政府不但不支持它的公民做任何種類的走私,而且寧願放棄對這類商人的一切管轄權,也不會出面袒護,使他們不承擔他們本身非法行為的後果。【注釋】何大進:《略論早期美國赴華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第8頁。【注尾】

經過初步的商議,裨治文和帕克等提出了一個協議草案。其主要條款成為最終中美《望廈條約》的核心內容,其中包括對美國傳教士來說至關重要的條款,即與非法走私相關的條款。最後,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3日,美國專使顧盛強迫清兩廣總督耆英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簽訂美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共34款,附有《海關稅則》。該條約規定美國享受協定關稅、五口通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特權,比《南京條約》的規定有所擴大;並規定准許美國人在通商口岸傳教,美國兵船可以到中國沿海各港口巡查貿易。中英《南京條約》規避了有關鴉片貿易問題,但中美《望廈條約》的本文和附粘稅則中,都明確規定了鴉片為違禁品。條約第33款規定:任何美國公民凡有擅自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及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合眾國官民均不得稍有袒護;若別國船隻冒合眾國旗號做不法貿易者,合眾國自應設法禁止。該條款是英美兩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的重大差異,也是美國來華傳教士長期反對鴉片貿易活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果。

令美國傳教士失望的是,鴉片貿易問題並沒有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而終止,《南京條約》第9條規定:凡因與英人有關,或在鴉片戰爭中與英國事被監禁者,亦全部釋放。中美《望廈條約》則進一步擴大了美國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範圍,條約規定:中國國民與美國國民發生訴訟事件,美國國民由美國領事等官員捉拿審訊,按照美國法律與慣例處理;美國國民在中國與別國國民發生爭議,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無權過問。由此,清朝對美國國民的逮捕、審訊定罪、懲治的司法權力全部喪失,這就導致了條約中有關禁止鴉片走私的條款成為空文。根據條約,清朝政府將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這讓美國傳教士或多或少看到了進一步在中國傳教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鴉片戰爭最終未能禁絕鴉片貿易所帶來的嚴重挫折感。儘管美國專使顧盛及其傳教士顧問裨治文等真誠地期望通過官方承認鴉片貿易的非法性來禁絕鴉片走私,但美國政府從未採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來限制在華美國公民的鴉片走私行為,在《望廈條約》簽訂之後,鴉片走私有增無減,美國來華傳教士期望通過條約來終止鴉片貿易的幻想最終破滅了。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傳教士在促使美國政府公開反對鴉片貿易、禁止鴉片走私方面的確起了一定的作用。鴉片戰爭之後,美國傳教士對西方鴉片走私者的抨擊似乎在逐漸減少,有的歷史學家據此認為,美國傳教士已迅速轉變立場,將鴉片戰爭的不公正結果解釋為上帝為該民族的最終拯救所做出的不可避免、難以預測的安排。【注釋】Clifton Jackson 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 and the Pagan World: The First HalfCentu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10~1860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89.【注尾】 美國傳教士將鴉片貿易合理化的態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鴉片貿易的道德譴責,但這種態度的轉變的確表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無奈地默許了鴉片走私的繼續擴張。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中國叢報》有關鴉片走私抨擊的文章也基本上停止刊登了,但為鴉片貿易尋找合理化根據的文章卻多了起來。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既不敢再禁煙,又不便宣佈馳煙,清朝貪官污吏也縱容著鴉片走私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說: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駁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注釋】馬克思:《鴉片貿易史》,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頁。【注尾】 鴉片走私實際上變成一種公開的、暢通無阻的貿易。據英國公佈的《1849 年中國各口貿易報告》說:“目前中國每年鴉片消費量約為五萬箱,……其中以上海為中心的北方(當時英人稱廣州以北地方為北方) 消費量占五分之二, 以廣州為主要市場的南方消費量占五分之三。【注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16~420頁。【注尾】

                                                                                                                                                                        三、《天津條約》:傳教士鴉片貿易觀及美國對華鴉片政策的轉變

 

  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量迅速增加,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馬士《關係史》第一卷表庚中的統計數字,1845年鴉片輸入量已達到32859.5箱,其中僅英國對華輸出鴉片總值每年就高達500~700萬英鎊,大大超過其對華工業品輸出的總值,造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封建剝削,人民極端貧困,更無力購買西方工業品。為保持高額利潤的鴉片貿易並且使之合法化,同時擴大工業品的銷售避免經濟危機的產生,英國政府,一方面提出所謂的修約要求,一方面尋求策劃新的侵華戰爭。【注釋】孫瑋、張禮恒:《新編中國近代史教程》,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頁。【注尾】

根據《南京條約》和《望廈條約》,西方傳教士在各個通商口岸建立了教堂,進行傳教,此時,美國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卻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雖然他們仍然關注著鴉片貿易對中國民眾的致命性影響,但他們開始更多強調因鴉片走私而導致中國民眾對在華西方人態度的消極影響。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民眾通常將西方鴉片走私與基督教傳教士聯繫起來,認為西方傳教士放縱鴉片在中國的氾濫,是鴉片走私的幫兇。在許多新開放的條約港口,西方傳教士經常被中國人認為是借著基督教傳教幌子從事一些非法貿易活動,並且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也在日益減少。美國傳教士在各個通商口岸的傳教經常受到鴉片問題的困擾。萊曼·皮特(Lyman Peet)在日記中寫道:在我的傳教中,人們談論最多的莫過於鴉片問題,經常被中國人責問鴉片走私的深重罪惡問題。裨治文的密友威廉·艾奇遜(William Aitchison)也提到,在上海傳教期間,鴉片是最經常受到質疑的話題,已成為基督教傳播最為可能的障礙。【注釋】Ellsworth C. Carlson, The Foochow Missionaries, 1847~188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70.【注尾】 1851年,衛三畏在《中國叢報》上發表文章,試圖解釋在中國新開放港口布教效果甚微的原因。他提到:基督教教徒在中國布教的挫折主要是由於上帝對在此傳教事業的反對,也基於基督教聲譽與鴉片走私聯繫在一起的原由。【注釋】S. Wells Williams, “An Essay on the Opium Trad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July 1851, p.485.【注尾】 由於鴉片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及西方商人從事鴉片走私的事實,西方來華傳教士成為譴責的主要目標,基督教的聲譽也因而受到極大的詆毀。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美國傳教士認為,鴉片貿易已成為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主要障礙。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傳教士並沒有因為鴉片貿易成為基督教在華傳播的障礙而積極地要求本國政府禁絕鴉片走私,相反,許多傳教士開始考慮到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途徑。傳教士為其立場轉變所尋找到的合理化依據是,鴉片貿易合法化可以從根本上杜絕與現行禁煙體制相聯系的腐敗行為,也可消除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質疑。美國傳教士鴉片貿易觀的顯著轉變也在《中國叢報》所刊登的文章上表現出來。一位商人匿名發文為鴉片合法化辯護,該文提到了現存體制支持大量海盜和走私者從事最為可怕的、兇殘的貿易活動,……如果鴉片本身沒有罪惡,那麼這就將使從事走私鴉片的人蒙受羞辱;而鴉片戰爭後簽訂的條約未能促使鴉片貿易合法化使得在華商人被中國人看成是不受約束的流氓。文章辯解道:中國商人在與我們交往過程中,忽視了我們所有的良好行為,卻時常譴責我們(鴉片走私)的主要過錯。【注釋】“The Opium Trade: Proposition of a Merchant to Legalize or Abolish the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January 1847, p.40.【注尾】 雖然裨治文和衛三畏等並不期望過於草率地改變他們在鴉片貿易上的立場,但他們明顯地表示願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在另一篇支持鴉片合法化文章的序言中,他們寫道:儘管我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表達贊成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觀點,更不能斷言:如果鴉片貿易合法化,鴉片及其引起的罪惡將會消失的論點。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整個鴉片問題值得(進行)深入地、各個方面的探討,我們邀請讀者們參與,將這個問題闡述清楚。【注釋】“The Opium Trade: Remark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Traffic,”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6, April 1847, pp.179~180.【注尾】 在接下來的幾年內,《中國叢報》又刊登了幾篇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文章,顯然,該報的編輯們開始成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支持者。實際上,在1855年前後,美國傳教士的鴉片貿易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對中國民眾遭受鴉片深重危害的人道主義關懷轉變到對因鴉片走私毀壞西方人整體聲譽的關注。美國傳教士鴉片問題立場的轉變對1858年中美《天津條約》的簽訂及美國政府鴉片貿易政策的改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 清政府雖然實行內禁外不禁的政策, 但並沒有完全地廢除禁煙法令, 鴉片貿易在某種程度上還受著限制。因此,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國接連要求清政府發佈取消禁煙的諭令,均遭拒絕。鴉片貿易既受道德的約束,又涉及政治和經濟利益,因而英國政府極力追求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在18428月的談判會議上,璞鼎查為使鴉片貿易合法化,竟無恥聲言:若將鴉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戶和官吏都可以參加合作,這樣便可將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國庫,豈不甚好。【注釋】利洛:《締約日記》(齊思和等主編),上海·神州國光社,1964版,第219頁。【注尾】 1854,英使包令重申此項要求,包令在其所謂變通條約清折中提出將鴉片土一項准其一律進口, 報稅公允。清政府代表崇倫遵旨指出:“至通變稅則會同變通鴉片進口報稅一事, 查貴國既系萬年和約, 似不應另有異議。【注釋】中國史學會主編、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58頁。【注尾】 1857年英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在給特命全權大使額爾金的指示中, 要求他以完納關稅把鴉片貿易置於合法地位。但由於清政府並未解除起禁煙法令,鴉片貿易一直未獲得法律上認可,仍屬違禁性質,英國政府以完納關稅把鴉片貿易置於合法化地位的要求屢遭清政府的拒絕。【注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681頁。【注尾】

為了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權,並促進鴉片貿易合法化,1854年英國聯合美、法兩國,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條約的交涉。要求開發中國內地和沿海各城市;長江自由通航;鴉片貿易合法化;廢除內地稅等一系列不平等要求,但清政府只同意減輕上海關稅,拒絕了其他要求。於是,英、法分別製造了亞羅號事件馬神甫事件,並於18561023日發動了侵略性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同意進行全面修約,英法聯軍於18584月進攻天津大沽口。美國和俄國採取了觀望政策,美國在戰爭一爆發就派遣了專使列衛廉(William B. Reed)赴華,以獲取同樣的修約特權。英、法、美、俄四國公使各乘兵艦抵達白河口外,並分別照會清政府,提出侵略性條款,要求派出全權大臣進行談判。

與前專使顧盛一樣,美國專使列衛廉也完全依賴於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和馬林進行《天津條約》談判。在衛三畏等到達天津之前,列衛廉實際上是讓裨治文作為臨時顧問幫助處理一些政治事務,並評價裨治文是穩妥而又最重要的顧問。鑒於美國傳教士在整個條約談判過程中所擔任的重要角色,列衛廉後來寫道:若沒有他們(傳教士)的服務,我在中國將無法邁出一步來履行我的使命,無法閱讀、書寫或理解中方官方信箋或條約規定。【注釋】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mpany, 1922), p.556.【注尾】

然而,中美《天津條約》在鴉片貿易問題上卻保持了沉默,在《天津條約》對鴉片貿易所表現的立場並非意味著列衛廉在條約談判中忽視了這一問題,列衛廉來華之前是堅決地反對鴉片貿易的,並受美國政府指示要在新條約中重申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但是,當他到達上海之後,列衛廉發現多數外國在華居民包括美國傳教士都認為,鴉片貿易合法化是消除鴉片走私、禁絕鴉片吸食的優先考慮途徑之一。毫無疑問,列衛廉的傳教士顧問也同樣持有這種觀點,18583月,衛三畏在他的日記中就寫道:(中國官員)引證了第六條反對英國人的戒律,宣稱他們絕對不會信仰基督教,因為西方人正為了獲利而用鴉片殺害中國人。【注釋】F.W.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New York &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889), p.175.【注尾】 中國民眾將基督教與鴉片走私聯繫起來的態度使多數美國傳教士大為惱火,也更加使他們堅信鴉片貿易合法化是緩解中國民眾對西方人及基督教仇視的重要方式之一。

美國傳教士的這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列衛廉對鴉片貿易的立場及後來中美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列衛廉清楚地認識到,要迫使清朝承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就必須採取武力威脅,而這是與他本人的政治價值觀及美國政府反對鴉片貿易的立場完全相違背的。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是一種觀望政策,即依靠英法聯軍的武力威脅,以最惠國待遇條款攫取更多的殖民地特權。基於這種政治經濟利益的考慮,列衛廉在天津條約談判過程中始終避免涉及鴉片貿易問題,而決定以一個更為詳細的補充性商業協議來解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

18586月初,清政府與西方列強開始了談判。英、法代表驕橫要脅,俄、美代表則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從中漁利。迫於英法聯軍的武力威脅,清政府在天津分別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在議和談判中,英國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指示全權特使額爾金通過談判,達到以完納關稅把鴉片貿易置於合法地位的目的,【注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618頁。【注尾】 從而順利實現鴉片貿易合法化。清政府為了早日結束戰爭、達成和議,在中方代表大學士桂良等即將赴滬談判前,1858827,鹹豐皇帝密令其在談判中可以全免洋貨關稅與鴉片弛禁為條件,換取罷議公使駐京等條款,“為一勞永逸之計。【注釋】《鹹豐朝籌辦夷務始末》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128頁。【注尾】 18581013,中英上海稅則談判中額爾金正式提出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要求,清政府接受了這一屈辱條款。同年11月,清政府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國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該條約第五款規定:“‘鴉片改名洋藥’,准其進口,每百斤交納進口稅三十兩。向來洋藥……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從此,鴉片貿易合法化。對於這一條約,時任外交官兼翻譯的衛三畏評論道:為了不准這種毒品通過海關進口,中國政府曾經進行了長期的抵抗,現在卻已讓步;以南京條約而結束的鴉片戰爭終於勝利了。那些可尊敬的英國商人和政府自此以後再也不必為走私這項商品而感到恥辱了。【注釋】中國史學會主編、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187頁。【注尾】 ……我確信這是對這一令人困惑的問題的最好處置,對於這一荒唐的罪惡鬧劇來說,合法化是更為可取的方式;鴉片公開的進口使我們也更為心安,再也不需要鴉片駁船和賄賂毒品巡視員了。【注釋】F.W. Williams, pp.291~292.【注尾】 這是衛三畏等美國傳教士在將鴉片貿易合法化責任推給英國當局時所表現出來一種矛盾心態,由於在中國擴散鴉片所帶來不道德和走私的標記已去掉,他們也同樣不必為走私這項商品而感到恥辱了。因此,為了使他們的良心免受譴責,也可能是為了更有效地在中國傳播福音,美國傳教士們最終改變了初衷,幫助西方列強在中國鋪平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道路。

 

  四、結語

 

    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來華傳教士鴉片貿易觀的影響。雖然商業和政治利益也決定著其對華政策,但美國來華傳教士對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主要內容影響甚大。的確,美國來華傳教士對漢語的掌握及與清朝官員交往的經驗使得他們成為美國外交代表團不可或缺的外交助手,他們的立場和信仰對美國在東亞的外交政策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遺憾的是,在《天津條約》談判過程中,美國傳教士由於鴉片貿易觀的轉變及利益衝突最終未能夠提出阻止鴉片貿易在中國繼續擴張的積極性措施。鴉片貿易合法化為鴉片大規模的向中國輸入鋪平了道路。正如凱思琳·勞德威克(Kathleen L. Lodwick)所指出:鴉片貿易合法化顯然不能減少(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反而導致鴉片吸食數量的逐年增加。【注釋】Tyler Dennett, p.556.【注尾】 美國來華傳教士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立場可以說是美國在《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中認可鴉片作為對華貿易商品的主要動因之一,從而使美國政府從根本上改變了其對華鴉片貿易政策。因此,美國來華傳教士雖然在鴉片戰爭之前曾強烈地抨擊鴉片給中國民眾所帶來的罪惡,並堅決地通過《中國叢報》呼籲禁絕鴉片走私,但在《天津條約》前後,其鴉片貿易觀的轉變最終導致了美國對華鴉片貿易政策的改變及鴉片貿易在華的進一步擴大。

 

7. 麥文本 2019-07-09 17:48:59

閣下宣稱鴉片可說是現今所知最具毀滅性的一種麻醉請問當時的中國人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的話為什麼會繼續享用

8. 港人 2019-07-09 18:59:23
巫人麥本文顧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顛倒是非,無知偽善。
9. 麥文本 2019-07-09 21:36:03

當命題討論宗教、歷史、哲學思想和文化的時候閣下說的是鴉片當討論科學天文地質生物和物理時候閣下說的仍然是鴉片然而當討論鴉片時候為何閣下會說這是顧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顛倒是非,無知偽善 

10. 港人 2019-07-10 00:47:13
巫人麥本文顧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顛倒是非,無知偽善。
鴉片敎人麥本文,轉移視線,歪理狡辯自欺欺人

利用鴉片和暴力侵略中國,宣教士憑愛心傳揚福音,是一硬一軟方法,根本是一回事。暴力,鴉片和傳揚福音,事實証明確能混為一談根本是一回事你們醜行掩蓋不了的


11. 麥文本 2019-07-10 09:34:5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時間和歷史就是最好的証明對於閣下的提問,已經儘量回 應,然而詢問閣下的問題,從來都石沈大海,一條問題都沒有答覆要知道,提出問題閣下宣稱的論點,不能自圓其說,就要承擔責任去澄清,不能逃避,如果沒有回覆,就完全喪失了說服力!

·       閣下多次提及鴉片當命題討論宗教、歷史、哲學思想和文化的時候閣下說的是鴉片當討論科學天文地質生物和物理時候閣下說的仍然是鴉片然而當討論鴉片時候為何閣下會說這是顧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顛倒是非,無知偽善 

·       閣下宣稱鴉片可說是現今所知最具毀滅性的一種麻醉請問當時的中國人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的話為什麼會繼續享用

·      閣下宣稱有關演化論的文章歪理連篇,顛倒黑白,將神話當科學,胡說八道要知道有很多生物學的大學教授都反對演化論然而從理性的觀點來說請問以上所列出的基本生物學機制有什麼不合邏輯的地方

·       閣下宣稱有個別教宗犯罪甚至可能罪大惡極,只是說明人性的本質醜惡實在聖經亦毫不隱瞞指出聖經中大衛王犯了殺人與姦淫罪和門徒猶大貪財出賣耶穌的罪行被神懲治這就是天理天理的存在亦証明神的存在此外聖經明確指出貪婪妒忌惱恨及說謊都是罪過在這個大前題下請問閣下世上有那一個人沒有犯罪

·      閣下宣稱侵略者利用暴力和宣教士傳揚福音,一硬一軟方法侵害中國請問閣下除了中國之外侵略者宣教士有沒有運同樣方法侵佔其他國家有什麼聖經或教會紀錄根據

·       閣下宣稱新中國成立之後,基督徒人數沒有增加,人數比民國時期還少!然而根 據紀錄,在1948,在中華民國統治下,中國的基督徒人數不夠100萬;而2010 8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機構在第三屆當代中國宗教論壇上發布2010 年《宗教白皮書》,書中宣稱「我國現有基督教新教徒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8% ,總數估計為2305萬人」。而天主教方面,官方公布的信徒數量有600多萬人,但很多信徒並沒參加官方的天主教愛國教會,所以還未曾統計進來。現時最新估計中國的基督宗教人口估計有八千萬至一億人!那麼請問閣下的論據何在?

·       閣下宣稱聖經是一狗經何出此言聖經只有導人向善用一節經文總括,就是愛世人,甚至將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可以拒絕相信基督教,然而沒有人可以推翻基督教

·      閣下宣稱科學神創論」是巫人騙人論,然而科學神創論」指出了「大爆炸論」和「演化」錯誤的地方;請問閣下有任何回應或者可以提出科學神創論」有什 麼理性問題

·      閣下宣稱神並不存在,然而科學確証萬物不能「無中生有」,那麼沒有神的創造,請問萬物從何而來?

·       閣下宣稱有證據証明存在然而宇宙萬物的創造、世界的精密設計、生命、 定律、常數、天理、聖經無誤和基督教歷史,均證實神的存在否則怎樣解釋

·       閣下宣稱有證據証明並不存在請問證據何在

·       閣下宣稱沒有科學證據證明耶穌是有超越常人的能力,然而有什麼科學證據證明耶穌沒有超越常人的能力?

·       閣下重複宣稱哥倫布和宣教士憑暴力將基督教傳入南美洲,然而基督教是南美洲最多人相信的宗教,哥倫布之後,基督徒人數仍然不斷增加,如果基督教是靠暴力宣揚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歷史上,殖民者運用暴力擴張版圖,而宣教士憑愛心傳揚福音,根本是兩回事!一加一只是等於二,不是等於三!請問閣下,現時的宗教極端份子用恐怖手段,濫殺無辜,能否令人信奉他們的信仰?

·       閣下多次宣稱宣教士利用鴉片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二千年前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採用鴉片,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採用鴉片,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亦宣稱宣教士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佔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因而將基督教傳入中國,然而宣教士同樣從耶路撒冷開始傳揚福音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從來沒有霸佔田地,為何單單在中國應用?其次,新中國開放之後,基督徒人數卻不斷增加,亦絕對沒有霸佔田地,如果基督教是假的,為何今天會越傳越廣

·       閣下宣稱孔子的學說是救恩,然而孔子只有教導為人要做有道德修養的君子,請問他的救恩是什麼

·                            閣下宣稱耶穌復活是謊言,然而每年都有復活節假期紀念耶穌復活,原因何在

·         閣下宣稱基督教學校強逼學生修讀聖經科目,然而這是基督教學校十分清晰的辦學理念校本課程,如果家長不認同的話,可以另擇政府、其他宗教或無任何宗教景的學校讓子女接受教育;但是普遍來說,基督教學校是高質素的首選學校,家長千方百計為子女爭取入學,請問原因為何

·         閣下宣稱醫院有基督教傳道人探望病人,然而其他宗教信徒不能去探望;要知道探望病人是愛心和關顧的表現,而香港是信仰自由的地方請問有什麼法例禁止其他宗教信徒探望病人

·         閣下宣稱基督教破壞中華文明,阻礙中國人拜祖先和先賢,然而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要孝敬父母,那麼請問這與中華文化有什麼衝突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恐怖組識 然而恐怖組識「恐怖份」組成的,透過各種極 端的暴力行為引起關注或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但聖經講的是愛,而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殺人,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恐怖組識

·         閣下宣稱基督教是淫教,然而淫教是假借神的名,透過性交表達愛意;但聖經的十誡清楚吩咐世人不可姦淫,嚴禁非婚姻的性行為,破誡的人就會被嚴懲那麼請問為何基督教會是淫教

·                     閣下宣稱個別傳教士犯錯,罪大惡極,然而這只是說明人性的本質醜惡;請問那一個宗教沒有劣行?那一個政治理念沒有貪官?那一個文化歷史沒有暴君,那一個教育系統沒有失德的老師及學生?

·         閣下宣稱因個別錯誤事件,基督教是騙子組織,然而閣下會否因學校有個別缺德的老師及學生而取消教育制度?會否因世界有個別民選總統貪污弄權而否定民主?會否因中國歷史有個別昏君與暴君而抹殺中國文化?會否因樓價曾經下跌而拒絕置業?會否因父母責罵而背棄他們?

·              閣下宣稱聖經教導錯誤,例如 詩篇19:6說太陽環繞地球運行(實際上只提及日出與日落的現象);還有約伯記38:4及詩篇104:5說地球是平坦與固定的(實際上指出神創造了物理定律固定天體在太空中的位置與軌跡),然而如果聖經錯誤的話,為何會在約伯記68:7匪夷所思地說:「神將北極鋪在空中,將大地懸在虛空?」和

·       閣下宣稱大爆炸創造了宇宙,然而如果這個理論是真確的話,那麼天天都會有大爆炸,有新的宇宙產生,但事實並不是這樣,請問原因為何  

12. 港人 2019-07-10 10:20:38

轉載人民日報的人民網文章


近代傳教士與西方列強(之一)——參與販賣鴉片

  基督教是一種熱衷於傳教的宗教。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當時歐洲處於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更大範圍的傳教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P.Matteo Ricci)、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鴉片戰爭後,儘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於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後盾和軍師。尤為甚者,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這些傳教士的劣跡,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 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 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甚至鼓吹" 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 1843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 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七十年間,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1773年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實行鴉片專賣,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鴉片輸入中國。到十九世紀初,每年輸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鴉片戰爭前幾年,每年多達四萬箱,每箱在中國海口出售價為四百銀元到八百銀元。美國商人也從土耳其向中國販運鴉片。鴉片的售價比成本價高得多。英美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鴉片進口。此後多次發佈禁令。外商從事鴉片貿易不得不以走私為主。

 

    參與鴉片貿易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而且,有的傳教士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 "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象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 他們認為只要中國人接受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就自然會消失。傳教士們還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 馬禮遜教育會" ,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 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 中華醫藥傳教會" ,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年到1834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任秘書兼翻譯員。他在給倫敦會的報告中說," 我已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請,……可以解除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們對傳教士的厭惡,當他們發現傳教士是準備著為公司的利益服務的。"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勵農民種植罌粟,收購後製成鴉片,輸入中國。1825年11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 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裏,依照你們在那裏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證明。" 由於他對該公司精誠效力,其年薪很快即從五百英鎊升至一千英鎊。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 1832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1834年,郭實臘受雇於英國著名的大鴉片商查頓洋行,乘坐查頓的船在中國沿海活動。一個鴉片販子曾說," 郭實臘工作了三天,我給了他一千塊錢。" 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裏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闆誇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 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他的熱情是無限的,但未免大膽,太敢幹了。" 信中描述郭實臘對付中國官員檢查的情景時說, " 郭實臘穿上最講究的衣服,帶領兩只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 鴉片戰爭前,郭實臘還為當時的英國駐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劃策。

 

    反對禁煙由於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係,他們對於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 1839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通過各種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搜集中國官方的動態。當時的外商及傳教士並不相信林則徐真會禁煙,以為林會象其他官員一樣,一經賄賂就放棄禁煙。但是,林則徐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嚴格地執行了禁煙令,迫使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於3 月27日同意交出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鴉片,到5 月 21日淩晨兩點全部交齊(後又增交八箱),6 月3 日在虎門開始銷毀這大批煙土。6 月15日,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與美國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從澳門乘坐" 馬禮遜" 號船到虎門觀看銷煙情況,並設法接觸林則徐。其目的,無非是證實中國官員是否會動真格禁煙。裨治文報告中是這樣描述林則徐的銷煙的," 由於許多人聲言中國人不會銷毀一斤煙土,還有另外不少人認為,即使真的銷毀,大量的煙土大概也會被偷走,……到十一點半鐘,我們已經反復檢查了銷煙的過程和每一個部分。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中的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料,我不能想像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項任務更為忠實的了。" 此後,他們又去會見了林則徐,林則徐向他們明確重申了中國政府的政策,即禁絕鴉片貿易,保護和維持合法的貿易。但是,從金查理呈給林則徐的第二個檔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第一次向中國政府正式提出了未來中英條約中的基本條款,而且還提出了領事裁判權的要求。當然,他們在起草這些檔時,傳教士是重要的謀士。

 

    1839年9 月,林則徐寫信給裨治文,約他到虎門會見中方的一個代表。這次會見,裨治文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煙的決心。他寫道," 他們沒有覺察到,現代科學和工藝已經將優勢給了西方的軍人,當他們以敵對者出現並相信他們的事業是正義時,中國人卻證明一點不切望應予避免衝突。中國人似乎感到,他們所做的完全是正當的和必需的。他們似乎認為沒有人敢於同他們作戰。" 林則徐的代表用" 打仗不怕 " 鏗鏹四個字作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對此表示," 令我們很痛心".為了保護骯髒的鴉片走私,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傳教士不僅參與鴉片走私,反對禁煙,而且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人民網北京9月29日訊)

 巫人麥本文顧左右而言他自欺欺人顛倒是非歪理狡辯,無知偽善。



利用鴉片和暴力侵略中國,宣教士憑愛心傳揚福音,是一硬一軟方法,根本是一回事。暴力,鴉片和傳揚福音,事實証明確能混為一談根本是一回事你們醜行掩蓋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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