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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12月2日)
其实双方都想和解。司马光在政策上坚决废新法，但在人事上主张宽容，还力保王安石得到太傅的荣誉。 新党也愿意配合，蔡确投降，照抄司马光的奏疏当圣旨； 蔡京迎合，五天就在开封废掉免役法； 章惇支招，提出试点方案帮着办事。 既然双方都想和解，这场和解为什么还是彻底失败了？ 重返朝堂时，司马光已是力竭之身，只能把全部剩余的力量，投入到“守住方向”这件事上。 坚持、透明、无私。但他越像一面旗帜，朝廷越暴露出另一个深层问题。 能真正推动事务、调和矛盾、把国家往前推的“实务型干部”，几乎没人能站出来。 于是朝堂上只有越来越多的道德姿态，越来越少的实际解决方案；越来越多的坚定，越来越少的能力。 当一个时代只有领路人，却没有能把路修出来的人，会发生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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