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30日，国民革命第三军第七师王均部迎击自万寿宫等地出犯白仙岭一带之孙传芳军郑俊彦部。次日，郑部殊死搏战，冒炮火反扑。下午3时，右翼第八师朱世贵部自高部侧击，进攻大庙逼进敌后;第七、九两师以三团之众出击，5时陷敌阵而克万寿宫。10月2日下午，第八师大败王良田部于大庙。第三军大部向生米街、一部向南昌追击。（9月下旬程潜第六军和王柏龄第一师一度袭占南昌，却因主官失责、配合失当被孙传芳援军反扑，南昌得而复失，北伐军南线战线濒临崩溃。程潜仅以身免，率残部突围到万寿宫附近，与朱培德指挥的第三军会合整顿，孙传芳随即命令郑俊彦部1万余精锐从万寿宫一线主动出击，试图一举击溃北伐军南线主力。孙传芳部第二方面军主力在此战中被基本歼灭，直接稳住了北伐军在江西南部的战线。）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拂晓攻击箬溪附近之孙传芳军谢鸿勋部，激战至午;下午3时第七旅包抄右翼，正面又猛烈冲锋，乃将该部全歼，俘2000余。师长谢鸿勋重伤赴沪医治，10月15日毙命。（这是第七军入赣后的首场大胜，全歼孙传芳三大核心主力之一的第四师。第七军经此一战打出威名，战后获蒋介石通电嘉勉，“钢军”的称号正式传遍全国。此战后第七军自身也付出惨重代价，阵亡3名团长，下级军官伤亡三分之一，总伤亡4000余人。）

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各工会代表1900余人列席旁听。委员长苏兆征宣布改变罢工政策:一、为使革命势力之增进与巩固，变更旧式封锁，扩大为全国民众新的杯葛运动;二、赞成国民政府征收附加税，请政府实践诺言，将此款全部津贴罢工工友，不作他用;三、罢工委员会、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各工会机关纠察队仍旧存在;四、各工友未有工作以前其待遇如旧，其找工作未得而返回者依然得享罢工工友同等待遇;五、请国民政府伤财部绝对负责所有关于罢工之经济补助;六、督促政府立即开辟黄埔商埠及延长粤汉铁路以安插罢工工友，并在新兴实业中先用罢工工友;七、联合各界扩大经济绝交运动，并督促政府扶助;八、实行新策略决不是妥协、屈服，乃为适合新的革命环境之最有效最急迫的方法。出席委员对上列八项一致通过。（此时北伐战争已经推进到长江流域，外部环境发生根本变化。长期维持对香港的全面武装封锁，已经给广州的财政、商贸造成巨大压力，十余万罢工工人的安置也成为国民政府难以长期负担的沉重任务。 八项新政策，直接搭建起罢工收尾的完整框架将罢工从"全面封锁香港"转向"以经济手段持续施压，同时保障罢工工人基本生存"。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广州海关正式征收二五附加税，罢工胜利结束。 历时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成为当时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国民军联军在五原举行阅兵、授旗礼,冯玉祥代表受旗并致词云:“此后誓本孙中山先生之主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促成国民革命之完成。”（这场阅兵授旗礼，冯玉祥代表全军从国民党代表于右任手中正式接过国民军联军旗帜，公开宣誓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纲领完成国民革命。冯玉祥重返五原，就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当时全军刚从南口败退到绥远，兵力残破、士气低落，万余残部散落在五原周边，尚未完成整编。经过整训收拢，到9月30日部队已经初步完成集结，才举行这场正式的全军阅兵与授旗典礼。）

曹锟到郑州后与吴佩孚商议对策，是日召集会议，竭力调和内部，决定:一、限五日分五路反攻，务期恢复武汉;二、派人赴奉，望张作霖谅解一切，保(定)、大(名)接收亦望从容办理。各军推曹锟为大经略史，吴佩孚、孙传芳为副经略史。曹力辞，谓将久居沪上，不问政事。吴力述北洋团体有巩固之必要，务须同心同德，勘定大局，否则势将瓦解，不堪设想。（吴佩孚主力被北伐军击溃，残部退守河南郑州一带，内部派系林立、将领各怀异志，外部奉系张作霖步步紧逼，已经接收了保大地区的大部分地盘，孙传芳在江西也陷入北伐军的围攻，整个北洋体系已经濒临分崩离析。曹锟作为前直系大总统，是当时唯一能镇住所有直系旧部的元老，因此被特意从天津请到郑州主持大局。参会的各路直系将领为了统一指挥，共同推举曹锟出任“大经略史”，吴佩孚、孙传芳为副经略史，试图搭建起整个北洋直系的最高战时指挥体系。但曹锟早已看透局势，当场坚决推辞。吴佩孚反复强调北洋团体必须巩固同心，但会议的所有决议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落地的可能。）

北京政府财政总长顾维钧令稽核总所:将各地汇出应存道胜银行之关税盐款，改存汇丰银行。上海、北京银行界人士纷起指责，谓应乘此机会提归内国银行自理，不能仍任外行把持。（顾维钧作为财政总长，直接下令将原本存放在道胜银行的全部关税盐款，整体转存到英国汇丰银行。海关最高管理机构总税务司署的总税务司一职由英国人安格联（Sir Francis Aglen）担任，高级职员多为外国人。关税的实际操作权掌握在总税务司手中。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后，德华银行被中国接管，其保管的三分之一关税落入汇丰手中；1926年11月道胜银行清理，其保管的三分之一关税也转入汇丰。至此，汇丰银行实际上垄断了中国关税存管权。）

吴佩孚派张国溶、符定一等到济南，与张宗昌、褚玉璞商议暂缓接收保、大以及停止鲁军南下援鄂事宜，决定:一、保、大接收事，待粤军退出湖北后再议，现在已驻保、大之直鲁军可不开回;二、已动员之援鄂军队，中止前进。（吴佩孚在绝境下“以空间换时间”，用默认直鲁联军对保大的占领，换取张宗昌暂时不趁火打劫，给自己争取喘息时间收拢残部。但10天后武昌就被北伐军攻克，吴佩孚最后的3万精锐全军覆没，直鲁联军立刻撕毁协议，继续向河南大举推进，后续逐步收编了吴佩孚麾下几乎所有的直系残部。）

是月

安福系分子四出活动，谋恢复段祺瑞政府，将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联成一体，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张作霖为大总统，以对付北伐之国民革命军。具体方案为:一、临时政府照去冬办法，加内阁总理。尊重奉方意见，择梁士诒或靳云鹏充任;二、段复位后即召集南北和平会议，中止全国军事行动;三、于和平会议中，决定国民会议召集办法;四、召开以上两会至少要六个月，故段之任期暂为六个月;五、六个月后以形势所趋，请张作霖为正式总统;六、段政府恢复后，负责完成关税会议。（安福系是北洋皖系军阀操控的政客集团，1918 年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策划发起，王揖唐出面组织，据点在北京安福胡同，故称安福俱乐部。核心人物为徐树铮、王揖唐、曾毓隽等。他们贿选操纵国会，形成 “安福国会”。1920 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安福国会解散，但是安福系并没有消失。安福系设计了一套为期6个月的“过渡+转正”权力交接路径，试图平衡各方利益。也为段祺瑞的政治团体回回血。但是，这套看似周全的分赃计划，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落地的可能：张作霖根本不需要安福系和段祺瑞作为过渡，他已经是当时北洋体系中实力最强的军阀，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武力直接掌控北京政权，根本不愿意把到手的最高权力先交给段祺瑞过渡6个月。）

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理论的标志性文献，‌首次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核心论断，明确指出农民不起来参加拥护国民革命，革命绝不会成功。“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此时正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一边为全国培养农运骨干，一边组织编印《农民问题丛刊》总结各地农运经验，这篇文章就是这套丛刊的总序言。此前他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理论探索，又有韶山农民运动的实地实践经验，这些积累共同催生了这篇重要文献。文章发出号召，要求大批革命同志下决心深入农村，“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在这一理论指引下，1926年底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农民运动出现爆发式增长：湖南农协会员从40万激增到200万，直接领导群众超千万，湖北农协会员突破20万，江西农协会员达到5万。）

（主要内容据中华民国史，注释红字来自网络资料。注释与否全在一时兴起，并无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