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繹法律未與時並進，終審庭裁決得人驚

2004年左右，區域法院開始全部用本地法官，因為越來越多案件用中文審訊。上級法庭有自己的圈子，為了鞏固勢力，他們必須官官相護。目前司法的文化就是不要有太多人上訴，不要給上訴庭做成工作壓力。

黃汝榮舉例，終審庭曾有個案件，被告陳宥羲在網上發放消息，說要像猶太人那樣燒毀中聯辦，被下級法庭裁定有罪。案件到了上訴庭，上訴庭也判被告有罪，再上訴到終審庭，結果判決令人驚訝，法官竟說「網上不是公眾地方」，因而判被告無罪。

按照普通法精神，審判裁決需要與時並進。黃汝榮解釋，普通法要求法官根據社會變化，「貼地」演繹法律條文。如果說網上不是公眾地方，不構成罪行的話，那為甚麼有警員被網上起底，警察部申請禁制令阻止這種行為，而法官又批准發出禁制令？他說：「其實網上世界比公眾地方更大，更廣闊，終審庭不能任由法官愛怎樣說就怎樣說，要市民服氣才行。」對於陳宥羲案，黃汝榮絕對不服！

兒童法庭陋習不改，感化報告沒完沒了

在黃汝榮心目中，另一個司法重災區，是兒童法庭。兒童法庭通常會判被告接受感化，感化官每三個月左右就要寫一份報告給法官。很多個案，感化官說被告已經很乖，感化期間也獲得家人支持，被告更有態度上的改變，建議法官不用再取得更多報告。

可是，兒童庭法官為了避免「太得閒」，要幫其他法官審理案件，於是就在過往的案件中打轉，不斷要求感化官撰寫進度報告，拉長被告感化時間。可是這些所謂進度報告其實都大同小異，很多法官根本連看都不看，只看結論的三四行。

黃汝榮說，這種工作方式表面看起來成績光鮮亮麗，顯示法庭要處理很多工作，其實大部分都沒有需要。黃汝榮看不過眼這些陋習，他在任職司法部時曾以書面向上級法庭反映多次，但情況零改善，無人理會。

四名當值法官鬥卸責，拘捕令無人簽發

做法官要經常簽署拘捕令、手令，有時甚至要在非辦公時間簽署緊急命令。通常有4位當值法官，以防其中一人沒空，仍有其他人支援。黃汝榮說這個制度聽起來很好，但實行起來卻是另一回事，甚至令到很多法官刻意不作為。

他不只一次遇過，當值法官收到警察或廉政公署電話，約時間簽發拘捕令，有法官佯裝聽不到不接電話，或乾脆把電話掛斷。某次黃汝榮當值，聽到警察打電話來要求簽發拘捕令，他答應之後，才知警察原來找過其他三名法官都找不到。由於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因此他又寫報告給上級法庭，建議只用一個法官當值，避免幾個人互相推卸責任。結果卻一樣是不被理會。據他所知，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就有很多次警察找不到法官的情況出現。

八成半法官染黃，判案立場先行

黃汝榮語重深長地說，見到自己曾服務過接近20年的司法機構，爛得這麼嚴重，質素下降得這麼慘烈，目睹司法制度逐漸崩壞，令他非常痛心！

任職法官多年來，黃汝榮發現同事立場85%都是「黃」的，很多時都會因為同情被告的立場，因而釋放被告。他覺得現在的法官完全無公義，無質素，完全被個人立場控制，法官甚至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向被告暗示一個可以釋放的理由，令罪犯有脫罪藉口，這樣的案件多不勝數。

他舉例說，一名因為用腐蝕性液體潑向紀律部隊宿舍的被告，在法庭上認罪，判罰200元。大家都知道違反限聚令都要罰2,000元，這些向紀律部隊挑釁的行為，就簡單判罰200元。怎樣解釋？怎能服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