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的韌性

2020 年時間已經過半，各國期中考試的卷子也該交了。中國的成績最先公佈，第二季度同比增長 3.2%，而上半年同比下降 1.6%。

這是個可喜可賀的成就，因爲實在是來之不易。一方面我們要與世界人民一起鬥病毒，另一方面我們還要騰出手來戰美帝。美帝現在不是加稅就是制裁。

接下來大家最關心的就是美國了，因爲此前很多機構預測，美國第二季度的成績單將會非常難看，美國統計局現在應該比較頭疼。

不管怎樣，2020 年的世界經濟非常不容樂觀，世界銀行預測將下滑 5.2%，是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中國將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一個能實現增長的。一方面，這得益於全國人民團結一致，配合政府控制住了疫情，另一方面得益於中國經濟強大的韌性。

（二）低調做人，高調做事

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有韌性，我覺得是有一位高人，讓中國提前八年，預判了現在的形勢，並作了全方位的積極準備，這位高人就是——劉鶴。

劉鶴，現任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黨組成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劉鶴出生於 1952 年，曾就讀於北京 101 中學，這個學校有很多重量級的校友，我就不細說了。

1969 年，他和千千萬萬的青年一樣參與了上山下鄉，到吉林插隊。不久之後應徵入伍，在 38 軍服役，這可是著了名的萬歲軍啊。

1974 年，他回到北京無線電廠當工人，後來轉爲幹部。恢復高考後，他在 1978 年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後來到美國留學，獲得了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 MPA 學位。

劉鶴現在擔任副總理，分管商務、金融和科技。這位高人平時非常低調，很少公開講話。民間對他的瞭解，更多是因爲中美貿易談判。

但他做事卻非常高調，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和主要制定者之一，也被譽爲中國經濟發展理論的操盤手。

他主持制定過十幾部國家產業政策，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十二五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工作。

很多重要大會講稿的經濟部分，他都是重要執筆人之一，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在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他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也是中國經濟最新藍圖的起草人之一，還有人稱之爲中國新經濟計劃的總設計師。

有兩個家喻戶曉的熱詞，其實都是他“發明”的，一個叫“頂層設計”，一個叫“底線思維”，都比他本人有名。

“頂層設計”這詞，源於信息產業（劉鶴當過信息化產業辦公室副主任），最早出現在“十二五”規劃綱要中，而劉鶴負責了這部分的起草。

他給“頂層設計”下了個定義：頂層設計包括基本的價值取向、要達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後順序。因爲中國已經過了東試一下、西試一下的階段。

（三）八年前高屋建瓴的論文

而“底線思維”這個詞火起來，跟他 2012 年的一篇著名論文有關——《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這篇論文影響深遠，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頂層設計都有深遠影響。

這篇論文，用詳實的數據和歷史資料，系統對比分析了人類歷史上的兩次大型經濟危機，1929 年經濟危機和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

更難得的是，論文對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趨勢和中國可能遇到的困難做出了精準的預測，並提出了極爲寶貴的政策建議，讓中國未雨綢繆，中國經濟纔有了現在的韌性。

這本論文已經出版成書，我也買了一本。看完之後心裏特別踏實，現在中國政治經濟遇到的問題，我們的智庫八年前就預料到了，也採取了及時有效的措施。

他對西方政治制度有着深刻的認識。比如第 36 頁他這樣說：競選政治造成政黨容易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重於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

他認爲，西方政治表現出明顯的民粹主義和金融寡頭政治的特徵。一方面，政黨要迎合低收入選民，抹平階級差別，出臺短視的有民粹傾向的政策。

另一方面，競選對資金的需求，選舉又容易被金融寡頭和少數利益集團所控制，候選人又成了資本的傀儡。

他給出判斷，西方的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政治家往往被短視的民意所綁架。

其實特朗普就是這樣上臺和執政的。美國產業空心化，大量產業工人失業，收入差距擴大，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擡頭。他的政策，既要照顧選民，又要照顧金主爸爸。

他對中美關係走向準確的預測，預測到美國可能會卸磨殺驢。他說在（2008 年）金融危機初期，各國會聯手應對，反對保護主義，有效遏制了危機的深化和蔓延。

但是在形勢有所好轉後，繼續合作就難了，等各種保護主義擡頭，貿易戰、匯率戰、投資限制紛至沓來，西方國家會通過再平衡轉嫁責任，通過製造全球通脹來削減債務負擔。

可以看出，2012 年的論文中，他已經預測美國必然要找茬，貿易保護主義擡頭，中美之間可能爆發貿易戰。

在第 41 頁，他對未來形勢做出了自己的判斷，十二五乃至更長時間，我國所處的外部環境不會太好，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好長遠謀劃。

他還對全球化的趨勢做出了準確判斷。他認爲，全球化的高潮已經過了，全球市場不斷擴張的時期已經結束，國際市場收縮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將成爲常態。

他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必須轉變戰略支點，堅持擴大內需，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新的持久動力。

他說，要高度警惕全球經濟進一步惡化的可能，對包括出口減少、歐美債權縮水、資本外流等各種可能發生的不利事件和風險，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基於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我國國內產能過剩的現狀，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劉鶴跟王滬寧都是是重要參與者。 

“一帶一路”框架

在今年上半年，一帶一路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跟東盟的進出口總額，逆勢增長了 5.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與往年基本持平（其他地區都降了）。

爲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我國一方面積極進行供給側改革，一方面力促產業升級，提出了中國製造 2025 計劃，2014 年 9 月成立了集成電路大基金。

雖然還沒等到光刻機，但是現在形勢已經主動多了，我國的產業鏈日趨完善，很多芯片已經可以實現獨立自主。

這也可以解釋，爲啥在貿易談判中，我國總體上吃虧的。

這也可以解釋，爲啥中興要接受屈辱的條款，因爲就是在爲中國的產業鏈爭取時間。

他提出了“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於不敗之地。

他認爲，面對複雜的形勢，要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衝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

具體一點，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盪；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戰爭。雖然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這個思想，對 2020 年的疫情引起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同樣適用，要防止外部環境突然惡化，也要警惕某些國家和地區發動戰爭。

目前美國和印度，都是蠢蠢欲動。美國雙航母編隊正在南海；偵察機更是每天都會抵近偵察。

而世界其他範圍，也有很多地區有走向戰爭的風險，比如烏克蘭和俄羅斯，已經發生了零零星星的炮戰（東烏克蘭要公投加入俄羅斯）。土耳其也不是很安分。

重新評估了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敏銳把握住了全球化的微妙變化，實現了中國利益最大化，併兼顧了全球利益。

他認爲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2008 年金融危機），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爲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爲全球製造中心。

2008 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槓桿化的漫長過程，對我國來說也有新的戰略機遇。

戰略機遇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甦的巨大拉動作用；第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併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

我認爲我們國家後來出臺的“一帶一路”政策，就是爲了抓住這個機遇。那個時候，中資競相出海，參與國外基建項目。

這些年，我們的輪船招商局和中遠集團，已經在全球盤下了 100 多個港口，包括斯里蘭卡的漢班託塔港、馬來西亞的皇京港，緬甸的皎漂港，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

同時，中資企業也在西方國家參與了不少技術併購。比較成功的有吉利併購了沃爾沃，美的併購了庫卡機器人，三一重工併購了德國機械巨頭——普茨邁斯特。

他準確判斷出了中國經濟工作的當務之急——經濟轉型升級。

論文認爲，保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很重要，但不再是壓倒一切的首要目標。單一依靠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爲繼，中國必須要實現經濟轉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轉型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可能會降速，但如果不及時轉型，原有的經濟增長動力會消耗殆盡，短期的陣痛是爲了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這篇論文，也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理論依據之一，讓中國避免了拉美化危機，避免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論文的的點睛之筆——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這篇論文對中國經濟的衆多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對各種經濟風險給出了具體的建議，比如高房價、金融漏洞、產業空心化、收入差距擴大、勞動力成本上升等。

可以看出這是一篇高屋建瓴的作品，兼顧政治和經濟，宏觀和微觀，國際和國內，格局宏大，全面深刻，見解獨到，給中國經濟提前打了預防針。

就是這樣，在樹立底線思維的基礎上，劉鶴等對中國經濟進行了頂層設計。

而中國的政治制度，又確保了專家的意見和建議能夠形成正確的政策，並得以最終落實。

相反，美國的鐘南山福奇博士，提出了正確的抗疫建議，不但沒有被採納，反而遭到了特朗普的打壓。

這就是中國經濟充滿韌性的密碼。而美國遏制中國的圖謀，失敗的結果早已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