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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1941~1945 ─ 香港三年零八個月

Very Valuable Historic Photos(2)

資料提供者：CK Wan

2013年8月3日

1941年12月8日早上，日軍以轟炸機襲擊啟德機場和深水埗軍營，陸軍則以工兵及步兵作先遣部隊，渡過深圳河進入新界，香港保衛戰正式展開。

在新界推進的日軍

1941年12月13日，日軍向九龍開火

一隊日軍在啟德機場

九龍陷落後, 日軍繼續向港島步步進逼

攻擊守軍陣地的日軍炮兵

攻擊開始後，日軍把三個步兵聯隊分成左、右翼及迂迴隊進犯新界。由於守軍沒有固守新界的打算，開戰第二天，日軍已推進至大帽山及馬尿水一帶。守軍的爆破阻延部隊且戰且退，最後撤入「醉酒灣防線」。

日軍佔領九龍後即以大炮攻擊港島，令港島北岸烽煙瀰漫

日軍以港督私人秘書的夫人為人質，向守軍招降

當天午夜，日軍夜襲城門碉堡成功，打開防線的缺口，即提前發動總攻擊。11日上午，日軍已佔領金山的陣地, 東面亦推進至大老山一帶。當天中午，守軍司令莫德庇少將下達守軍撤出九龍及新界的命令。

日軍在市區推進

西段的蘇格蘭部隊即撤回港島，中、東段的印籍部隊邊戰邊走，終於在13日淩晨自魔鬼山橫渡鯉魚門海峽撤回港島。其後雙方隔著海港展開炮戰。

日軍進入市區

香港守軍經過此一階段作戰，損失不算嚴重。莫德庇少將隨即重新部署港島的防禦，把守軍混合編成東、西兩旅。日軍亦在加緊準備登陸港島之餘，於13日及17日兩次派軍使到港島招降，但均被港督楊慕琦拒絕。

日軍兩次招降失敗後，於18日晚上登陸港島東北部北角至筲箕灣一帶。登陸後，日軍迅速向高地進發，計劃從高處迂迴攻擊港島北部的市區。19日黎明前，日軍已佔據柏架山及畢拿山。守軍東旅被迫向赤柱方面後撤；西旅則於黃泥湧峽與日軍激戰，指揮官亦在激戰中陣亡。

日本畫家筆下的黃泥湧峽激戰的情形

日軍在香港島北角登陸

日軍拘捕西方銀行家，並將他們囚禁於中國旅館

由於守軍在金馬倫山、灣仔峽、馬己仙峽等處都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且一直頑強抵抗，日軍進擊受阻，傷亡頗重。20日以後，日軍炮兵部隊陸續登陸港島助戰，原留在九龍的兩營步兵亦渡海增援。由於天氣好轉，日軍機得以頻頻出擊助戰。

經過一輪苦戰，日軍於22日攻陷金馬倫山，灣仔峽和摩利臣山危在旦夕；南部的淺水灣戰線亦告陷落。至此，港島的大部分陣地除赤柱炮臺外，已無法抵擋日軍的進擊。

從中環向東望去, 被炸中之處冒起黑煙

到了24日，戰局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不過楊慕琦仍沒有投降之意，英國首相邱吉爾亦曾多次拍發電報，指香港不能投降，務必頑抗到底。

誕日早上，日軍再一次向楊慕琦勸降，楊慕琦仍置之不理。中午，日軍加強攻勢，灣仔一帶進入巷戰。至3時，莫德庇少將向楊慕琦報告戰局，說明港島北岸的陣線均已瓦解，大炮與彈藥均缺乏，加上水源已斷，實在無力繼續戰鬥，抵抗下去只會犧牲更多性命。

結果楊慕琦接受莫德庇的建議，向日軍提出投降，並於當天黃昏渡海至九龍，在半島酒店的日軍戰鬥司令室簽署降書。香港保衛戰到此結束。

楊慕琦於半島酒店的日軍戰鬥司令室內簽署降書

1941年聖誕節，英國的香港守備部隊向日本投降，日本佔領香港

香港淪陷後的英軍戰俘被驅趕上船

在這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戰事中，雙方傷亡人數高達6,000人以上。香港守軍兵力和火力雖遠在日軍之下，卻在劣勢中仍奮勇抵抗，可是由於外援斷絕，終於未能扭轉敗局。

經過十八天的激戰，港島滿目瘡痍，圖為位於西環的卑路乍炮臺，大炮已遭炸毀

被日軍炮火擊毀的汽車

從太古船塢登上港島的日軍司令酒井隆(左)，其旁為海軍司令新見政一。

酒井隆戰後因犯下戰爭罪行而被國民政府於南京處決

日軍以勝利者姿態進行入城巡禮，1941年12月26日日軍在港島北岸進行入城巡行，陸軍司令酒井隆（領先騎馬敬禮者）在海軍司令新見政一（左一）陪同下，向在軒尼詩道列隊的日軍敬禮

1941年12月28日日軍指揮官酒井隆在彌敦道進行勝利巡遊

日軍佔領香港翌日，即著手成立以日軍司令酒井隆為首的「軍政廳」，下轄總務、民政、經濟、司法和海事五個部門。為了加強軍政統治，日軍隨即拘留前香港軍政官員、查封房屋和發行軍票，並隨時宣佈戒嚴。

淪陷初期日軍的一則通告，對不合作的居民「絕對處罰」

1942年出版的一份雜誌封面，匯豐銀行大廈已成為香港佔領地總督部

1942年2月20日, 日本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設立總督府以代替「軍政廳」。其後，磯谷廉介出任香港佔領地總督，行政中心由半島酒店遷至匯豐銀行大廈。軍政時期結束，「民政」時期隨即開始。這一段時期直至日本投降為止，長達三年半。

另外，由於社會秩序大亂，一些紳商在日人受意下，在這段時期成立一個名為「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的過渡組織，以解決一些迫切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如糧食供應和維持治安等。

香港淪陷不久出現在日本一份期刊的插圖，表示香港已成為日本的領地

總督部是日本戰時內閣直轄機構之一，香港成為日本的領地，地位與台灣及朝鮮一樣，因此和其他東南亞的日佔地區不同，日本並沒有在港籌組所謂「自治」的傀儡政府。

磯谷廉介攝於佔領地總督部前

位於修頓球場旁的灣仔區政所

總督部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總督之下的行政首長為總務長官，負責協調和監督所有政府部門，包括民治、財政、交通、經濟、報導、管理和外事部。

於區政所前輪候登記的居民

與總務長官同級還有負責治安，操生殺大權的憲兵隊隊長及負責防務的防衛隊隊長。總的來說, 當時的港日政府在組織上遠比戰前的港英政府簡單得多，這主要是因為日本佔領香港的目的，並不是打算發展香港，而只是希望令香港成為其控制華南的中樞而已。

為了拉攏華人以達至「以華制華」的目的，磯谷廉介上任後不久即成立兩個由華人組成的代表會和協議會，這兩個簡稱為「兩華會」的諮詢組織，代替了戰前的行政及立法局。

日佔時期使用的教科書，內容包括日本國情

另外，為確保政策能下達地區，總督部成立後，軍政時期成立的地區事務所的職能得到擴大，其下設置區政所(後稱區役所)，負責地區的物資管理、米糧分配、戶口調查、街道衛生、人口往來以及其他與華人有關的行政事務。這樣的分區管治模式，對香港來說，可說前所未有。

自日軍佔領香港後，日人隨即杷香港「日本化」，以鞏固他們在香港的管治。除禁止展示英文告示和店舖的名稱外，港九主要街道及地區均須改用日式名稱。官方語言亦以日語代替英語。在學校內，除學習日語外，學生也必須學習日本的道德禮法以至國情。

有關街道及地方重新命名的公告

更改路名 – 寶雲道改稱為「霧島通」

淪陷初期，香港人口估計高達150多萬，這不單為管治者帶來嚴重的糧食負擔外，亦對防衛的資源分配構成重大的問題，因此早在1942年初，軍政廳即頒佈華人疏散方案，以勸諭、利誘, 甚至威逼等方法迫使居民離港。

歸鄉政策令人口下跌

日佔初期一群打算回鄉的居民正經過日軍一個哨崗

在香港淪陷的第一年，估計超過五十萬人離港回鄉。在艱辛的回鄉途中，被土匪掠奪或襲擊，甚至因飢寒交迫而死的，不計其數。到了1943年，由於糧食問題日趨嚴重，憲兵隊甚至當街隨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在這政策下，香港人口大幅下降，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時，香港的人口僅餘六十萬。

在上環海旁等候上船回鄉的居民

戰後的日本戰犯審訊中，揭露了大量日軍特別是與憲兵隊的暴行，圖為1946年底其中一篇有關的報導

宣傳上，日本雖然一直聲稱佔領香港是為「華人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 可是實際上日本在香港的管治，比戰前的殖民地政府更獨裁和腐敗；他們使用的手段更是殘酷和野蠻。

1942年12月25日，日本慶祝「新生香港一週年」，佈置了的電車駛經中環書信館（環球大廈現址）從軍政廳成立起，日人政府先後制定大量前所未有的大小規例，日軍憲兵隊往往以犯例為藉口，打罵、囚禁甚至殺害居民。此外，為了統制言論和消息，所有新聞通訊及文化活動，均受到極嚴格的檢查。

中環高等法院(今立法會大樓)被日軍徵用為憲兵隊總部

自日佔初期開始，日軍一方面沒收商人的資產，另一方面對居民的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自1943年起，日軍在戰場上開始失利，由於運輸困難，配給制度更形苛刻。不少居民因食物不足，被迫進食木薯粉、花生麩、番薯藤，甚至樹葉樹根充飢，大量居民更因而餓死。

照片中，中環心臟地帶臨時政府機關林立。許多銅像被日軍掠去，左方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匯豐銀行總經理昃臣爵士的雕像倖存

準備運往日本的斷手維多利亞女皇像

設於中環街市的配米站

日軍佔領香港後，隨即發行軍票作為貨幣，並肆意提高軍票面值，以方便掠奪物資。1943年中，港日政府更宣佈軍票為香港唯一的合法流通貨幣，並禁止港幣流通。

購米票

由於濫發軍票，香港物價飛漲，投機風潮澎湃，加上日人貪汙成風，到了日佔後期，一般居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不到兩年間，香港由一個繁盛的一個轉口港變成市面蕭條的死港。

日本戰時發行的其中一款軍票

居民於銀行前輪候兌換軍票

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先後有兩個抗日組織活躍香港。首先出現的是一支日軍侵港前已在廣東地區建立的遊擊隊，其轄下的一支部隊就是著名的東江縱隊；另一支則是由前香港大學教授賴廉士於香港淪陷後籌組，名為「英軍服務團」的軍事組織。

「七七事變」後，為了爭取港澳居民及海外華僑支援八路軍及新四軍抗日，中共在香港成立了一個籌募捐款和物資的辦事處。廣州淪陷後不久，這辦事處即組成一支武裝遊擊隊，不斷在日軍後方伺機破壞。

香港淪陷不久，遊擊隊先後建立大埔、元朗、西貢、大嶼山、市區和海上中隊，為抗日作出貢獻；這些中隊的成員不少都是香港的居民。

手持「駁殼」手槍的一名東江遊擊隊隊員

一群東江遊擊隊隊員攝於一次行動中

東江遊擊隊港九大隊

「英軍服務團」的創辦人賴廉士原是前香港港大學生理學教授，亦兼任義勇軍野戰救傷隊指揮官。香港淪陷不久，賴廉士成功逃離深水埗戰俘營，並輾轉抵達戰時廣東省臨時省會曲江。1942年3月，賴廉士得到英軍高層及蔣介石的同意，設立服務團，協助盟軍搜集日軍在港活動和防衛的情報，並用各種方法偷運物資及藥物給戰俘和其他被拘留人士，以及傳遞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