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10年6月2日)

最近很多曾經生活和工作在我周圍的人都成了我博客中的主角。他們中有的還會經常和我見面、有的已經和我失去聯絡、有的甚至已經離開人了人世。但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活在我的記憶中，因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陪伴我走了一程。而他們的故事都是真實的。今天我要說的是關翠杏、賀定一、梁玉華和我之間的故事。

我第一次見到關翠杏是在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那是1992年的秋天。那一次我是應澳葡政府經濟財政司貝錫安先生的邀請隨政府代表團訪問南非、安哥拉然後繞道里斯本，在里斯本停留兩晚一天後，轉飛西班牙参加在塞维利亞世界博覧會中葡國日的儀式。在里斯本停留的一天中，我們應邀参加了澳門政府在里斯本舉行的一次推介澳門的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的雞尾酒會中，我第一次和關翠杏有近距離的接觸和簡短的交談。其實在此之前我曾在報章的報導中多次見過關翠杏的照片。當時關翠杏任社會常設委員會勞方代表。我和關翠杏雖然並不相識，但對她的印象却並不太好。本來我對我不相識的人根本是談不上印象的，但事關在一次公開塲合一個工商界的相識(因為這位先生不能稱為朋友，他和我只是平時見面時點頭打招呼的) 說起澳門社會常設委員會時，搖頭嘆息地說﹕“關翠杏是他見過的人中最難相處和最不知所為的人”。我雖然一直從來沒有喜歡過那位對關翠杏作出低劣評價的人，對他的為人也不是太認同，但他的一番話在我心中却留下了關翠杏難相處的印象。那次以後我和關翠杏再見面時是1996年關翠杏進入澳葡立法會任議員的立法會會議廳裡。

1996年到1999年回歸的3年多時間裡我和關翠杏雖然同時在立法會任議員，但是却從來也不來往，只是見面時點頭問好。那時的關翠杏在立法會發言不多，也沒有給我留下特別的印象。所以我們基本上和不相識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回歸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組成，我當選為第一屆立法會主席，而關翠杏繼續任議員。在回歸前準備特區必備法律時我因為工作十分繁忙緊張，所以和特區立法會的議員雖然幾乎每天在一起開會，但是和他們個別接觸的機會却不多。回歸後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搬往位於南灣湖畔的立法會大樓後，我為了順利開展立法會工作，開始直接或間接地關心和了解立法會的議員。我發現關翠杏在會議討論中的表現越來越老練、見解越來越獨到、立塲越來越鮮明。隨着她在特區立法會的發言次數的不斷增加，發言的質量也不斷提高。在議會中她在不知不覺中建立了她獨特的風格，引起社會和傳媒的關注。我和她的接觸在過去十年中，特別是她担任立法會委員會主席後逐見頻繁，我和她由開始不相識沒好感到相識，由相識慢慢地逐步地變成知心朋友的一切都發生在不知不覺中。和她相處後我發現關姐(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的心目中變成關姐) 是個特別的真誠，特別正直的人。她的性格剛正不阿、她的思維敏捷和慎密，她雖然沒有受過正規學校的教育，但通過她不斷的努力，她所掌握的知識和洞察社情民意的能力卻是十分豐富和老練。我和她本來是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的人。我們出生於两個存在很大差異的家庭，我們成長的環境也截然不同。自小到大我的父母都為我安排了舒適的生活和學習環境，而關姐却在很年糼時要踏出社會工作，幫補貧困的家庭。她憑她堅強和求上進的個性，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學習不斷要求進步。可以說她今天的學識和水平一點也不比我差。她這種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精神，除了令我十分佩服外，我對她也特別的欣賞。和她相比我好像是温室中的花朶，而她是經得起風霜的松柏。不過我們倆除了都擁有一顆相同的熱愛祖國和澳門的心，還有一個相同的為澳門人服務的願望。所以即使對有些社會問題上的看法有不同的立塲和觀點，甚至爭論。但是這些爭論都沒有成為我們相處中的絆脚石，我們在過去十年的相處中建立了不能被摧毁的互信關係。今天我和關姐已成了很知心的好朋友。相信我們今後還會對社會上的事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的友誼會褪色的。

我和賀定一認識了很多年。我們的交情其實是始於她的父親賀田老先生。賀老先生生前待我也很好，我也一直對他老人家十分懷念。1988年起我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賀定一活躍於基本法咨詢委員會。1993年我和賀定一一起被邀為全國政協委員。1998年我和她分別被邀担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副主任和副秘書長。回歸後我們同時出任特區立法會議員直至2009年第三屆立法會屆滿。我們倆除了有很深的私交外，也同時在澳門回歸前後長達20年的政治生活中在一起服務澳門社會。和關姐相比賀定一是一個性格相對温和軟弱。她的為人很善良也比較圓滑。她是一個肯吃虧並特別熱情的人。她不像我那樣口沒遮攔容易得罪人，她是一個基本上不得罪人的人。她對工作十分認真負責，很多時為了不讓別人操心和令人不開心，情願自己多做，也因此常常獨自扛着辛苦。我很喜歡阿一(這是我對她慣常的稱呼)，但是我常常為她叫屈，也因此常常批評她的逆來順受性格。我知道她在這點上有些怕我，我有時也覺得自己有些霸道和過分的管閒事。在立法會開始的两年，賀定一因為有些不習慣議會的運作，所以沒有太多的發言。但她在後來的兩屆立法會中逐漸進入角色，在最後的四年中不論在大會或委員會中，不但發言積極而且發言內容的立塲和見解也逐見鮮明。幾年前她被選為澳門婦女聯合會會長，和母親會理事長。我經常和她開玩笑說她是澳門除了行政長官外最大權力的人，因為她統領着澳門的半邊天。最近我為慈善會開展工作，向阿一討教有關澳門老年服務方面的問題。阿一向我和慈善會的同事們提出了很多非常精闢的，令我意想不到的專業意見。她向我展示了我從未在她身上發現過的能幹和頗有獨到見解的一面。那天我回家後想得很多，那麼多年阿一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朋友和妹妹，我忽略了她的成長和她的進步。在不知不覺中她其實已經成為獨當一面的社會領袖人物。

2001年梁玉華循直選進入立法會。在她進入立法會之前我和她不相識，但我聽很多人說起過她。大家都稱她為華姐，並異口同聲地稱讚她熱情且樂於助人。進入立法會後我開始和她有了接觸，並因為關姐、阿一和她的關係十分好，所以我和她也很快就熟絡了。相比關姐和阿一華姐是一個相對單純的人。她待人真誠善良，很易相處。但相信由於她常期處在相對狹窄專業的醫院裡工作，幾十年人生中面對的除了病人還是病人。她用她那習以為常的，像對待她所有病人的關心和愛護心態對待任何人。並永遠耐心而默默地回應任何人向她提出的要求。她對社會上一些複雜情況的了解較少，對自己的生活要求也不高。在和她的相處中，她給我的印象是，她是一個知足常樂笑口常開的人。記得她入立法會不久後的一次發言引起了山頂醫院裡醫務界人士的不滿。華姐為此十分苦惱，因為別人對她的動機曲解了。對一個新議員來說這樣的打擊的確是很難承受的。她來我辦公室找我訴說心中苦悶。我為她開解後，囑她以後注意發言技巧和內容，並改變只就衛生範疇發言的初衷。我鼓勵她並告訴她，她不但是醫務界的議員，更重要的是全澳門老百姓的議員，應該全面關注澳門問題，深入了解澳門各方面的情況，做個全面發展的議員。華姐在8年的議員生涯中華姐十分努力地適應議會生話，她的進步是十分明顯和神速的。在她不斷虛心學習下，她的議政水平不斷提高。在第三屆立法會的表現和她剛入立會時截然不同。她不但令我對她刮目相看。也在社會上贏得好評，獲得認同。在去年離開議會工作時，她已是一位很不錯的議員。

不知從哪一天開始我們四人每逢開大會那天一定相約午餐，午餐後一起回去開會。我們成了好朋友，好姐妹。第四屆特區立法會成立後，阿一、華姐和我三人都不再繼續出任立法會議員，但是每當立法會開大會那天，我們三人都會盡量抽空和關姐吃中午飯。並在下午3點前由我送她去立法會。我們也會相約一起到外地旅遊，我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沒有變，我們在一起還是無話不說，並且十分開心。我在家中除了有一個兄長外排行第二，我是家中的大姐。我有四個妹妹，但是我們在長大成人後大家都各有各的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她們給我留下的都是兒時的印象。我和她們之間雖然有姐妹親情但是因為接觸不多而缺少友情。常語說家人是上天注定的，而朋友則是自己選擇的，也因此朋友之間的交往和情誼往往超過家人。我和關姐、阿一和華姐就是最好的例子。我的年齡比關姐、阿一、華姐都要大，我們在生活中真像是姐妹四人，我是她們的大姐。在工作中我們是四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現在我和阿一、華姐雖然已退出立法會，但我們會和以往一樣關心社會，也會繼續不遺餘力地為澳門服務。

我想在這裡補充的一點是，除了關姐、阿一、華姐外在立法會還有容永恩和梁安琪兩位女議員。其實我和她們的關係也很不錯，只不過由於一些客觀原因我們很少在一起吃飯，所以相處和交流思想的機會相對少了，也很自然地在感情上相對淡薄了些。

人的生活就像一本書，過去了的事就像書本上又翻過了一頁。對我來說我人生道路上已翻過了很多很多頁。不過有關立法會的那一頁，雖然是已經翻過去了,但我翻的時候覺得特別的沉重。而且在立法會遇見的人與發生的事還是不斷地出現在我的回憶中，我真的特別想念我的同事們和秘書處的工作人員。他們都是我人生中最好的兄弟姐妹。我在此祝他們每個人都健康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