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鴉片貿易、鴉片戰爭
人不但可以拒絕相信基督教，然而沒有人可以阻止揭露基督教惡行。
鴉片可說是現今所知最具毀滅性的一種麻醉劑，可怕結果幾乎觸目可及。一個鴉片成癮的人是最可鄙的傢伙，最墮落也最沒用。…如果他20 歲開始吸食，30 歲時就會死亡，他的面容蒼白、眼神呆滯、記憶渙散、步履蹣跚、道德和勇氣消失、極端消瘦、身型有如鬼魅。
他受制於這種藥品、有如奴隸…陷入最墮落的情況，隨時準備賣妻賣女，…為了求得一時肉體和精神上的快感，…但這種快感瞬間即消失，隨之而來的是可怕的惡夢，陰暗的地獄、無止盡的恐懼。不停的生病、嘔吐、腹瀉、直至死亡，才能由這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放縱中解脫出來」。「在有記載的商業史上，尚無任何一種貿易比鴉片貿易更缺乏良心」。
美國是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國，美國商人在中國所成立的洋行，幾乎都皆積極的介入此一獲利豐厚的生意。在鴉片貿易如火如荼進行之時，一批具有宗教熱情和奉獻精神的美國新教傳教士也來到中國，這些虔誠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他們與鴉片商人並不是全無關係的，甚至相當程度內，傳教士與當時在華居留的鴉片商人關係密切、交往頻繁。在當時中國，不少傳教士也參與對所謂的「罪惡商品」貿易買賣。
在英國殖民時期，美國被禁止與中國直接貿易，這項特權是屬於英國的東印度公
司的。1783 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這個新興的國家，揚起他的
星條旗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中國，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走私他們熱烈想
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開始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
(supercargo)，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
這些中國貨。從中國帶回來的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
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
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談到舊中國貿易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述說美國
商人如何拼命找尋任何可以賣給中國人的、或是說中國人看得上眼的物品。中國這個
隱遁在遙遠東方的國家，竟有著源源不斷的茶葉、生絲、瓷器和其他令西方人想望不
已的東西，但是中國卻不需要任何西方人的貨品。當時的西方商人發現，他們運來的
商品沒有一種是中國必不可少的，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
易，只有拿著銀子來。西方的船隻向廣州出發時，船艙中幾乎都滿載著白銀，全世界
的白銀都向中國集中。與中國貿易的嚴重入超，使美國政府和商人痛心疾首。為了尋
找可以賣給中國人的貨品，美國的商人和水手勇敢的操縱小型的單桅帆船，在全球的
各個角落不斷的搜尋著1，直到美國商人步上英國殖民者的後塵，開始染指被視為「罪
惡商品」—鴉片的走私貿易。
在美國商人逐漸擴大他們的鴉片貿易的同一時間，一些具有宗教熱情和奉獻精神的
美國傳教士也來到廣州，他們的目標與那些追求利益的商人同胞大相逕庭。這些虔誠
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普遍具有才智，是服膺實踐主義、工作勤奮、信仰堅定的佈道家。
他們深受熱情驅使，於各地建立傳教的據點，希望將中國這個「異教國家」轉變為基
督教國家，將自身做為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先鋒。事實上，傳教士一直在早期西方強權
和非西方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上，扮演著一個主導者的角色。他們是最早認真看待中
國人的生活、文化、宗教和法律的人，認真到希望完全瞭解中國。大部分的商人，只
滿足於利益的追逐，但是傳教士情願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困難的中國語文，只求解放
迷失的靈魂。多年以來也只有傳教士懷抱著理想，才能以堅忍的毅力來掌握這種難以
應付的語文。傳教士們一向善用他們的筆來創作，影響力遠遠超過商人或水手。他們
所發表的言論被在華的西方人和國內的美國人民熱切的閱讀著，提供了鮮明的中國印
象和傳教士觀點。當時，不論是宗教或是非宗教性質的報章雜誌都大量倚重他們的文
字，讀者對他們流露的感情通常給予廣泛的迴響。他們對鴉片貿易的態度，不但影響
到美國人民的「中國觀點」，更影響到美國政府的對華決策。早期中美關係的發展和中
美正式條約的簽訂，美國傳教士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本論文試圖分析美國在華傳
教士對鴉片貿易態度和其後的轉變，探討其中的原因及所帶來的重大影響。
美國人必須要承認，他們與中國早期的外交關係是建立在鴉片貿易之上。當時
美國是僅次於英國，是與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的第二大國，美國商人在中國所成立的洋
行，不論是赫赫有名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Co.）、旗昌洋行（Russell＆Co.），或是由旗
昌洋行分裂出來的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Co.），都是靠經營鴉片貿易繁榮壯大的。甚至可以說，除了背景
比較特殊的同孚洋行
（Olyphant＆Co.）不曾參與過鴉片貿易外，其他在華的美國洋行，皆積極的介入此一獲
利豐厚的生意，甚至美國派駐在廣州的領事，多人都是當時重要的鴉片貿易商2。鴉片
是這些在華外國洋行最大的獲利來源，旗昌洋行的領袖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t
Forbes）曾坦承鴉片貿易是他在廣州工作以來最賺錢的行業。如同那個時代大多數從事
中國貿易的美國商人一樣，賓奈特認為鴉片的傷害比不上烈酒。他曾經在他的回憶錄
中提及：「談到鴉片對人的影響，無庸置疑的已經減低到十分微小的程度，甚至可能比
不上烈酒的傷害」。他聲稱：「兩萬或是三萬箱，約一千兩百或一千五萬磅的鴉片，分
散到三億五千萬的中國人口中，對整個中國的傷害，還不如稻子所釀製的烈酒大」3。
賓奈特還強調當時所有最優秀的商人和最傑出的公司幾乎都和鴉片貿易有關，「我認為
跟隨著英國和東印度公司的腳步是正確的，…還有那些我素來景仰的在這一行中的領
袖－如普金斯家族（the Perkins）、皮博迪家族（the Peabodys）、羅素家族（the
Russells）
以及羅家族（the Lows）」。賓奈特的繼任者，下一任廣州以及後來旗昌洋行香港分行
的領導人沃倫．狄雷諾（Warren Delano）也似乎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他曾經在家書中提
及：「以一個商人的立場，鴉片貿易絕對是一個公平、光榮和合法的貿易，甚且以最壞
的情況來說，輸入鴉片可能帶來的壞處不會多過輸入白蘭地和烈酒」。
中美直接貿易後，第一個提出可以對中國經營鴉片貿易的是美國人，是被賴德烈
教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讚譽為「受過相當教育、擔任軍官、功勳卓著」的中
國皇后號貨艙總監、美國第一任駐廣州領事山繆．蕭（Samuel Shaw）。至於第一個建
議販運土耳其鴉片的，則是美國駐土耳其士麥那 的領事司徒亞特(J. Stuart)。
當美國商人獲悉鴉片可帶來巨額的利潤後，毫不猶豫地加入對華鴉片的走私。事實
上，走私是當時美國商人們可以接受的一種經營方式，甚至在前往中國的船長之間廣
為推薦和流傳，他們用這種方法來規避中國的關稅。例如普金斯洋行的船長英格拉漢
（Ingraham）在1791 年運送西北海岸的毛皮來廣州銷售時，來自船主湯瑪士．普金斯
(ThomasHandasyd Perkins)的指示就是盡量以走私的方式將貨物售罄，以躲避中國海
關的關稅
徵收。中國的海關監督也曾向東印度公司抱怨，為了躲避正常的關稅，外國船隻常常
在雲雀灣（Lark Bay）走私他們的貨物。 在當時走私的貿易比合法貿易更容易做，因
為付給不法官吏賄賂以後，根本不需要納稅。
印度是鴉片的主要產地，但卻被美國對手英國人牢牢控制，美國無法分一杯羹。在
1790 年晚期，美國人在土耳其的士麥那（Smyrna）附近發現了新的罌粟種植區，這裡
是不受英國管轄的區域，美國商人才可以有發揮的空間，因此美國最早介入的是土耳
其的鴉片貿易。這個地區所產的鴉片通常被稱為「turkey」（中國人稱其為「金花土」），
品質較印度鴉片差，價錢也較為低廉，但仍能為中國癮君子所接受，有時也被攙入較
高品質的鴉片後一起在中國販賣。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於1834 年解除對印度鴉片運銷的
壟斷之前，土耳其是美國商人獲得鴉片最重要的地區。據美國歷史學家丹涅特(Tyler
Dennett)考證，「美國人的土耳其鴉片貿易始於1805 年，也許更早一些」。也就是在中
國皇后號開啟了中美貿易之門的20 年後，美國商人開始經營對中國的鴉片貿易。11
由於當時從土耳其到中國的直航並不常見，美國商人販運的鴉片若不是直接運往美國
口岸，留存供給本國市場所需數量後，再轉船運至中國；就是先運達英國口岸，轉裝後
再送至開往中國的船隻。1815 年之後，美國商人還從波斯販運價格更加低廉的鴉片，
或替英國商人從印度代運鴉片至廣州，從中獲取3％的傭金，外加1％的紅利。美商
人參與鴉片貿易的時間比較晚，但發展速度很快，美國對中國的鴉片輸出量，據紀載
1811－1820 年平均每年為473 箱，1821-1827 年平均每年為579 箱，1828-1833
年平均每年為1081 箱，1817、1818 兩個年度中，美國鴉片商人就販運了近4000
箱。由於鴉片
是走私貿易，美國輸華的鴉片數量無從精確估算，但是可以肯定，美國販運來華的各
類鴉片遠遠超過今日所掌握的數字。美國對華鴉片貿易就很快超越葡、荷等國，成為
僅次於英國的中國第二大鴉片輸入國。美國鴉片貿易所佔的比率開始增加，約佔美國
對華貿易的20％。 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向英國政府提出建議，必須對新來的美國
競爭者加以限制，否則英國的利益將受到嚴重的損害。1830 年以後，美國鴉片貿易的
運輸效率愈益提高。他們逃避中國海關檢查的辦法越來越多，販運鴉片的工具也更加
先進。美商走私船隻多為武裝飛剪船，中國海關的緝私船隻根本追拿不及。一些美國
商行船隻還以廣州的伶仃洋為據點，專門包攬鴉片走私業務。在林則徐禁煙以前，美
國商人的鴉片走私活動已經滲透至天津等地的一些北方港口城市。
美國早期來華的傳教士與鴉片商人
事實上不論傳教士們進行怎樣
的工作，商人社群都給予大力的支持，甚至那些所作所為讓傳教士無法苟同的鴉片貿
易商，他們也熱衷參加禮拜。例如廣州最大的鴉片貿易商人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他在從事鴉片貿易之前，是任職於東印度公司的一名醫生，當時義務性的定
期在伯駕的醫院中幫忙。另一位約翰．格林（John C. Green）領導美國在廣州最大的鴉
片貿易公司旗昌洋行，他很少錯過禮拜，是一位嚴守安息日的基督徒，也給予傳教事
業很多支持。 這些商人都願意掛名傳教團體各種委員會的委員，予以金錢和物質上
的幫助，他們也幫助較小宗教團體的紮根工作。當時廣州所成立的四個宗教團體，如
在華基督徒協會、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馬禮遜教育會、中國醫務傳道會的共同
點，就是皆由英美商人籌資，甚至是英美大鴉片商人如威廉．查頓(William Jardine)、
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威廉．顛地（William Dent）、威廉．魏特摩（William
Shepherd Wetmore）、賓奈特．福貝斯（Robert Bennet Forbes）等人掛名會長、司庫，委
員。這些職務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籌集經費。商人們也捐助醫院或學校，彼得．伯駕的
新豆檔眼科醫院（Ophthalmic Hospital）在早期傳教士成立的機構中，可說是接近中國
群眾最成功的。伯駕亟需支援，商人社群也立刻伸出援手，提供行政上、財務上甚至
醫藥上的援助，來自美國和英國國內商人們所捐助的善款給予了醫院實質上的許多幫
助。在鴉片戰爭之前，因為傳教士已成為廣州美國社群的一部分，商人們對他們的工
作是給予相當堅定的支持的。英國兩個在華最大的洋行—
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Co）和寶順洋行（Dent Co.），還是能夠利用他們的力量
去影響諸如律勞卑勛爵(Lord Napier) 、義律(Charles Elliot)和其他主要的英國外交人
員去幫助他們擴大鴉片貿易。至於美國，雖然國內有公開而且強烈的抗議聲音，但是美國的
公司如旗昌洋行(Russell and Company)、羅素．史特吉斯洋行（Russell,Sturgis＆Co.）或瓊
記洋行
（Augustine Heard ＆Co.）介入這項貿易的程度也愈來愈深，而且和英國人聯合，阻擋官方
任何終止這項貿易的努力某些傳教士甚至介入鴉片貿易，
或與伶仃島的鴉片走私基地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們為伶仃島基地的走私活動提供服務。例如普魯士的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第三次沿中國海航行就是受雇於大鴉片商威廉．查頓，為其鴉片走私充任
翻譯。31 而且，此後他「繼續在沿海服務了若干年」。32 另一方面, 伶仃基地也為各國
傳教士的活動提供各種方便。例如傳教士準備在中國散發的書籍，「由於在中國的其
他地方難以找到堆存地點，所以大量存放在伶仃的鴉片躉船上」，而這又是靠鴉片販
子這些「仁慈的朋友們提供免費船艙」而實現的。33 鴉片商人甚至專門為傳教士設置
從事中國沿海傳教活動的船隻，船上附有印刷設施。「當這種船隻未進行航行時，可
碇泊在伶仃。在這裡印刷可繼續進行，傳教士可以居留，也可以為停泊在此處大量船
隻上的水手進行禮拜活動」。
1839 年，傳教士裨治文在《中國叢報》合訂版的引言中稱鴉片為「一種罪惡，絕不少於，
或許還多餘奴隸制度和放縱情慾兩者的結合」。又指出，「從某些方面看來，這種罪惡－「流動
的毒藥」，導致了今日的危機」，宣稱買賣鴉片是「罪惡的泉源，摧毀生命、財產和道德」，而
「鴉片最讓人震驚的是一項事實－就是所謂的外國人、開明國家、甚至是基督教世界的人們，
成為主要提供和供應這項惡名昭彰的毒品的代理人」。裨治文甚至尖銳的批評英國：「英國今
日已無一人可以被列入高貴的社階層，如果他們的東方財富是來自販售鴉片」63。顯而易見
的，此時裨治文對西方商人的批評已經較先前坦率而直接了許多，但是他還是拒絕直接指名
道姓，在這些抗議鴉片損及中國的未來的文章中，我們發現裨治文並未直接的攻擊那些應該
負責的走私者，這一點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那些最嚴重的犯法者，如威廉．查頓
（WilliamJardine），詹姆士．馬地臣（James Matheson），和藍斯洛特．顛地（Lancelot
Dent）等大鴉片商人都是裨治文和他的傳教士同僚們當時成立的慈善機構的主要贊助人。
英國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正受僱於英國的東印度公司，而東印度
公司被認為一向在中國的鴉片貿易中獲取最豐厚的利益。事實上，早期來華的許多傳教
士為取得在華的合法身份，常常受雇於外國在華機構或商行，參與鴉片貿易。
1842 年的中英南京條約結束了鴉片戰爭，也代表一個中西關係新紀元的開始。它
終結了限制嚴格的「廣州貿易制度時期」，標示著中西「條約口岸貿易制度時期」的開
始。美國傳教士對可以在五個新開放的通商口岸推展傳教事業感到興奮，但是也對於
並未終止鴉片貿易深感失望。面對現實環境，他們此時略為克制了一向對西方鴉片商
人的尖銳批評。一些歷史學者如克利夫頓‧菲力普斯(Clifton Phillips)等人，甚至認為他
們「快速的轉變了立場」。更精準的說，他們將此次「不公義的鴉片戰爭」，慣常的解
釋為「上帝安排之下不可知的事務」，是「上帝為這個國家安排的最終救贖」。裨治文
談到：「痛苦不斷的降臨到這片土地上的人民身上－鴉片的引進、緊接而來的戰爭、水
患和天災、人民的騷動－上帝顯然在實現他的偉大的設計，但是在怒火中祂仍記得慈
愛，在混亂中祂仍記得秩序、在罪行中仍有善行，甚至將人們的邪惡提升為神賜的光
榮。祂的允諾十分確定，所有不信祂的人都會交給祂的聖子耶穌，全世界都將讚頌祂
的名」。也多少顯示了他們默認了鴉片貿易快速增長的事實，降低了他們認定罪惡
的標準。事實上，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叢報》原來激烈的譴責鴉片貿易的文章完全
失去了蹤影。
畢竟，連新任的美國駐廣州領事保
羅‧福貝斯(Paul S. Forbes)，眾所周知的涉入鴉片貿易。
到1880年印度海關出口創出有史以來的記錄，基督徒及傳教士一年內販賣6500噸鴉片往中國。
19 世紀鴉片貿易在中國的擴張。由抨擊非法的鴉片貿易轉變為默許鴉片合法化，傳教士變
為為鴉片貿易道德背書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