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我们讲完了周公的故事，到了这里，周朝终于站稳了。
夏朝带来了更加稳定的世袭制度、官职体系、贡赋制度和历法。
商朝留下了成熟的甲骨文字体系，将青铜冶铸推向高峰，也建立起了庞大的祭祀、军事与城市体系。
想要真正看清商周之间的变化，我们不能继续坐在周王的宫殿里。
还要走进田野，跟着一个三千年前的农夫，过完他的一年。
他依然要检查粮种，修补木制的耒耜，把田里的杂草和旧根翻出来。
或许会有人从城里跑来，告诉他：“商亡了，现在是周了。”
但我想农夫听完应该不会立刻扔下农具，跪地高呼天命归周。
一个王朝当然可以在一天之内灭亡。可百姓碗里的饭、手里的农具和屋顶上的茅草，不会在一天之内全部变掉。
而且，周人也不是一群带着先进装备，从西方赶来拯救落后商人的文明导师。商朝已经拥有了成熟的文字、青铜冶铸技术、历法、战车、手工业和庞大的城市。
周人在许多方面都必须要继续使用商人留下的技术、文字和人才。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纹饰还是文字，都明显继承了商代的传统。
所以，商周之变并不是旧世界被彻底砸碎，然后从废墟里长出一个全新的周朝。
新主人保留了房梁、炉灶和仓库，却重新安排了房间的用途，也重新制定了住在里面的规矩。
君主有德，天命可以继续；君主失德，天命就可能转移。
周人不能告诉天下人说：“因为我们打赢了，所以天下该归我们。”
从此以后，每一个新王朝在夺取天下以后，都必须想办法证明：
商周之间最有意思的一项变化，藏在饭桌上。更确切地说，是藏在酒桌上。
考古学家打开商代贵族墓葬，经常会发现大量青铜酒器。
种类多得像他们能调一杯马提尼加橄榄还只能搅拌不能摇。
爵可以用于饮酒或温酒，觚是细长的饮酒器，斝可以温酒，尊与卣用于盛酒，觥则经常被制作成鸟兽的形状。
妇好墓中，仅青铜爵就发现了四十件。至于妇好本人酒量到底怎么样（虽然我个人认为她应该很能喝），考古学家就不知道了。
毕竟墓里的酒器首先是礼器，不是她喝完以后攒下来的四十只酒杯。
但如此庞大的酒器数量，已经足以让我们看见商人究竟有多重视酒。
商代没有成熟的蒸馏技术，他们喝的主要是用黍、粟、稻、麦等谷物发酵而成的酒。
甲骨文中常见“鬯”和“醴”等不同酒名。醴一般被认为是发酵时间较短，味道偏甜的甜酒；鬯则是用于重要祭祀的香酒。
考古研究也表明，中国早期谷物酒常使用黍、粟、稻、麦等原料，通过谷物发芽或发酵剂来完成糖化与发酵。
商代酒液本身很难完整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不能准确说出它到底有多少度，又是什么味道。但它大概率不是透明辛辣的烈酒，而是酒精度较低、略带酸甜味与谷物香气，有时甚至比较浑浊的发酵酒。
当然，度数低不代表喝不醉。啤酒度数也不高，你不停喝上几十杯，同样会见到祖先。
而商人的酒在这一点上倒是和今天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原本就是要拿去见祖先的。
商人相信，人死以后并不会彻底消失。祖先依然可以影响战争、收成、疾病、生育和王朝的命运。
酒不是单纯为了让活人高兴，它是送给祖先的礼物，也是人与鬼神沟通的重要媒介。
甲骨文中多次记录商人在祭祀中使用成卣的鬯酒，而且祭祀活动极其频繁。
能拿出多少酒，用什么青铜器盛酒，请什么人喝酒，都可以展示一个家族的财富与身份。
所以，商代墓葬中丰富的酒器，不只记录了墓主人的酒量。
它还能体现出一整套围绕祖先、身份和权力所建立起来的文化。
周人灭商以后对商人的饮酒习惯展开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尚书·酒诰》几乎就是一篇三千年前的禁酒宣传书。
“彝”有常、经常之意，简单来说就是：别把喝酒变成日常节目。要喝，主要用于祭祀，而且不要喝醉。
后来，周公甚至直接要求被封在殷商故地的康叔抓捕聚众酗酒者。
大盂鼎的铭文中，周康王也把商朝官员沉湎于酒，与商人失去天命联系在了一起。
这只大盂鼎重一百五十三点五公斤，里面铸有二百九十一字。
康王用这样巨大的一只鼎，郑重其事地告诉臣子：前朝就是因为不好好工作，天天喝酒，所以把国家喝没了。
当然后世的我们知道，商朝的灭亡绝不可能只是因为喝酒的原因。
王朝的衰落涉及战争、财政、内部矛盾、地方势力和君主决策，不可能用一只酒杯解释全部。
“殷人酗酒亡国”的描述，既有商代重酒文化的真实背景，也是周人用来证明自己取得天命的一套宣传话术。
西周早期，周人仍然大量使用商式酒器。但随着西周的发展，以鼎、簋为中心的食器组合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礼器的角度来说，商朝重酒器。到了周朝，饭食器则逐渐被摆到了中央。
这并不是简单的餐具更换，也不是说商人爱喝酒，周人就爱干饭。
这代表着周人试图用节制、等级与秩序，去替代他们口中商代末年的放纵。
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礼貌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见到长辈要问好，收到礼物要说谢谢，吃饭不要把肉羹喷到对面的人脸上。
有人会问，周人为什么要如此认真地研究谁先进门、谁坐哪里、谁能用几只鼎这样的规矩？
难道是周公平日里没有别的事做，便坐在宫里研究大家见面时应该弯几次腰吗？
一个国家可以靠战争夺取天下，却不能每天靠战争维持天下。
可一个国家不能每天派士兵站在所有人身后，提醒他们谁高、谁低，谁该坐在上面，谁又应该站在下面。
周人需要一种方法，让权力不必流血，也能被所有人看见和认可。
但在讲礼以前，我们还得先讲清楚，周朝到底有哪些人。
周朝社会存在着明显而严格的等级结构，就像一层层向上升高的台阶。
周王是天下最高的君主、军事首领和祭祀主持者，但远方许多地方仍然由诸侯直接统治。
姜太公被封到齐，伯禽前往鲁国，康叔建立卫国，他们都是诸侯。
诸侯不是被周王派到地方工作几年，期满以后便可以收拾行李回家的官员。他们拥有自己的城邑、军队、官员和土地，还可以把位置传给后代。
他们需要承认周王的最高地位，向周王朝见、贡献物资，并在周王出兵时率军参加。
可诸侯若是不听话，周王也不能像后世皇帝撤换县令那样，下一道命令便把他赶走。
再下一层，是分布在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内部的卿和大夫。
“卿”并不是后世君主常称呼的“爱卿”之意，“大夫”也不是给人看病的医生。他们是王室或诸侯国内部的高级贵族。
他们帮助周王、诸侯管理政务、主持祭祀、统率军队，也可能掌握用于供养家族的土地、人口和物资。
这里的士，也不是后来只会读书写文章的文人，西周的士属于贵族阶层的下层。
他们可能接受过驾车、射箭、礼仪、书写等训练，平时担任低级官员，战争时则跟随卿大夫和诸侯出征。
周王、诸侯、卿大夫和士，构成了周朝的贵族阶层。再往下，是数量众多的庶人，也就是普通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人参与畜牧、运输和各种手工业劳动。
庶人没有贵族爵位，不能使用同等规格的礼器，也很难参加由贵族主持的重要政治与祭祀活动。
普通农民虽然受贵族统治，需要交纳物资与服役，却通常拥有自己的家庭和聚落。
除此以外，周朝还存在身份更低的依附人口、战俘和被役使者。他们可能被迁徙、赏赐，被安排从事农业、手工业或贵族家内劳动。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周朝理解成“上面全是奴隶主，下面全是奴隶”。
传统历史教材常常将夏商周概括为奴隶社会，但对于商周社会究竟应该怎样定性，历史学界其实争论了上百年。
有人认为它属于奴隶社会，也有人强调宗族、贵族领主和共同体结构。
对我们来说，比急着给它贴一个标签更重要的，是先看清楚真实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依附人口、战俘，他们的权力和处境完全不同。
考古材料和青铜铭文所呈现的周代社会，印证了其具有明显的等级分化。
而礼所要确认的，正是这座台阶上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权力与义务。
天子怎样面对诸侯，诸侯怎样面对卿大夫，卿大夫怎样管理士，贵族又怎样支配土地上的普通人。
礼所做的，是把这些差异写进服饰、车马、青铜器、座次与仪式里。
同时，周朝的土地上本就生活着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拥有不同的祖先、不同的习惯，甚至不久以前还在战场上互相厮杀。
想让他们所有人立刻互相信任去演相亲相爱一家人，当然是不现实的事。
使者来到陌生的城邑，应该怎样通报身份，带什么礼物，站在哪里说话。
礼可以让彼此并不信任的人，也不至于一见面便拔剑互砍。
几百年后，《汉书》会写“礼坏乐崩”，而《礼记·乐记》也会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这足以证明，礼和乐，从一开始就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乐则让站在不同位置上的人，按照同一个节奏完成祭祀、宴饮和典礼。
钟声响起时入场，鼓声响起时行礼，音乐变化时献酒，仪式结束以后退出。
如果礼是舞蹈，乐就是让所有人跳舞跳得整齐的音乐和节奏。
所以，礼乐其实就是周人让庞大社会共同运行的一套规则。
它在维持秩序的同时，也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固定了下来。
但对于那些刚刚取代商朝的周人来说，这正是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
但我们决不能把它理解成周公在某一天独自坐在屋中，一口气写完的周朝社会说明书。
它继承了夏商已有的祭祀和礼仪传统，又在西周漫长的发展中不断完善。
随着时代的车轮匆匆前行，再过几百年，等到周王室衰落时，这一套规则同样也会被突破。
天命和礼乐，当然都是我们研究西周政治的重要资料，但这些东西其实离普通人很远。绝大多数周朝百姓，一生也不可能拥有一只青铜鼎。
首先我要说的是，周朝的大多数普通百姓并不识字，在那个时代，知识是奢侈品。
商代虽然已经拥有成熟的甲骨文，但文字主要掌握在王室、卜官、史官和少数负责记录的人手中。
但不识字，不代表他们不会种地，普通农民可以依靠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来判断农时。
他们通过观察草木何时发芽，候鸟什么时候回来，风向的变化，土壤的湿气来决定何时播种。
但种地光靠经验是不够的，在那个时代，工具与环境的限制，都会导致农业发展受限。
商周农业已经脱离了最原始的刀耕火种，拥有开垦、耕作、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和储藏等完整环节，国家也能组织集体性的农业劳动。
但当时的农民主要使用的仍是木、石、骨、蚌农具，青铜农具数量极其有限。
木耒翻不开太硬的土地，石刀收割起来也很缓慢，沟渠可以排走一部分积水，却挡不住真正的洪水。
成熟的铁制农具还没有普及，后世广泛使用的铁犁牛耕更没有成为普通农业的日常。
而同时商周时期并没有现代化培育的高产种子，没有化肥和农药，也没有能够稳定控制旱涝的水利体系。
一场大旱、一场暴雨，甚至几天来得太早的霜冻，都可能让一年的劳动只剩下几只空粮袋。
所以，商周农业的产量和稳定性都远远无法和后世的精耕农业相比。
秋天，他要用石刀、蚌镰收割，再晾晒、脱粒、舂捣、筛去谷壳。
随后，他要先留下来年的种子，再交出贵族和国家所需要的部分。剩下的粮食，还要面对老鼠、虫害、潮湿与霉变。
商周时期已经存在贡纳、实物征收和劳役制度，但还不是后世那种按户、按亩计算税率清晰的成熟赋税制度。
商周时期的土地关系也和今天完全不同，当时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清晰统一的私人土地所有权，王室、贵族、宗族和聚落共同体，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控制和使用土地。普通人能够在土地上生活、耕种，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这些义务可能是上交粮食、牲畜、布帛和其他物资，也可能是替贵族耕种土地。
修城墙、挖沟渠、铺道路、运军粮、参加战争，都属于他们必须承担的服役。
按照后人的解释，商代更重视共同耕作公田，周代则形成另一套计算和征收的方式。
但《孟子》距离商周已经过去数百年，我们不能把这句话直接当成西周每个村落的税务细则。
大家所熟悉的井田制九宫格制度，同样更多来自后世文献的整理，我们不能认为三千年前的所有土地都像练习本一样，被整整齐齐的画成了九块。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商朝已经能够组织大规模集体耕作，也在不同地点建立储藏设施，征收和保存粮食、畜产、渔猎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再把它们用于祭祀、军队和赏赐。
而周朝真正推动的，是让土地、身份、礼制和义务结合得更加紧密，也让许多册命、土地和物资关系更多地进入文字记录中。
所以，一个西周农夫每年交出去的，可能是一袋粮，可能是几十天的劳动。
冬天到来以后，农夫终于不用再种地，可这不代表他可以在家躺到明年。
他需要修补农具，整理房屋，运输粮食。王和贵族需要修建宫殿、城墙和道路时，他还可能会被征去劳动。
当国家的组织能力越强时，确实越容易修出更大的城市和粮仓。
现在，让我们离开田野，走进一座西周时期的重要城邑。
我们之前多次讲过，商人的甲骨文，主要与占卜和祭祀有关，但其内容同样涉及战争、农业、疾病、天象和方国。
到了西周，文字没有完全离开鬼神，占卜也没有消失。可青铜器上的铭文越来越长，记录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周王的册命、官职、战争、赏赐、家族历史和土地关系，都开始被铸进青铜器。西周金文在数量、篇幅与规范程度上得到了高度发展。
大盂鼎记录了康王对贵族盂的命令与赏赐，墙盘则记录周王的历史与作器者家族的经历。
一只鼎或盘，既是祭祀祖先的礼器，也是任命书、家族纪念碑和历史档案。
中国目前发现年代很早的一批瓦类建筑材料，就来自西周。周原和丰、镐的大型建筑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板瓦、筒瓦，以及排水道、陶制排水管和给水系统。
瓦可以提高屋顶的防水和耐久能力。排水设施则能让大型宫殿和城邑不至于每逢大雨，便变成一片泥塘。
当然，我并不是说西周百姓已经家家住上了大瓦房。这些技术首先服务的，主要还是宫殿、宗庙和重要建筑。
然后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还会发现一种表面泛着青黄光泽的器物。
原始青瓷在商代已经出现，它并不是周人的独立发明。但到了西周，它的制作工艺继续提高，出土范围也更加广泛。
它的烧制温度比普通陶器高，胎体更加坚硬，表面施有玻璃质的釉，吸水率更低，也更容易清洗。
各位请不要小看瓷器，瓷器相比陶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普通低温陶器的胎体孔隙更多，吸水率通常比较高，长期盛放液体很容易吸附水分、油脂和气味。
而原始青瓷胎体烧结程度更高，又有釉层保护，因此更加坚硬、致密，也更容易清洁。
对日常生活来说，这看起来只是换了一只碗，但其实却意味着器皿更耐用、更少吸水，也更容易洗干净。
不过，这时的原始青瓷距离后来温润洁白的成熟瓷器还差很远，它可能变形，可能开裂，釉色也不均匀。
但后来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瓷器，已经在这里露出了一个青黄色的小脑袋。
商代已经有了成组的青铜乐器。到了西周，成组甬钟进一步发展，钟的数量、组合和音乐表现力不断增加，其礼仪用途也越来越丰富。
而周朝更丰富的音乐层次可以演奏出“当、当、当、当、当，only you~。”
这也并不简单，大家看起来好像只是多了几个“当”，但这背后却需要青铜铸造的进步、音高控制、乐师训练和多人配合的提升。
它用礼和乐，把不同等级、不同家族与不同族群放进了同一套秩序中。
它继承商代的文字、青铜与手工业，又让长篇金文、建筑用瓦、排水系统、原始青瓷与编钟继续发展。
这些当然都是文明的进步，但一个国家之中不同阶层的人所感受到的进步速度是不同的。
他们住进了更加宏大的建筑，使用成套的礼器，拥有了更加复杂的宴饮、音乐与祭祀。
而对于工匠来说，新的器物带来了更多工作，也让技术变得更加重要。
他们吃的依然主要是粟和黍，手中的农具依然是木头、石头和蚌壳。
房顶未必能铺上一片瓦，却依然要交出粮食，服从劳役，在战争到来时承担风险。
两千多年后，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乾隆皇帝面前时，他们带来了英国制造的天文仪器、钟表、先进火器和船只模型，还带来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国书。
可同一时间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一辈子都想象不到这些来自工业革命的礼物。
但对于一个远离北京的普通农夫来说，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时，他依然只是扛起农具下地干活。
商人的酒杯没有在牧野之战以后被全部砸碎，周人的饭碗也没有在第二天突然摆满天下。
变化最先出现在王的命令里，出现在贵族的鼎中，出现在宫殿的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