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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長河偶拾

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

牙哥在講述自己的故事

2026年8月17日

(原文發表於2026年8月9日)

《资治通鉴》唐纪十九

永淳元年壬午，公元六八二年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使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盘问）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盗虽为盗，以之治盗，乃非常之盗。”

唐高宗以关中饥馑，将从京城长安前往东都洛阳，时出幸仓猝，甚至有扈从之士饿死于中道。唐高宗虑道路有多有盗匪，令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

魏元忠受诏，随即前往赤县狱，得囚犯一人，此囚神采语言异于众。魏元忠令解开此囚枷锁，换上衣帽，让其乘驿车随行，同吃同住，委托此囚缉查盗贼，其囚笑着答应。最终抵达洛阳，随行万人马，财物分文未失。

后冯梦龙评：因材任能，盗皆作使。俗儒笑孟尝君 “鸡鸣狗盗”，不知彼时非此不可。这可谓：“盗虽为盗，以之治盗，乃非常之盗。”

“盗”之所以成为“非常盗”，在于信任，在于“盗”也有“道”——“受人点滴，当涌泉相报”。

魏元忠这手“盗虽为盗，以之治盗”不是以“恶制恶”，而是“以信任换信任”道义之举。

魏元忠，以监察御史起步，官至宰相；可惜他只知“盗”有“道”，而不知政敌是无“道”。他经历高宗、武后和中宗三朝，为官三起三落，忠直一生，最终却遭武三思的死党宗楚客、纪处讷等罗织罪名，逼死于贬谪路上。

是岁，突厥馀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哄骗）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馀级，捕虏二万馀人。

——名将薛仁贵——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

永淳元年壬午（682年），突厥馀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遭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率兵围击。突厥人问唐朝大将是谁，当得知是薛仁贵时，惊呼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

时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

“仁贵流象州，死久矣。”指咸亨元年庚午（670年）九月，左卫将军郭待封与右卫大将军薛仁贵并列，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而郭待封为副手，以讨吐蕃。

然郭待封却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

时大军至大非川，将趣乌海，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

就在薛仁贵率部大战吐蕃于河口，斩获甚众，并进屯乌海等待郭待封时，郭待封对战前决策不以为然。“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馀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

按商议好的战术，应“轻锐、倍道兼行，突袭乌海之敌”，而郭待封却擅自改变战前策略——将辎重徐进。致薛仁贵不得不撤出乌海，退守大非川。时吐蕃相论钦陵率兵四十馀万就击之，致唐兵大败，死伤略尽。

薛仁贵、郭待封与阿史那道真为脱困，无奈与吐蕃相论钦陵约和而还。这一战对薛仁贵来说，是耻辱，想当年，他薛仁贵 “三箭定天山”威名震慑敌军，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后薛仁贵、郭待封与阿史那道真三人因大非岭败战，皆免死除名。

八年后，当突厥人悉知他的对手是薛仁贵时，“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薛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馀级，捕虏二万馀人。

唐太宗曾赞薛仁贵：“朕旧将皆老，每欲擢骁勇之才以付边事。今得卿，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时唐太宗曾问：“辽东诸将孰贤？”侍御史贾言忠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

唐高宗也赞其：“古之勇猛，无一人可敌卿”。

然人无完人，薛仁贵除了大非岭之败，还有他私德上的瑕疵。龙朔二年（662），就是对“三箭定天山”那年，十余万铁勒九姓叛军降，薛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犯了“祸莫大于杀已降”古训。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三十六・薛仁贵》载：“仁贵亦取所部为妾，多纳赇遗，为有司劾奏，以功见原。”此事也是在龙朔二年（662），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平定铁勒九姓之后，他与主将郑仁泰杀降、贪掠、纳俘为妾，回京后遭侍御史杨德裔弹劾，唐高宗以其大功，功过相抵，不予追究。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薛仁贵大非川之败、杀降纳妾，是“过”，人皆见之；然“三箭定天山、免胄退敌”，是“功”，人人皆仰之。月有亏缺，人道有亏盈,这也许是自然大道。

弘道元年癸未，公元六八三年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则天门楼宣赦，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废万泉、芳桂、奉天等宫。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李显，武则天第三子）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为变，并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 “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

弘道元年癸未（683年）十二月丁巳，唐高宗李治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唐中宗李显，武则天三子，永隆元年（680年）立为太子。

昔废太子李贤，乃武则天次子。他“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内自疑惧。”后武则天宠臣明崇俨被人所杀，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李贤所为。会“于东宫马坊搜得皁甲数百领，以为反具。”又有人指证李贤使人杀崇俨。

唐高宗李治爱太子李贤，欲宥之，武则天曰：“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甲子，废太子贤为庶人，诣京师，幽于别所，后放巴州。

文明元年（684年），“则天临朝，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往巴州检校（李）贤宅，以备外虞。神勣遂闭于别室，逼令自杀。”——《旧唐书・章怀太子贤传》

初，显庆元年（656年）武则天长子李弘立为太子，年仅四岁。

太子李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

后李弘见“义阳、宣城二公主，因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心生怜悯，即上奏高宗，请求释放公主并为她们安排婚事，高宗应允。然“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李弘时年二十四岁，追谥孝敬皇帝。

弘道元年（683 年）十二月甲子，唐中宗李显正式即位，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朝政大事全部由太后裁决。

次年，唐中宗李显一句情绪话：“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被皇太后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将其幽禁。随后立第三子，雍州牧豫王李旦为皇帝，政事取决于太后。

武则天所为引起人们不满，有飞骑十馀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早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言者斩，馀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的风气从此兴起。

武则天，明敏通文史，断事精准，善隐忍；然而为权欲不惜骨肉相猜，并以朝政为赌注，以禄位收天下人心，以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

孔子言：“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处之；权欲者，虽强横一时，难逃千秋评说。

光宅元年甲申，公元六八四年

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神勣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

——幽故太子李贤被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

李贤太子虽废，其人天资聪慧，彼受唐高宗李治钟爱，声望极高。这对即将“临轩视朝”的太后武则天来说，是致命的威胁。

只要故太子李贤肉体的消失，对太后武则天来说这是最安全的。文明元年（684年）二月，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

李贤的自杀，武则天却要归罪于丘神勣，贬其为叠州刺史，这也许武则天面对朝堂质疑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姿势，处理的轻重不重要，重要的是舆论引导。

进而，举哀于显福门，为前太子李贤行哭祭之礼，追封李贤为雍王，这也许是武则天对众大臣们面前，不得不表现出的一种政治态度—— “虎毒不曾食儿”。

不久，丘神勣复入为左金吾将军。

《新唐书・酷吏传・丘神勣》载：神勣者，行恭子，为左金吾卫将军。高宗崩，后使害章怀太子于巴州，归罪神勣，下迁叠州刺史。俄复故官，与周兴、来俊臣治狱，务广株连。琅邪王冲反，以神勣为清平道大总管讨之。冲已死，官吏皆素服迎，神勣悉斩之，夷千余家，进大将军。天授二年，坐与周兴谋反，诛。

思温为之谋主，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韦超诣仲璋告变，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收敬之系狱。居数日，敬业乘传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于是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就钱坊，驱囚徒、工匠数百，授以甲。斩敬之于系所；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之，亦斩以徇，僚吏无敢动者。

遂起一州之兵，复称嗣圣元年。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

以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璋为左、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旬日间得胜兵十馀万。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及）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皇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专指两代人之间淫乱、乱伦）。”又曰：“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宰相之过也”，这是太后武则天对檄文的甩锅；“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表看是怜惜，实为一种政治修辞。

太后武则天之言，我们看到她在掩饰心中的慌乱与不安，檄文内容直抵心肺，字字无法辩驳，辩驳也将是苍白无力。

骆宾王，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一。

史载：光宅元年（684年）十一月，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馀党唐之奇、魏思温等皆捕得，传首神都。

（裴）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

——郎将姜嗣宗怎么也没有想到，刘仁轨托附他上呈的信件，竟是一封他的催命符。

刘仁轨，昔日的白衣随军，被西台侍郎上官仪称为：“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皆可谓君子矣。”

就是这位君子，仅仅因为“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缘故，便举荐一位不善边事的同僚（李敬玄）出征吐蕃，致使边塞被破，唐军大败。

如今，刘仁轨仍出于一己之利（避害本能），托付郎将姜嗣宗上呈奏表—— “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

刘仁轨借姜嗣宗之手，把姜嗣宗送入万劫不复之地——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

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孔子）亦耻之。”数千年后的今人，同样耻之。

在权力场，“信任”有时就是一件温柔伪装的礼物，也是检验一个人本色的压舱石—— 有人以命相托，有人借刀杀人。

次年，刘仁轨薨，终年八十四岁。

武则天对刘仁轨极为信任，她临朝时，刘仁轨身兼西京留守、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封乐城郡公。武后曾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之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

刘仁轨对武后也曾上书以“陈吕后祸败之事以申规戒。”武后也不曾猜忌加害，说：“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也许，此时武后羽毛末满，也许，刘仁轨在武后眼中就是一位“忠己的君子”。

史载：“刘仁轨薨……则天废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吊，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历史就是历史，因果无报，也许上天的想法与世人的想法不一样——“天意诚难测，人言果有不。”

孝逸等诸军继至，战数不利。孝逸惧，欲引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言于孝逸曰：“风顺荻干，此火攻之利。”固请决战。敬业置阵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阵不能整；孝逸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溺死者不可胜纪。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丽；孝逸进屯江都，分遣诸将追之。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馀党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传首神都（古代对帝王都城的雅称），扬、润、楚三州平。

——故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勣，做梦想不到他的孙子英国公李敬业也反朝廷了。

侍御史贾言忠，曾在唐高宗面前评价李勣：“夙夜小心，忘身忧国。”

表面看，李勣孙子李敬业的反似乎也是“忘身忧国”，而实际是“为己利身”。

时武氏家族掌控朝政大权，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国公李敬业及其弟盩厔县令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因事被治罪，同时，还有盩厔县尉魏思温也遭到罢免。

上述几人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打出恢复庐陵王皇位的旗号而反。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还在于他做了什么。

昔时的县尉魏思温，是此次“匡复庐陵王”计划的主谋。他的策略是：“直指洛阳，则天下知晓我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即以公义作为“匡复庐陵王”的后盾。

然而，有人却认为“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

魏思温极力反对，在他看来，“先取常、润，为定霸之基”这是私心——自求建造巢穴，远近的人听到了，哪有不人心离散的！

他直言：“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欲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然而，魏思温的建议，李敬业不从。

从根源上说，他们的反是基于“失职怨望”，而不是基于对天下大势的清醒判断；表面看是为“匡复庐陵王”而反，而实际是为“自谋巢穴”而反，从政治上、军事上注定要失败的。

如唐末史学家陈岳所说：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

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以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谮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 “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程务挺，洺州平恩人。父名振，大业末仕窦建德为普乐令，甚有能名，诸贼不敢犯其境。务挺少从父征讨，以勇力闻，拜右领军卫中郎将。破突厥六万骑于云州。

后白铁余叛绥州，务挺与王方翼生擒之，进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嗣圣初，佐武后废中宗。迁左武卫大将军、单于道安抚大使，威震突厥。

宰相裴炎被弹劾谋反，作为曾一同“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的北疆大将，程务挺竟要“密表申理”为裴炎辩冤。此举被武后视为“忤旨”，加之他曾与叛将唐之奇、杜求仁友善，遂被人诬告通谋。不久，武后“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

诡异的是“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并“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有人说，二十四史中，敌国为大唐阵亡名将立祠，仅此一例。

程务挺被诛后，“虏无复所惮，岁入边，杀略吏民不可胜计。”从此，数十年大唐北疆自始处于劫掠威胁。

对武后而言，程务挺被诛源于他的“忤旨”，而不是他“反”，她不能容忍一个“不纯”的“功臣”活着。从此，朝堂无人敢劝谏武则天还政。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北齐武平三年（ 572年），北齐名将斛律光被齐后主高纬猜忌，诱斛律光入宫，被武士刘桃枝等人用弓弦勒死。时“周主闻光死，为之大赦。”——北周武帝宇文邕听说斛律光被杀的消息，当即下令大赦天下。

斛律光作为北齐边防支柱，一生与北周交战几乎全胜。斛律光死后五年，公元 577 年北周攻破邺城，北齐灭亡。后人说：北齐杀斛律光，是自毁长城。

垂拱元年乙酉，公元六八五年

朝士有左迁诣宰相自诉者，内史骞味道曰：“此太后处分。”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曰：“缘坐改官，由臣下奏请。”太后闻之，夏，四月，丙子，贬味道为青州刺史，加祎之太中大夫。谓侍臣曰：“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 “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也许，内史骞味道对被降官员申诉不耐烦；也许对武后朝政不满，他牢骚地“左迁自诉者”说了一句：“此太后处分。”

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对“左迁自诉者”说：“缘坐改官，由臣下奏请。”

太后闻之，贬味道为青州刺史，加祎之太中大夫。

表面看，武后是揽收誉言，而实际是在她看来大臣独享盛名、万民只称颂臣子，绝非国家的好事。

《战国策》有言：“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之说。

“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应是“君权神授”理念的体现，也是“圣君”思想的具体落实。

所以，武则天对侍臣说：“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鄠人，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因千金公主以进，得幸于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名怀义。又以其家寒微，令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命绍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马，宦者十馀人侍从，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仍髡其发而去。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为之执辔，怀义视之若无人。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 “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官员秉公行事，却被权贵的爪牙殴打至几乎致死。除了这位右台御史冯思勖，早在46年前，还有一位遭遇类似的大臣。

贞观十六年（642年），左庶子张玄素上书规劝太子：“……群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李承乾厌恶他的奏书，竟令户奴伺机在张玄素早朝时，暗中用马鞭袭击他，致其几乎丧命。

一次，左相苏良嗣在朝堂遇见僧人怀义，见他傲慢不肯向自己行礼，苏良嗣大怒，命左右将其揪住拖拽，掌掴其面颊数十下。怀义向太后告状，太后却说：“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师父你应当从北门出入，南衙是宰相往来之地，不要前去冒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武后在私宠与重臣之间做出了选择。可以说她是非常清醒的，这是一种属于政治家的清醒：私宠只是她个人的私物，而左相苏良嗣是朝廷重臣、国家重器。

但这份清醒，终究是权术的清醒，而非对法治的清醒。她维护的不是“法”的尊严，而是“权”的秩序，这正是武后的悲剧所在。

垂拱二年丙戌，公元六八六年

春，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李旦）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辛酉，赦天下。

——武后欲复政于自己的儿子——睿宗李旦，也许是武后在李敬业举兵后释放的一种政治试探。

“知母莫若子”睿宗李旦知太后非诚心，是试探，他为自保，奉表固让。

果然，太后没有再推辞，重新临朝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