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9日深夜，一名叫卜德的美國人，正在北平芳嘉園胡同的一間“覆蓋著中國特色灰瓦”的小屋裡輾轉反側，被中國舊曆新年的爆竹聲吵得無法安眠。
在這座物價瘋漲的城市裡，美元成了一種信仰，獲取它成了一個人的最高目標。美國僑民的身份，就是一張最具震懾力的警告牌，足以讓所有試圖挑戰友邦的無理行為戛然而止。現在這一切都已經是明日黃花。
卜德，20世紀著名美國漢學家、中國歷史學家
1948年的11月1日，北平的美國領事館已經向僑民下達通知，要求其“在交通工具還允許的情況下，考慮安全及時的撤離”，但卜德決定留下,他相信自己會成為中國現代史一個最重要時刻的見證人。
1月23日，傅作義宣布起義，卜德注意到，在傅作義發表的聲明中，特別提到外國人及其財產將受到保護。8天后，卜德的妻子加利亞在騎車經過王府井大街時，看到了第一批進城的中共部隊，馬路兩側如約站滿了夾道歡迎的群眾，為從他們面前行軍走過的“紅光滿面、身體健康、士氣高昂”的共產黨士兵熱烈鼓掌。
這不過是序曲，真正的北平入城式是在2月3日。這次遊行規模宏大壯觀，在約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卜德一共數了250多輛各種類型重型機械車輛——坦克、裝甲車、運兵車，但令這名美國人印象最深的是，“這基本上是美國軍備的一次展示，所有武器都是（共產黨）兩年半的時間裡從國民黨手中繳獲的。”
但卜德卻在如此熱烈的氣氛中嗅出了一絲不安的氣息，在那天晚些時候，這名美國人在這座“被解放了的城市”的角落裡看到了一幅令他印象深刻的中共宣傳畫，畫面上，蔣介石在一個向他伸出的巨大拳頭面前縮成一團，在他的腳下橫著一堆齜牙咧嘴的骷髏，骷髏的手裡握著一把劍，上面是兩個英文字母“ US”。
朋友還是敵人？
對在華的美國人來說，熱烈歡慶的氣氛中卻四處飄散著可疑的氣息：在上海，4年前為慶祝抗戰勝利而張貼的中美友誼的招貼畫已逐漸色彩盡褪，很快被新的中共宣傳畫蓋住。在“新貼上的濕漉漉的、皺皺的”宣傳畫上，蔣介石是一隻烏龜，背上馱著他的美國主子。
即使是在一些小城市裡，一些關於美國的滑稽鬧劇也在上演，美國人是一個鷹鉤鼻子的醜陋的大頭娃娃，牽著他的跟班禿頭的蔣介石，每當這個形像出現在舞台上時，就會受到被鼓動起來的民眾一頓嬉笑和象徵性的毆打。
從1949年1月到10月，《人民日報》上共刊登了126則譴責美國的新聞評論，從“美帝為其中國走狗打氣，續援南京反動政府”，到“美帝指使國民黨殘餘匪幫，陰謀'中日合作'，向新中國搗亂”，美國在輿論轟炸下儼然成為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的對象。
當中共官方的宣傳砲彈接連落到美國身上時，雙方的關係尚未變得完全不可調和。至少在1948年的下半年，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仍然介於若即若離之間。這一點從中共佔領瀋陽時對美國領事館的態度就可以看出。
這天是11月2日，除了門口多了一隊共產黨的士兵來回巡視以外，領事館的內部事務並沒有被打擾。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回國內的報告中稱：“共產黨在最先攻下的瀋陽給予外國領事館的待遇是非常符合國際慣例的”。
美國國務院也一廂情願地相信，共產黨並非是一個那種真正頑固的“所謂共產黨人”，他們不會簡單遵循蘇聯提供的反美教條主義，而是一群現實主義者，美國總統杜魯門甚至在私下談話中表示，“中國北部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1949年5月，美軍撤離中國上海
美國做出這一判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發生在1948年6月的南斯拉夫事件。
在1948年初，由於當時國共內戰的局勢尚未明朗，所以美國一直以來擔心的是中國可能會像南斯拉夫一樣淪為蘇聯的又一個衛星國。但到了這一年的6月28日，南斯拉夫的鐵托政權突然與蘇聯正式決裂，這個“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使美國相信，只要適當伸出手，將毛澤東培養成下一個鐵托是大有希望的。
整個1948年下半年，美國都在熱切地研究是否可以疏遠中共與克里姆林宮的聯繫，或者更進一步，讓他們與華盛頓之間建立起新的朋友關係。
此時，國民政府已經失去了整個東北和華北，華南地區也岌岌可危，即使是基於政治現實主義的考慮，美國政府也應當尋找新的中國盟友，從而卸掉援助一個腐敗墮落的國民黨政權的惡名，而與一個新的、名聲更好、更穩固的政權確立起新的合作關係。
也許，美國最合適的盟友不是蔣介石，而是毛澤東？
1949年，解放軍進入北平，地下黨組織群眾歡迎
北平“邀請”：失去的機會？
共產黨佔領下瀋陽領事館受到的禮遇，曾使司徒雷登用這個事例來減輕其他被共產黨軍隊佔領下的城市中美國僑民的恐懼感。
但好景不長，僅僅過了12天，一份致“前美國領事”的通知書就交到了瀋陽總領事華德手中，通知以非常強硬的語氣要求所有在瀋陽的外國人必須在36個小時內交出他們的無線電台。華德要求會見共產黨的軍管會負責人，結果無人答复。
規定的最後期限剛到，早已守在門外的中共部隊就迅速包圍了領事館，切斷了所有水電，並把領事館人員一律軟禁起來。這些曾經滿心希望成為中共控制區第一個建立領事館的美國人，就這樣成了第一批被中共拘押的美國領事官員。
這對司徒雷登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諷刺：“瀋陽的新政權就這樣猝然單方面破滅了美國通過領事官員與其建立關係的希望。”但考慮到瀋陽領事華德本人以偏激和反共著名，所以，這可能只是中共地方政權的個案。
然而司徒雷登不知道的是，毛澤東曾給東北局下達指示，要求其“利用目前的軍事管制，達到封鎖和孤立美、英等國在瀋陽的外交機構的目的，不給他們自由活動的空間。只要堅持這樣做，相持日久，他們自然會被迫撤走”。
1949年4月22日，中共大軍已對南京形成隔岸包圍之勢，代理外交部部長葉公超前來拜訪，勸司徒雷登及美國使館隨政府一起遷往廣州，但在接下來的外交使團會議上，所有大使一致表示不遷，他們在觀望美國的舉動。唯一跟隨國府南遷的只有蘇聯大使館。接下來的時間，司徒雷登只是在等待中共最終的到來。
4月25日，司徒雷登終於真正見到了這群幾個月來他們一直在討論和揣測的共產黨人。在中共進入南京的次日清晨，準確的時間是6點45分，12名中共士兵闖入了司徒雷登的寢室，把他從床上喚醒。
中共士兵擅闖美國大使寢室事件使美國感到“狂怒”，國務院電令在華北解放區的索爾將軍向中共發出嚴重抗議，但抗議最終不了了之，因為將軍一直無法接觸到中共的高級官員，以致抗議書無從遞達，當然也沒有任何道歉。
但司徒雷登本人卻和中共的一名高官取得了聯繫。6月28日，南京軍管會外事處主任黃華帶給司徒雷登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表示如果司徒雷登“希望回燕京大學看看的話，他們將會歡迎我到北平做客”。共產黨似乎主動向美國伸出了橄欖枝。
6月30日，司徒雷登在發回華盛頓的報告中輕描淡寫稱，“不管北平認為此項建議是我還是共產黨人主動提出的，我只能把黃的口信看作是毛和周以邀請為藉口，表面上讓我去訪問燕京大學，實際上與他們去會談”，並且樂觀地認為“接受邀請將肯定使他們高興得不得了”。
但中共方面十分介意這個邀請究竟是哪一方做出的。在周恩來給黃華的措辭強硬的電令中明確表示，去燕京大學並與中共會晤的請求，均是司徒雷登主動提出，“絕非我方邀請⋯⋯此點必須說明，不能絲毫含糊，給以宣傳藉口”。而中共之所以同意司徒雷登前來，也只是分化美蔣的策略，“我們對美帝亦絕無改變其政策的幻想”。
華盛頓的回复在一天后回來，同樣出乎司徒雷登的意料，國務卿艾奇遜電告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去北平”，以免使北平的共產黨產生政治上的優越感。艾奇遜是當時美國政府中少數不相信中共會成為第二個南共的官員，他認為中共在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之間肯定會選擇後者，投入“共產主義沙皇”斯大林的懷抱。
7月5日，司徒雷登在讀到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後，只能沮喪地承認艾奇遜對中共的估計是對的。就在兩週前，秘密訪問蘇聯的劉少奇等人帶回了斯大林對毛澤東明確支持的消息。
中共和蘇聯的聯盟關係已然穩固，中共可以不再顧慮美國的態度。所以北平之行，實際上對中共與美國已經岌岌可危的關係來說，無足輕重，甚至談不上是一個機會。無論是中共的“邀請”還是司徒雷登“申請”都毫無意義，只能是在日後的宣傳戰中作為一個修辭，用以表明一方曾經卑躬屈膝地哀求過對方。
1949年8月2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啟程離華
別了，“帝國主義蛆蟲”！
《別了，司徒雷登》於1949年8月18日發表，由毛澤東親筆撰寫。既作為對8月2日離開中國的司徒雷登的“最不友好”的道別，也作為對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文件》，也就是“美國白皮書”的嘲弄式回應。
出乎艾奇遜意料，這份本來針對美國國內的文件，卻在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全國反美運動。
毛澤東對這份白皮書以罕見的方式連寫了五篇評論文章，嘲笑白皮書中美國自詡對中國虛偽的友誼，將其定義為“公開表明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反革命文件”。
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
對美國在華外交機構的清掃也同步進行， 6月30日，毛澤東正式批准禁止美國新聞處在中國的活動，指示東北局對扣押了一年的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一干人等進行公開審判。
華德先是以被控毆打領事館一名中國職員，致使其腦震盪、神誌不清，接著又被控犯有“間諜罪”。法庭在審判中暗示美國所有的在華機構都可能是間諜特務隱藏的據點。華德最終被判處數月徒刑，然後被驅逐出境。
發生在上海的“歐立夫事件”成了這場清掃運動最具戲劇性的一幕。
歐立夫是駐上海副領事，7月6日他駕駛吉普車外出時，被指控橫闖“慶祝上海解放”的遊行隊伍而被拘留。根據中共的說法，歐立夫在受到警察勸阻時拒不下車，被帶到拘留室後，摔壞桌椅，毆傷人民警察。報告特別提到歐立夫當時“嘴裡還叼著一支雪茄”。
在歐立夫被拘禁三天並公開道歉後才將其放回。道歉書的措辭看起來不像出自一名西方外交官之手，倒是像1949年初隨處可見的被逮捕的敵偽分子的悔過書。
在悔過書裡，歐立夫承認“帝國主義行為是要不得的行為”。在道歉書的最後，是1949年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典型的認罪書的結尾：“我感謝人民政府對我的事件所給予的考慮及給我的寬大及和善的待遇。”
1949年12月，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被驅逐
中共將歐立夫作為邪惡的美帝國主義典型，而對他的強硬處理則顯示了新政權無所畏懼的強大形象。在《世界知識》發表的一篇社論中，歐立夫膽敢在軍民大遊行中“以糞蛆臭蟲的蠕動，去碰撞賽如鐵甲列車的遊行隊伍”，這完全是“美帝”“潑皮無賴的奸謀”。
這篇文章的題目就叫：“肅清帝國主義蛆蟲”。
對美資企業的“緩刑”
另一個需要肅清的“帝國主義蛆蟲”則是在華的美資企業。
到1949年時，西方在華外資企業共計1192個，佔據了石油、煤礦、機器製造、發電、造船、食品、銀行業等各個重要部門，總資產達到5億美元（相當於今天的250億美元），而美國在華企業的資產就高達1.6億美元，其中像美孚石油公司、英美頤中煙草和上海電話局等等企業都在中國處於壟斷地位。
直到1949年6月，美國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僅天津海關，美國進口貨物佔進口總額的38%。令人驚訝的是，進口首位的商品居然是新聞紙。這些新聞紙被大量訂購，用來印刷反美帝國的報紙和傳單。
1949年的上海街頭，這一切在當年5月戛然而止
實際上，在中共進入各大城市的時候，就已經發現很多外商經理人之前就已經離開中國。留下的公司在觀望，如果中共兌現他們在成立時做出的許諾，那麼他們來到城裡的第一件事就是趕走所有的外國經理人，查封所有外國資產，並且接管所有外國企業。但他們卻沒有這樣做。
根據毛澤東1949年初的指示，對外資企業進行“監督和管制”，這意味這些美資企業仍然會在中國繼續存在下去。但實際上，毛澤東也在另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有步驟的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所以，這些美資企業只是被判了緩刑而已。
即使是緩刑，也並非可以安然無恙。真正對美資企業造成重創的，是共產黨在其內部成立的工會。這些工會由共產黨派來監督企業運作的干部負責組織工人成立，最活躍的分子將成為工會主席，負責和帝國主義資方進行交涉。
美商上海電話公司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負責監管公司的聯絡員毛民賢是一名堅定的共產黨員，在他監管下成立的工會，則由一名早已在公司工作多年的地下黨倪復生負責主持。在他的眼中，美商老闆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與新的政權為難——
因電話費規定太低而停發工資是故意整垮工會的陰謀手段；提高職工福利，將棉大衣改為皮面大衣則體現了他們試圖破壞公司財政的險惡用心。當資方要開除四名私裝、私移電話收受賄賂的職工時，工會再一次出面交涉，令其複職。
儘管美商在華受到重重監管和束縛，但他們中很多人仍然願意留下來等一等，畢竟這是一個有著四億五千萬人的龐大市場。一名外國商人告訴卜德：“如果能保證10%的利潤，我還是願意在這裡做生意的。但是，形勢不太樂觀。請你祝我好運，我需要祝福。”
“打倒美帝國主義！”
但卜德美國人的身份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麻煩，在中共進入北平的幾個月裡，新政權的干部的確能做到對中國百姓和外國僑民一視同仁，甚至在中國人與美僑之間發生糾紛時，也能以不偏不倚的態度秉公處理。
但就在毛澤東下達審判瀋陽領事華德的那一天，正在書房里工作的卜德突然發現有“四個穿制服的人”“悄沒聲息”地站在院子裡，就像兩個月前突然闖入美國大使司徒雷登臥室的士兵一樣。
這群人來的目的，是為了查看他居住的這幢房子是否可以徵用作為市政當局的辦公室。在長時間的商討後，這群人才勉強同意離去。但這些人在離開時“神情都是陰沉沉的，特別是其中的一個人，他那雙火辣辣的眼睛似乎在說他仇恨所有像我們這樣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和'富有的剝削者' ”。
相比來說，另一位居住在北京毛家灣的美國人大衛·季德的經歷則更為驚險。
季德是來燕京大學學習中國詩學的美國學者，娶了曾在國民政府任高等法院院長的余老先生的女兒。他的雙重身份使他陷入了比卜德更麻煩的境地中。一天深夜，餘家人突然被抵在脖頸上冷冰冰的槍口驚醒了。睜開眼後，季德發現警察已經無聲無息地進了他們的臥室，要求每個人都出示戶籍文件。
季德被帶到附近的派出所進行審問，當警察得知他是美國人後，微笑著說：“中國也喜歡美國人民。他們被他們的政府帶錯了路，但是他們是好人。”
這是典型的對美國的官方態度。在取得全國決定性勝利後，新政權可以採取政治手段驅逐美國在華的外事機構，打擊美資企業，限制美國僑民。但如何驅逐深深根植於民眾頭腦中的美國幽靈，絕非易事。
很多中國人都記得在四年前的中日戰爭中，美國作為中國的盟國，為抗擊日本提供了空前的資金和人力支持。在飛機頭上漆著微笑鯊魚的飛虎隊是當時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美國人辦的安全區曾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對上海、天津這樣的大城市來說，抗戰勝利的第一個標誌不是青天白日旗和紅旗，而是從港口登陸的一列列美國大兵，坐在敞篷的吉普車裡，向外拋撒糖果。
還有“世界上最值錢的錢”美元，有那麼一段時間，獲得美援和美元就是中國人最高的生活目標。對這樣一個國家，感情上也許會有羨慕和嫉妒，但是卻很難“恨得起來”。
率先反美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早在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性勝利之前，自由派知識分子及其組成的各民主黨派聯盟就在反美問題上與中共開始了合作，成為從1946年到1948年在各大城市舉行的反美抗議遊行的主要組織者和參與者。
無論是1946年因為美軍士兵強暴北大女生沈崇而引發的大規模抗議，還是1948年聲勢浩大的反對美國對日本進行援助的“反美扶日”遊行，他們都在其中充當鼓手和旗手。
1948年因拒領美援救濟糧絕食餓死的朱自清（實際上朱是因為嚴重胃潰瘍導致胃穿孔而死）是這些人樹立的英雄鬥士，更因為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對其點名的讚賞而被譽為“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1949年，上海左翼學生粘貼反美標語
恰恰也是在這篇著名的討美檄文的最後，毛不點名地批評“中國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塗思想，對美國存有幻想”。“對美國存有幻想”的知識分子中很可能就包括當時著名的哲學家和報人張東蓀。
張曾經因為是知識分子組成的親共政治聯盟——中國民主聯盟的領導人而成為中共的座上賓，但隨著1949年中共新政權的逐步建立，張卻因為毛澤東公開宣布的“一面倒”與蘇結盟政策而與中共漸行漸遠。
同時，這位前燕大教授還犯下更嚴重的罪過——與他的前校長、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進行書信往來，甚至與北平總領事柯樂博面談，試圖勸服中共與美國解除對立狀態，這毫無疑問與中共制定的反美政策相悖。
在毛澤東發表對“美國白皮書”的五篇評論和《別了，司徒雷登》後，張在政治上就被宣判死刑，之後的歲月只是漫長的緩刑而已。
對被知識分子稱為“小市民”，又被共產黨定義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通民眾來說，新政權的反帝國主義的偉大戰略並不容易理解。胡伯威回憶的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普通人對美國的真實感受。
胡在當時是一名14歲的少年。一家上海電影公司為趕政治時髦，拍攝了一部以批判“美國生活方式”為名的電影。在電影中，一對崇尚美國生活方式的“時髦男女”用鋁合金板（顯然是美國製造）蓋起了一座“金屋”，過起奢侈浪漫的生活。結局是這座“金屋”最終坍塌毀滅了。導演的意圖也許是想要藉此象徵美國生活方式的徹底坍塌，但真正招攬觀眾蜂擁而至的恰恰是片子裡批判的“美國生活方式”。
實際上，電影也恰恰是民眾對外界認知的一種重要方式。儘管新政權一再縮減美國電影的排片數量和放映時間，在上海，軍管會從9月19日起宣布對進口電影進行審查，使美國電影在影院裡的放映數量從1948年的89%下降到1949年的20%到15%，但全城200萬影迷中的75%仍然至少會去上海50多家影院中的一家去看美國好萊塢大片。
在1949年10月，僅有12.5%的人選擇去看蘇聯電影，看國產片的更是只有少得可憐的11%。
10月30日，主管全國文藝工作的茅盾在《人民日報》上公開批評美國電影“題材不外乎酒、色、財、氣”，是“用了美國式的低級趣味的技巧來掩飾它那反動的有毒的內容，並以此吸引辨別力不高的觀眾”，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對城市居民散播的“毒素”，“實在比鴉片還猛烈”。
《大公報》和《文匯報》也對美國電影大加撻伐，但仍然阻止不了一般市民白天高唱《國際歌》，晚上投入麗塔·海華斯和蓓蒂·赫頓香豔的懷抱中。
新政權不會對此忍耐太久，對美國最後的寬容也將在1949年過去的時候畫上句號。對在華的美國人來說，離別的時候卻已到來。
1949年8月28日，卜德離開中國，在臨行前，他最後一次感受到了中國人對他的善意，他的僕人小陳在送別時“眼淚從紅腫的眼睛裡湧出來”，握著他的手，對他說：“一路平安”——這是一個中國人對一個美國友人私下的友誼，卜德在日記中寫道：“但願未來的中國能夠善待他和像他一樣的中國人！”
卜德走得恰當其時，在一年後，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國人，對美國人伸出的也絕不是友好的握手，而是憤怒的拳頭。“一路平安”也變成了“滾回去，美國佬！”
1950年“抗美援朝”運動中，反美浪潮席捲神州
“仇視美國！鄙視美國！蔑視美國！”
1950年3月，美國駐北京總領事柯樂博關閉領事館，美國在新政權下的最後一個官方外交機構撤離中國大陸。
臨行前，柯仍然徒勞地向張東蓀求助，向張表示美國願意在資金和技術上向中共提供幫助，希望能最後見一下中共最高領導人。但張的回答是，他自己現在也很難再見中共領導人了。他勸告美國不要再指望用美國的經濟實力來吸引中共，因為對共產黨來說：“經濟永遠服務於政治”。
幾個月後，新政權加入朝鮮戰爭，對“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宣戰。一場反美運動終於點燃。這場新的運動也被稱為“三視運動”：“仇視美國，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死敵；鄙視美國，因為它是腐朽墮落的帝國主義國家；蔑視美國，因為它是紙老虎，是完全可以打敗的”。
先前受到監督的美國在華外資企業也因抗美援朝之名被接管。隨著美國宣布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和資產凍結，12月28日，周恩來發布命令，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國在華資產，凍結美國政府、公司及個人在中國的存款。
市面上再也見不到美國產品，美國電影也被逐出了中國的銀幕，曾經美國電影的大本營上海甚至編出了上海話的兒歌：“美國電影好唔好呀？教人做強盜呀！美國電影靈唔靈？大腿狐狸精呀！”
之後的歲月裡，在中國人民的怒斥聲中，美國完全從中國被驅逐出去，留下的只有“美國”這個詞，和那些蘇聯風格的美國宣傳畫，不斷提醒再沒見過美國人的中國民眾，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邪惡的帝國主義國家仍在不斷覬覦和破壞日益強盛的新中國。
時間指向1972年初春，當美國總統尼克鬆的車隊通過天安門廣場時，“巨大的廣場上空無一人”。
(文章來源:聞道不分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