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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淡以處世
失落
曹其真
前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及
全國政協常委
2017年2月17日

(原文發表於2010531)

 

1993年初我在美國的姨甥女李佳鳴和她的丈夫楊維聰應我的邀請來澳門工作。他們倆分別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學士和碩士。那時他們分別是22歲和23,但是已經在美國工作了。當時雖然我的年齡離開退休還有一段距離,並且我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都還是非常好,但我知道自己總有一天是要會退下第一線,公司必須要有合適的人才接手管理,所以及時培養適當的接班人對公司的長期穩定和發展非常重要。另外在我身邊多兩個有學識的年輕人不但會給公司增添活力,也一定會對公司和我在管理經營方面有幫助。對他們能接受我的邀請來到澳門工作我覺得特別高興。他們夫婦倆被分別安排在我管理的公司中工作。楊維聰被派到澳門纺織品有限公司工作,而李佳鳴則被派往殷理基任職。楊維總和李佳鳴倆都很努力和勤快,他們很快就適應了澳門的生活,也很快熟悉了公司情況。在開始的三年,我對他們的工作作風和能力、他們的道德品質和他們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表現都十分細心的觀察,對他們所做的每一件時也很關注,一發現問題就向他們提出並及時糾正。他們夫婦倆都很聰明能幹,接受新事物也很快。最重要的是他們雖然涉世未深,人生經驗不足但是待人都很不錯。我感到我已找到了合適的接班人,也因此很放心地把公司的工作逐步地交給他們處理。他們在工作上的進步很快,沒有辜負我的期望,在公司裡也很快地贏得了同事們的認同和尊重。同事們都沒有疑問地接受了他們成為公司管理接班人的事實。三年後我將公司的業務全部交給了他們負責。我告訴他們,在工作中我會給他們很大的自主權和自由度。只要他們認為自己能承擔起責任的事情,他們可按他們的意思去辦理,時先不再需要得到我的批准。當然我也向他們聲明有權就必有責,所以如果他們認為沒有把握的事情還可以和我商量著辦。但是由他們自行決定而處理的事情,如果出了錯,責任必須由他們自己負,但經過和我批准由我參與決定處理的事情,如果出了錯的話責任由我負擔。開始時他們還會將某些他們覺得自己沒有百分百把握決定的事和我商量,但這種情況隨着時間一天天的過去變得越來越少了。大約到1997 1998年他們倆己基本上已不再和我商量就把所有的事情自行決定了和處理了,他們在公司完完全全擔起了決策者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一向繁忙的辦公室一下子靜下來了,來看我和向我請示工作的同事好像忽然都消失了,就連電話也不大響了。我每天回辦公室除了閱讀立法會文件和公司生產報表外,幾乎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那一段時間,我每天坐在我的辦公室覺得非常無聊也會感到心裡悶得發慌,對我這個每天都覺得上班時間過得特別快的人來說,等下班也突然變得很辛苦了。

 

有一天我和往常一樣在自己的辦公室悶得受不了。我走到李佳鳴的辦公室,見她的辦室桌子上、椅子上和能放東西的地方都放滿了文件。她一邊聽著電話一邊翻弄著文件。當她看到我進了她的房間時,站起來走到她桌子前的椅子上把文件拿走並示意請我坐下。她很快地掛了電話,然後問我是不是有事找她。當我正想回答她的問題時,她桌子上的電話又響起來了。李佳嗚向我展示了帶有一絲尷尬的微笑,我用手勢示意她接電話,她拿起電話開始通話,但她這次的來電者很明顯地有重要的事情和李佳鳴說,所以我感覺到李佳鳴並不能用三言兩語講完電話。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在她的辦公室坐下去沒有什麼意思,因此示意她繼續通話,並離開了她的辦公室。離門李佳鳴的辦公室後,我走到位於同一層樓另一單位的楊維聰辦公室。在楊維聰辦公室門口我碰到針織廠的一位廠長剛好從裡面走出來。我和那位廠長打了招呼後就進入了楊維聰的房間。當楊維聰見到進入他辦公室的人是我時,把他剛拿起的桌上的電話聽筒放回電話機上,然後站起來招呼我。我在楊維聰對面坐下後。楊維聰看着我等我說話。我告訴他我沒有什麼事,我只是過來看看。楊維聰聽說我沒有什麼事情要對他說,就順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張公司生產報表,對我說他向我彙報一下公司生產情況。在那一刻,我的腦中怱然閃爍出十幾年前我父親在我辦公室中的情景。我沒等他開口,站起來告訴他“你忙吧!我走了”。我從楊維聰當時的表情可以看到他對我這突如其來的行動覺得非常詫異,但我沒有給他任何的解釋就悄悄的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當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室坐定後,十幾年前在我位於商業银行12樓辦公室裡,我父親坐在我對面的那一幕幕,再次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們公司自從搬到澳門商業銀行樓上後,公司的面積比在大豐銀行樓上大多了。所以除了我自己的辦公室外,我也為父親安排了一間辦空室。因為當時父親還偶然會來澳門見見朋友或参加一些應酬。但父親每次來都不去我為他準備的辦公室坐。他會拿一張報紙坐在我對面看。每當我問他有什麼事要和我說時,他都會說“我沒事,你忙你的”。然後舉起報紙繼續看報。因為他舉着報紙,報紙擋着我的視線,所以我永遠無法看到他臉上的表情。不過只要電話鈴響或者我的秘書進來說話,父親就會放下手中報紙盯着我看。在這種情況下父親雖然基本上從不發表意見,但是我心裡總是覺得特別的別扭和不自在,總有我是被人監視住一樣的感覺。我心中常常納悶為什麼父親不去我為他準備的辦公室,而偏偏要坐在我的前面。但我不好意思趕我父親走,就這樣別別扭扭的過了好幾年。當時我心中還特別慶幸父親不經常在澳門。

 

當我再次回想起這一幕幕時,我彷彿體會到楊維聰和李佳鳴見到我坐在他們前面的感覺。當然他們對我非常客氣,也沒有讓我看到他們對我的到訪有一絲一毫的不耐煩,但我知道我不能也不應該讓他們重復我十幾年前的感受。在那一刻我深深體會到老一代人把權交給下一代人後的那種失落和被拋棄的感覺。老一代人會感到自己已不再重要,是一個沒有人需要的可有可無的人。在社會上、工作中、生活上甚至家庭中都不再是“主人翁”。我想起中國那句老話“教會徒弟沒有師傅”我相信這也是為什麼人總要緊緊抓住手中的權不肯放的原因。我也曾聽過有的家長將公司交給下一代管理後,再次將權在兒女和小輩手中搶回去的個案,我對箇中原因一直無法明白,不過在這一刻我完全明白了。在當時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的內心開始了鬥爭,我就那樣靜靜地坐了很長的時間。最後我想通了,我告訴自己時代和社會是在不斷改變和進步中的。我們每一代人都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期負擔着社會責任,無論是誰都不能逆轉歷史的車輪。我根據自己的經歷體會老人退下來時的痛苦,但是無論這個痛苦是多麼強烈我們還是必須退。關鍵是我們要自我調節心態,要明白薪火相傳的重要性,我們決不能阻礙年輕一代的進步,相反的我們要盡我們的能力,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順利地接過我們手中社會責任的“棒”不斷地向前奔跑。

 

在當天我就吩咐秘書在我的辦公室為我裝上一部電腦。我開始學習電腦操作,也開始閱讀有關的書籍,我盡量將我的時間安排得充實易過。自從那天後我再也沒有在沒有任何事情的情況下到訪楊維聰和李佳鳴的辦公室。2009年我退下立法會主席位置時,我面臨了我人生中第二次從工作第一線退下來的處境,但是這一次我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並且預先為自己退下來後的生活和工作做了比較妥善的安排,也因此在我閒下來後的痛苦也相對地減少了。我想人生就是這樣,有些事只有靠我們自己想明白,別人是幫不了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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