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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利歐九月十八日長文:中國大周期及其貨幣 (12)
天風固定收益團隊譯
2020年10月8日

從1949年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到1976年,中國經濟增長相當不錯,平均年增長率約為6%,平均年通貨膨脹率在1-2%,獲得了約4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此,人民生有所改善但仍然貧窮。

1976年意義重大,中國面臨第一次代際變革。

1978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個短語來概括:“改革”和“開放”。改革意味著“市場改革”,這意味著利用市場化來幫助資源分配,從而調動人們的積極性,而“開放”意味著與外部世界互動,以學習、改進和發展貿易。這使得中國開始把市場經濟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20]並對外開放。更大的“改革”和“開放”——將讓中國的經濟更強大,只要沒有更強大的外國勢力想要阻礙當時經濟疲軟的中國的發展, 所以關鍵是要追求這些方向上獲取利益。1979年與美國建立了全面外交關係,這是改革開放戰略是一致的。當時的中國非常貧困——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所以中國需要發展。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達成這一目標需要接受一切事實,即“實事求是”。我並沒有看到兩者之間的矛盾,而是由此認識到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意識形態是通過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待的,比如,認為這兩個相互衝突的對立面將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它們之間的矛盾和不斷的對於矛盾的解決自然地使得二者之間的衝突得以解決,從而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上取得進步。政府觀念的連續性和合法性,在進行大的改革以使中國富強的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共存對中國來說顯然是正確的。

改革政府的決策結構。領導團隊遵循同樣的基本路徑, 使中國更富裕, 更強大的通過使經濟更加市場化和增加中國的貿易和學習其他國家治理過程中的經驗。

1984年,我第一次與中國直接接觸。從那以後,我的直接接觸,以及我所接觸到的事實,影響了我的觀點。因為這些互動對與我建立我的觀點和幫助你們理解我的觀點都非常有價值,所以我會在相關的時候提及其中的一些。同時,因為我不想失禮,我也不會傳遞我認為那些給我消息的人不願意讓我公開的信息,而且我也不會提及任何在世的人的名字。

1984年,受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ITIC)的邀請,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向他們解釋世界金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這家公司是作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延伸而成立的。中信成立的目的是學習和試驗如何應對外部世界和資本主義。

中國當時非常貧窮落後。但是我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聰明而且文明。在這方面,它不像我以前習慣的發展中國家那樣,因為中國的落後是由於人們根本不了解或無法獲得外界擁有的東西,並且是因為他們在一個消極的系統中工作。例如,我送了10美元的計算器作為禮物送給人們,他們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設備。當時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職業或工作,他們工作得出色也得不到經濟上的足夠激勵,所有企業(包括小餐館)都是國營,沒有財產(如房屋)的所有權,並且就最佳服務和產品而言,與世界沒有任何联系。

我很清楚,消除這一障礙只是剛剛開始,這自然會使得經濟水平趨向一致,就像水會在沒有約束時自然尋求相同的水平面。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在發生的變化。我記得我當時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廈”十樓演講,通過窗戶指著兩層胡同(貧困街區),並告訴我的聽眾,胡同不用多久就會消失,摩天大樓很快就會代替它們。他們不相信我,並告訴我:“您不了解中國”,我告訴他們,他們不知道開放帶來的經濟套利的力量。我們過去40年所看到的高增長,其背後最大的力量就是開放。對外開放創造了巨大的機會,而中國人則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他們的表現甚至超越了我的最高期望。在中國獨特文化的影響下,他們通過制定和實施改革來做到這一點。這些改革解放了人民,讓他們能去實現出色成果。全球化以及世界希望中國的加入也有很大幫助。我當時經常聽到的明確目標是“打破鐵飯碗”,這是指不提供消極的保底就業和確定的保底福利,而是以更加激勵性的補償代替它們。

在具體管理上,決策人員仔細詢問我很多細節,比如新加坡機場的運行方式(例如,乘客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托運行李)、新加坡如何取得了這樣出眾的成就、中國如何才能實現這樣的結果。很多年以後,我有機會邀請李光耀到我家。在那次晚宴上,包括其他貴客在內,我們問他對當時不同領導人的看法、他對過去的偉大領導人的看法、以及使他們偉大的原因。我們渴望了解他的觀點,因為他認識過去50年時間中的大部分偉大的領導人,並且也是這50年中最偉大的領導人之一。

 

 

 

~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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