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港區國安法》實施前後，有亞洲外交官與我分享英語文章。本文以其中兩篇去反省近年香港安全地形的動態。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一星期，英國學者和戰略家史高（Gerald Segal，1953-1999）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文章〈香港作為亞洲間諜樞紐的光明前途〉。史高當年政策建議有促成今天香港為外部勢力介入。

亞洲成間諜戰場

史高認為，香港回歸中國並非單是經濟政治事件，實涉及安全。回歸後香港將成為「間諜戰場」（espionage battleground）。香港被喻為東亞最好的海軍基地，是因為港闊水深和獨特地形適合海事部署。

香港又鄰近台灣海峽、南海和東海，使任何海軍都想透過她加強在具糾紛海域的影響力，是未來中國欲建立一支具遠征力量海軍的港口。香港為區內最優良的民用港口，其對外開放性使她成為間諜溫床。

英國撤出香港後，將有不同間諜活動在港進行，諜戰亦以不同掩護下發生。北京將全力拔除英美和西方情報機構安排的電子和人工情報網絡，以及在公務員系統和商界內安插的線人代理人。香港會成為中共派系、軍方央企和台灣等不同勢力的諜戰場。這些動態使香港成為中國政權地方化時的分裂縮影。中國將透過香港輸入武器系統內的零部件，這是因為北京對有關物料和科技更感興趣。而當解放軍追上美軍力之時，北京會以香港去改善訊息戰能力。

史高研判香港將成為中國學習如何從與美國角力中改善自己位置的據點。

今年5月，史高研判被意大利學者盧卓莉（Laura Ruggeri）文章〈混亂的推動者：美國如何在香港種植顏色革命〉具體地描繪出來。盧卓莉1997年移居香港，提出2014年和2019年示威活動是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在香港

盧卓莉認為，回歸前香港已被顏色革命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Democracy,NED）對靶，成為美國在中國推動「政權易變」（regime change）的據點。

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被美國媒體演繹成「中國威脅論」，視中國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挑戰者。與西藏和新疆一樣，香港被美國支持的「政變推動者」（agents of regime change）利用。

回歸後香港雖有良好的行政者，但懂管治的人不多。殖民統治使港人政治欠成熟，社會被既得利益集團主導。「一國兩制」未將香港制度和人心解殖，港人對中國認同薄弱。

相反，跨國組織包括教會、非政府組織（NGO）和倡議網絡卻深入民心，被美國視為「影響力載體」和「民主化催化者」。他們與被美國支持的媒體和政黨合作，使中國和特區政府長期處  於被批評的壓力下。他們利用民怨撕裂社會，達到政治分化和意識形態對立，使香港無法管治。

雖然中國沒有削弱香港自治，特區政府卻忽視美國這頭「房裏的大象」。若能及早從一連串事件之間看到聯繫去確認安全風險，便可預早搜集情報，防止顏色革命。

盧卓莉指出，香港立法者沒有看到「兩制」成功取決於「一國」穩定。公務員受制於「做多錯多」求自保消極心態，未有效應對被美國支持的社會運動所造成的勢力失衡，不斷蠶食香港憲政基礎，阻礙香港被納入中國管治領域。立法者和公務員沒有視維護中國主權為首要，造成的危機便被政變推動者乘虛而入。

顏色革命意識形態和顛覆活動早已滲透不同機構和制度內。反對黨連成一戰線，一支由本土義工和外國特工組成的小型軍隊以「公民行動」為名，與接受數百萬資助的基金會、NGO和媒體組成民間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