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7月4日)

教员曾评论过苏联领导人SDL（1878-1953）的功过，认为七三开比较合适，估计赫鲁晓夫（1894-1971）没有这么幸运。我的母亲是1937年生人，时常给我们讲述年轻时候的事情，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还总是忘不了添上一句：都是赫鲁晓夫闹的，撤走苏联专家，让我们偿还贷款，日子非常艰难，要不然，你哥哥还会长得高些。因此，60年代中期出生的我对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好印象，除了他身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加之光头的形象，还有在联大用鞋子敲桌子的言传，当然，苏联的对手美国在2001年拍摄的电影《兵临城下》里面的赫鲁晓夫也确实令人不敢恭维。

俄罗斯历史学家、政治作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德韦杰夫（1925年11月14日—）撰写的《赫鲁晓夫》于1982年由牛津 巴兹尔·布莱克维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王德树、李家禄翻译的就是这个英语版本，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父亲，曾是一名红军的师政委，后为某军事学院的教授，1938年被捕，1941年（有说1938年的）死于科累马集中营（当时集中营的惨状可以参考《生存与命运》里的对德米特里和阿巴尔丘克的描写），苏共二十大后平反。罗伊·麦德维杰夫曾于1994、2002访问过中国，对中国的文革、改革开放多有研究。他的《赫鲁晓夫》在选材、描述的语言、方式等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从他的文字上看，罗伊·麦德维杰夫还是对赫鲁晓夫持肯定态度的，当然，也没有忽略他的那些明显缺点或错误。“在他的影响下，在苏联，有近两千万人恢复了名誉，可惜，很多人是身后恢复名誉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仅仅这一点就超过了他所有的缺点。”（P292）我认为，在他的书里，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这本书轻轻地带过了赫鲁晓夫的青年时期，但对他的性格特点还是印象深刻的，机敏首当其冲。他能处理好与大人物们之间的关系，如在乌克兰工作时期的卡冈诺维奇；在工作中多谈成绩，少谈问题；他能够抓住大问题，如地铁的建设、农业的发展；多干实事，他总是在跑基层，少坐办公室研究理论。传记重点落在他掌权后。“对他执政时期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改革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述”，还是蛮有参考价值的。“他的经历和个性决定了他的行为和政策，在30、40年代是具有实干倾向的忠诚的SDL主义者。”（P537《俄罗斯史》[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 [美]马克·斯坦伯格）。

影响最深远的改革或许是文化上的去SDL化，就说说书中出现的作家和作品吧。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1905——1964）的小说《生存与命运》完成于1961年，没有获准出版，介于当时的形势，小说被囚禁，作者是自由的，比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命运稍好些。

1962年 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1918——2008）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里第一部描写SDL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甚至连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但赫鲁晓夫很遗憾没有批准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的195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他只是在下台后的1965年阅读了此小说，对作家的遭遇他深感歉意。

赫鲁晓夫身后苏联、后来的俄罗斯的形势大家有目共睹。其实，后辈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看待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引领潮流的人物，那就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辩证观。《生存与命运》的作者格罗斯曼说的好：“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依然像人一样的生，像人一样去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和将来的，已经来临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人还是要讲人性。我们，无论是谁都没有权力靠捏造罪名的方式来剥夺他人的生命，更不能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来决定其他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