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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11月12日)
这一年，别的事儿都稍微让一让，我们要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一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终于大功告成。一部大书，总共是294卷，还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从战国开始，一直写到宋朝创立，一共是1362年的历史，300多万字，这次齐了，恭恭敬敬地呈上了神宗皇帝的案头。 神宗皇帝当然非常高兴啊。他即位17年了，不如意事常八九：变法，反对的多；打仗，失败的多。而唯独司马光答应为他写《资治通鉴》这事，有始有终。就连“资治通鉴”这个名字，还是是他给起的。当时，他还是一位20岁的意气风发的少年，司马光当时也只有4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而现在呢？司马光老喽，眼睛也花得厉害，牙齿也快掉完了，刚刚的事转头就忘。而神宗皇帝自己呢？身体也开始不行了，而且还开始念旧。今年秋天，他还在念叨呢：等明年春天，把皇太子立了，把司马光请来给太子当师傅。话音未落，好消息就来了：司马光把《资治通鉴》写完了。你看，这是17年的君臣之约啊，这下圆满了。 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一本书吗？中国古人编的大书多了去了。就拿宋代来说，《册府元龟》1000卷，《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哪个都比《资治通鉴》大。这《资治通鉴》有什么了不起呢？ 了不起的地方很多，我这里只说一点：就是它的独一无二。没有司马光这样的奇特的机缘，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一部书。 你想，《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政治家写史。它可不是在讲历史故事，它是要写出来给皇帝做执政参考的。所以，作者必须同时是大历史学家，又是大政治家。你看这两个条件就很难凑了。 更难的是，一般的大政治家，谁不是忙得不亦乐乎？怎么可能有空写这样的大部头呢？但是司马光有啊，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过去的15年间，他虽然地位很高，但是靠边站，可以躲到洛阳专心写书。他在洛阳的家里，打了一个地洞，每天钻在里面写书。当时洛阳还有个人家起了高楼，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有人钻天，司马入地”。 那你可能会觉得司马光很穷、很简朴？错了。司马光当时在洛阳的家叫“独乐园”，自己还写了一篇《独乐园记》，做了详细的描述：独乐园有20亩那么大，其中亭台楼阁，池沼园林，样样都有。现在你去洛阳旅游，还有一个复原的独乐园，我去拜谒过司马光，面积很大，那绝不是一个穷人供得起的。 那为啥司马光这么有钱呢？这就更是一项难得的机缘了。司马光虽然靠边站，但是在政治上还是非常受皇帝信任。 就在上一年，有一次神宗皇帝在朝堂上感慨，说现在没人用。有人在旁边当捧哏：对，您说得对，都怪司马光那些新法反对派。神宗皇帝闻听此言，死死地盯着他。把说话这人都看毛了，神宗才说：你这是看不惯司马光啊？当年我任命他当枢密副使，这是提拔到宰执的高位啊，司马光坚辞不就。我即位以来，只见过这么一次。其他人，有了个位置，你就是逼他走，他还不肯呐！说这话的时候，神宗皇帝其实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过司马光了，但是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是牢不可破。 所以，司马光在洛阳的生活，包括助手的工资，都是朝廷花钱供着的，一点也不穷。 做个比较你就理解了：苏东坡有学问吧？也算是大政治家吧？也靠边了站吧？但是因为皇帝不信任，四处被贬谪，颠沛流离的，所以，饶是苏东坡，也写不了《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 你看，四个条件：大学问家、大政治家、赋闲在家大段时间，皇帝支持大把钱，把这四个因素全部凑齐，有多难？再加上司马光个人的大愿心和大毅力，才有了《资治通鉴》这套大书。这样的机缘，你想去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份。 我们从小就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在中华史学中，这是两座并立的高峰。 那借着1084年《资治通鉴》成书的这一年，我们就来说说，这两座高峰到底高在哪儿？以及，历史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 1 我们现在闪回一下，回到公元前110年。这一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跟随汉武帝封禅泰山。他是汉朝的太史令嘛，这种重大的祭祀，他肯定是重要的参与者。 但是，走到河南的嵩山脚下，司马谈病了，不得不脱离大部队，留了下来。于是刘勃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里，出现了中华文化史上一个伟大又动人的遗嘱场景。 病床前，司马谈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交代了一件事，说，你一定要写一本书。这个时候还没有《史记》这个名字，但司马谈指的就是它。 为什么要写呢？司马谈说了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威逼。说自古当孝子，最好的当法，不是给爹妈端茶送饭，而是干一件大事，让自己扬名后世，顺便让你爹妈也沾沾光。你要不要当这样的孝子？在中国文化中，如果老爹临死，拿出“孝”字当理由，要求孩子做一件事，不做这事你就是不孝，这基本就算是亮出核武器，是最高级别的威胁了。 第二个理由，你为什么要写这本《史记》？这就又是“利诱”了。因为自从孔子写《春秋》之后，到现在四百多年了。没有人正经写大部头的历史了。孩子，你睁眼看看现在这个盛世，大汉兴起，四海一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已经基本搞定了匈奴，要不怎么去封禅泰山呢——这个时代，多少精彩的故事啊，明主、贤臣、忠臣、义士多么值得记下来啊。孩子，这是你的机会啊。 好，如果你是司马迁，你接了老爹布置的这个活儿，你会怎么写？那可是好几千年的历史啊，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一团乱麻，互相纠缠交织，先写哪个后写哪个？哪个详细哪个简略？一团混沌的事实怎么变成条分缕析的文字呢？就像美国学者史蒂芬·平克说的，“写作之难，在于将网状的思想，通过树状的句法，用线性的文字展开”。 最直觉的写法，就是一条条地记。记什么？自古以来，大家觉得只有两种东西值得记，一个是大人物的言论，一个是重大事件。是的，在平静如波、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只有言论和事件是这个世界的意外，值得被记录。所以，中国很早以前就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记录言论，就会形成像《尚书》那样的书，记录事件，就会形成像《春秋》那样的书。 其实也不仅是中国人了。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也是这种写法：以一个大事件，就是希波战争为核心，有事就写事，有话就记录话，遇到要解释的，就岔出去，比如说到埃及了，就岔出去介绍一段埃及，然后再回来。所以这本《历史》看起来就是一个长篇的故事。你今天要是为一家公司拍一部公司宣传片，通常也跑不出这个路子：公司历史上有点什么重大事件，什么时候创立，一款产品发布，第一次扩大生产等等，中间夹杂一些董事长的豪言壮语。 但是司马迁遇到的写作任务要比这个棘手得多。 你想，当时大汉是一个统一大帝国。可是，顺着时光往回一看，中国可是四分五裂的。仅仅战国七雄，就各有各的历史渊源，各有各的族群认同，各有各的神仙祭祀。重要事件也是分头发展的。随便举个例子，比如，公元前356年，秦国在搞商鞅变法的时候，齐国的齐威王在搞田忌赛马，正在酝酿和魏国之间的大战。一东一西两件事，几乎没有交集，所以司马迁没法像希罗多德那样，捋着一个核心事件往下讲故事。那会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的。 更何况，司马迁的雄心也不止在于把事儿记下来。我读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一段话给你：“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你看，这是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写历史，是为了抵抗遗忘。 而司马迁的雄心要大得多：我叉着腰站在这里。我爹说了，400多年没人写大部头历史了，我面前是一片记录的荒原。我要写的书，上要和苍天对话，看清楚在天道背景下，人到底该是个什么活法；下要和时间对话，看清楚自古至今的那些变化的后面，到底有些什么规律；最后，我要呈现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的解释。这就叫：“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看出区别了吧？希罗多德像是一个吟游诗人，要对着陌生人讲清楚一个故事；而司马迁自我背负的使命则要大得多，他是要在一片混沌虚空之中，把这个文明的样子识别出来、指示出来、纤毫毕现地刻画出来。 过去，我们往往觉得，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所谓的纪传体嘛，以人物传记为核心，“本纪”就是帝王的传记、“世家”就是诸侯传记，“列传”就是普通人的传记。 不这么简单啊。得到APP里有一门《王鼎杰讲透史记》，课里就讲，其实，“本纪”“世家”“列传”，是把中华文明分成了三波浪潮。 第一波浪潮，是华夏世界秩序的形成。从黄帝开始，这个时间线就没有断过了。三皇五帝、尧舜禹、夏商周、秦汉，一脉而下。如果把我们的文明比喻成一条河流，这就是干流啊，所以，先描述干流，这就是《史记》中的“本纪”部分。 第二波浪潮，到了周朝，开始有了分封制，出现了一个个诸侯国，各个地区开始分头发展，华夏文明的地域扩展了，也因此而枝繁叶茂了。你看，文明的河流，在主干之外，出现了支流。也要分头记下来，这就是《史记》中的“世家”部分。 再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人看到的是礼崩乐坏，而司马迁看到的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礼崩乐坏之后，但束缚个体的力量也小了啊，所以迎来了个体觉醒。司马迁说，对，文明的干流和支流之外，还要记录那像星辰一样的往圣先贤，所以要写“列传”，所以史记列传的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为啥是他们？你想啊，伯夷、叔齐这两兄弟是谁？他们本来是孤竹国的王子，因为不愿意卷入继承人纠纷，所以主动离开家族，浪迹天涯，这两个人也就成了最早的，彻底挣脱家族和地域束缚的代表人物啊，所以是“列传”的开篇人物。 我这么一捋，是不是清楚很多？司马迁可不是写了一大堆人物传记，他脑子里有一个极为宏大的格局，中华文明的河流，浩浩荡荡从远古奔流而来，“本纪”记录的是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世家”记录的是地域的开拓与家国的绵延；“列传”记录的是个体的觉醒与人性的光辉。这还没完。再加上，用“表”来梳理复杂关系，用“书”来写典章制度。 你在空中俯瞰司马迁当年的这一整套设计的时候，真的是叹为观止。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居然被他用如此清晰的结构整理了出来。 司马迁创制的这个纪传体，还有很多妙处，比如，历史的视野因此一下子就被拓宽了。 如果是希罗多德那样的写法，以事件为核心，或者是《春秋》那样的写法，以时间为线索，那问题马上就来了：篇幅有限啊，你肯定是只能记录最重要的人和事嘛。那谁重要？肯定只能是帝王将相啊。 但是在司马迁的纪传体里，写谁不写谁，我才不管他在当时的地位呢？我的目标是构建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史，谁对历史影响大，谁创造了一种新的闪亮人格，谁为这片星空增色，我就写谁。 所以你看，《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里有好多小人物，还有像屈原这样的边缘人物。《史记》里面写屈原的这个小细节：说屈原到了江边，披散着头发吟诗，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有打鱼的人就问他，你是屈原吗？怎么到了这里了？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就这段对话，这个场面，是不是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都不一定。但是在一部充满了帝王将相、砍砍杀杀的历史书里，居然为我们定格了这么个瞬间，你不觉得，那个时代都因此明亮了许多吗？ 中国人为什么爱历史？跟司马迁发明的纪传体是有关的。在读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后面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你读到的就是一桩桩古早的事迹，人物的个性是附属于情节的，往往写一个人，一句“这个人很聪明”就过去了，没有具体细节支撑。而读《史记》，包括后来中国的纪传体史书，你读到的何止是事件和故事啊，是一整个璀璨的人格星空，每一颗都闪耀着独特的人格光辉——你看到的是项羽和虞姬离别时候的慷慨悲歌，是蔺相如和秦王相争时候的挺身怒目，是荆轲在易水河边一去不复还的潇洒背影。 可以说，司马迁在一部史书中，留下了无数的火种，只等着后来一辈辈的少年郎，翻开史书，和自己的英雄相遇，把自己点燃。 在这样的史书的写法下，中国人怎么能不爱历史呢？ 2 刚才讲了司马迁有多了不起。在这么高的成就的基础上，还要再翻出下一个史学高峰，这就是留给司马光的任务了。 难啊。从司马迁到司马光，这是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史学已经成了一条浩荡的河流，各种体裁的探索，都已经尝试过了，你还能翻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 等司马光把底牌亮出来一看，哦，原来他是要写一部编年史，捋着时间线索，一年一年往下写。 乍一听，这个想法很普通嘛。编年史？《春秋》不就是编年史吗？王安石嘲笑《春秋》是断烂朝报，就是一大堆报纸头版头条的胡乱堆砌嘛，这种写法还能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吗？ 其实，司马光对春秋式的编年体，做了大量的改造，比如加进了《目录》30卷，《考异》30卷，还有大量的史论，就是“臣光曰”的部分，让编年体更丰富、更便于阅读。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些形式，而是他为历史写作加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君主的治国决策提供参考，要不怎么叫《资治通鉴》呢？ 你看出来没有？这就和司马迁的《史记》就区别开了：司马迁要写的是一部华夏文明的全史，着眼点是梳理整个文明的源流，读者是千秋万世的后人。反正我用一个极其宏大的格局，把这几千年的人和事都铺陈在这里了，至于后人能在里面拿到什么，那就各凭缘分了。而司马光的目的，是要写的是一部关于帮助皇帝做决策的书，读者只有一种人，就是皇帝本人。要不他的史论，怎么不叫“司马光曰”而是“臣光曰”呢？只有对皇帝，他才称臣嘛。 这就顺便解释了，为什么到了宋代，才会出现《资治通鉴》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古代社会是经验社会啊，经验越丰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个人经验不够用，那就需要历史经验。所以，用历史知识帮助君主做决策，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嘛。 但是在古代，这可不见得是共识。 你想，要是在秦汉以前，君主怎么做决策？他才不相信什么历史经验呢，还不如弄个乌龟壳烧烧，找几根草棍儿来算卦，对吧？到了汉朝，稍微理性一点了，开始相信儒家政治哲学了，但也还是天人感应那一套。皇帝怎么做，老天爷都会像个教练一样给反馈：表扬，就给看个祥瑞，长一堆灵芝、嘉禾什么的；批评，就给搞个日食、地震之类的灾难，敲打敲打。相信历史经验，还不如相信教练。 只有到了宋朝，神神鬼鬼那一套才衰落下去，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渐渐发育起来了。宋朝人普遍相信知识和文化的力量，加上科举制度的成熟，那真是全民相信“读书有用论”。这时候司马光说，我们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帮助您做决策？皇帝才会把乌龟壳扔了，拿起厚厚一本《资治通鉴》开始读啊。 所以你看，同样是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里面就充满了各种占卜、预言的记载，而且还特别执着，只要有一个神秘主义的预言记下来，你放心，书到后面，通常都会说，当年的这条预言应验了。而《资治通鉴》呢，遇到地震、日食、蝗灾什么的，司马光也就是简单记一笔，很少扯什么福祸预兆之类的。他说的是，“老天爷办不到的事，就得靠人来办，所以人要耕地、除草、收割、储藏；人再怎么努力也搞不定的事，那就得看老天爷了，所以总会有水灾、旱灾和虫灾。”这不是司马光一个人不迷信，而是宋代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理性水位提高了。 那为啥总结历史经验，就特别适合“编年体”呢？ 编年体是按年月日的顺序记事的，天然就提供了一种谁先谁后、谁因谁果的观察框架。而且，一年里人事、财政、军务、边防、外交同时展开，更容易让人识别理解时间链条上的因果关系。 我们回头再看看《史记》代表的纪传体。以人为核心来记载历史，最容易召唤出来的，就是人对人的同理心。人的大脑里，有所谓的“镜像神经元”，他人的遭遇、处境、情绪，很容易像镜子一样反应在我的头脑里，激起我同样的感受。所以，在读人物传记的时候，我们被唤醒的通常是情绪，有爱、有恨、有同情、有理解。 比如，同样是写楚汉相争那段历史，司马光的“编年体”的写法，你能够清晰地看出来，在时间的线索里，项羽犯了那些错误，而刘邦又做对了哪些事情。你顺着看，就能看出很多经验教训。 可是你要去读《史记》里的《项羽本纪》，你当然也能看到项羽的错误，但你记忆最深刻的，可能是霸王别姬的场景，是那首“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别离歌。你会为他的英雄末路洒一把同情泪。 我们现在说的是1084年，李清照应该就出生在这一年。再过一些年，李清照就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你看，读《项羽本纪》，让人非常倾慕这位英雄。至于历史演化里的那些因果关系，反而不是重点了。 再比如，你去读《新唐书》里的《安禄山传》，你会觉得，这个老胖子其实也挺好玩的。那么大岁数，还认小十几岁的杨贵妃当干妈；胖得都走不动路，但给唐玄宗表演起舞蹈，还是很努力，旋转如风。唐玄宗问他，你这么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呀？安禄山说，都是对陛下你的忠心啊。 我们明知道安禄山是个坏蛋，但是你不觉得吗？他是个有趣的坏蛋。没办法，作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难免会这么想。这文章这么写当然很好看，塑造人物也更立体，但同时也削弱了我们观察历史因果的客观性。 而《资治通鉴》是编年体，顺着时间线索写，写到安禄山的时候，只是顺便要介绍他一句：先说他胖，然后就直接说，这个人外表好像痴呆直爽，内心实际上很狡猾，然后就可以继续说事儿了。这个笔法就可以很冷峻。 而且，你读《资治通鉴》里面安史之乱这部分，因为是顺着时间写的，感受到的，远远不只是安禄山、杨国忠这几个坏人，你还能读到开元后期财政政策的失败、国家募兵和节度使体制的变形、唐玄宗对国家的失控以及一系列的错误决策。你作为后人，会一边感到惊心动魄，风险像灰犀牛一样渐渐逼近，而当时的人毫无知觉；一边又能清晰地看到一张庞大的因果网络，你就不会轻率地说出“都赖杨贵妃红颜祸水”这样的话了。 你看出编年体的好处了吧？如果你要呈现的是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让读者从中看到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更合适的体裁。 又有人可能会说了，那还不容易，把史料拿来，按照时间前后一排列不就完了吗？哪有这么容易？ 先说个故事：再过将近200年，南宋灭亡时候的丞相文天祥，有一次想起了唐朝的烈士颜真卿，（对就是那个大书法家颜真卿，他的字体就叫颜体），文天祥就写了一句诗：“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懂行的人马上就知道，文天祥算错了。从颜真卿死到文天祥作诗这一年，只有四百九十五年，不是六百年。文天祥，你好意思吗？那么大个丞相，还是个状元，你的数学是跟体育老师学的？ 其实这是错怪文天祥了。他那个时代，可没有公元纪年法，不能把两个年份一减就得结果。你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想计算自己和某个古人之间差多少年，你得一个一个地年号去加，特别麻烦。文天祥当时已经被捕，在牢狱当中，上哪儿查资料去？结果差个100年，很正常。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让你感受一下：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古人要想搞清楚历史事件的编年次序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了，算年份，这还是个简单任务。司马光遇到的问题比这个就要复杂多了。 当时他能拿到的史料，很多都是纪传体的。大量的事儿，都没有写准确的年份。那么面对一件事，资料里没写具体日期，那该放到哪一年呢？两件事，在不同的传记里写到了，都说是某一年的，那谁先谁后呢？同一件事，不同的史料对年份的说法不一样，该采信哪一种呢？司马光花了大量时间处理这类事情。 还记得我前面提到，司马光在呈上《资治通鉴》的时候，还有30卷《资治通鉴考异》吗？对，那本书就是记录这个的。把史料的依据和思考过程，都一桩桩一件件地记录在《资治通鉴考异》里面。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做法，这本书成了中国史料考据学的鼻祖。 可以说，有了司马光这将近20年的辛苦工作，我们才有了一部基本可信的中华文明的编年史。 接下来，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历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写一本执政的参考书，所以在取材的时候，跟治国无关的事儿，一概不写。比如，关于唐朝，《资治通鉴》写了80卷，但是一个字儿也没提李白。那么著名的诗人啊，只要你跟治国没关系，就不写。 那问题又来了：这书摆明了只以皇帝为读者，为啥还能那么出圈呢？据说，当代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发行量超过了1000万册。我们得到App，有一门熊逸老师主持的《资治通鉴》课程，也有几十万人跟着学习。我不止一次听人说，等我将来有空了，我一定读一遍《资治通鉴》。 奇怪吧？既不是为普通人写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也确实没有读过的一本书，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应该读呢？ 这就要说到历史最根本的作用了。历史也许没有能力让你看清未来，但是历史确实可以让每一个人在走向未来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力量。 我举一个例子。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基本是同时期的。到了公元4到5世纪，他们都因为北方民族的入侵而解体。但是罗马帝国，就再也没能重归统一了。虽然历史上也有类似于像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这样的人的努力，但是最后都失败了。而东方这边呢？中原农耕文明偏偏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把北方民族赶走，再次复兴，重归统一。 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如果你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其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精神力量，叫“先例”。 对啊，罗马赢过北方蛮族很多次，但是没有一次像卫青霍去病那样，可以犁庭扫穴、封狼居胥，获得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彻底胜利。 这种胜利，对于汉帝国本身的价值其实没多大。时过境迁，草原上的力量春风吹又生，匈奴之后还有鲜卑、突厥、柔然、契丹，蒙古，胜利果实很容易得而复失的。但是对于后人来说，这种胜利就成了一种宝贵“先例”了。 你看南北朝的时候，南方的军人、文人，往往一提北边的胡人，就要说“卫青霍去病”，就要说“封狼居胥”；等再过些年，岳飞写《满江红》，“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用的其实也是这个典故。每一代人都被这个先例激励着。对啊，既然历史上发生过，农耕民族对于游牧民族的彻底胜利，那就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了，只有一个怎么才能做到的问题。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种先例像滚雪球一样，会越滚越大。等岳飞成了先例，又激励了明朝初年的将士和元朝作战；等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政府激励民众，能说的先例可就多了，从卫青、霍去病到岳飞、韩世忠、梁红玉再到于谦、袁崇焕。 你跳出来一看，就知道，这种精神力量，不仅超过了现实的武力，甚至超过了一切知识的力量。就拿抗日战争来说，中国以一个农业国的实力对抗工业国日本，如果你只是用知识去计算、权衡，怎么算都难有胜算。这个时候很容易跳出几个自诩理性的人说，算了算了，为了不让百姓无谓流血，投降算了。但读过历史的中国人心里知道，哪怕只剩最后一点残山剩水，我们还是可以的，祖先既然可以，我辈为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看，历史的用处的是什么？是一群人最后的力量。 历史记载，最重要的，甚至不是那些事实，而是它是不是一群人的共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有没有共同的祖先？我们有没有一致仰望的先贤？我们有没有值得一起记取的苦难和胜利？是关于这些东西的共识。这些共识只要不被毁灭，无穷无尽的力量就会生生不息。 现在我们明白了，龚自珍为什么要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了吧？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期间，那么多老先生一边跑空袭警报，也一边要写史了吧？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现在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国史大纲》开头就说，你要读我这本书，你必须先具备一种信念——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信念。 其实，何止是一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其实也是这么来的。 到了我们现在讲的这1084年，因为《资治通鉴》的完稿，我们中华史学传统完成了最后一块大的结构拼图。从此，每一个中国的读书人，都有机会抬头仰望一个完整的历史星空。不管他自己的处境如何，星空中总有一些故去人、一些发生过的事让他变得有力量。 一个今天在海南岛上的孩子知道，他并不在天涯海角，一千年前苏东坡曾经在这里待过，自从东坡来到这里，海南就开始出进士，有宋一代海南出了13个进士。 而苏东坡自己呢？他被贬黄州，日子最难熬的时候，他决定放下笔，拿起锄头去黄州东门外种地。这时候他知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700年前的陶渊明不也这么种过地吗？就在前年，元丰五年的二月，他在种地间歇，写下了一首词《江城子》：
原来陶渊明是我的前生啊，转到我这一世，还是得种地啊。你听，有鸟儿来报喜，说昨天晚上，我种的那片地里下了一场足足的春雨，而现在，雨过天晴了，又是好心情的一天啊。 那陶渊明呢？他苦恼的时候怎么办？他也能仰望星空。在陶渊明的诗文里，有更古远的先贤，有孔子、颜回，有伯夷、叔齐。 这是中华文明传递力量的一条隐秘通道。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一代代的中国人，来了，走了，他们之间，永远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支火把点燃另一支火把。 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1084年，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