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28年，这是南宋建炎二年，大金天会六年。

从这一年开始，我们这趟文明之旅就正式进入南宋了。说起南宋，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它的创立者宋高宗赵构，是一个逃跑冠军：从中原跑到扬州，从扬州跑过长江，从长江跑到浙江，惶惶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一度还跑到了海上，最后才以杭州为中心，建立起偏安政权南宋，然后就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了。

但是请注意，赵构逃跑这事儿，是到下一年1129年才开始的。从上一年1127年初，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掳走，到下一年初赵构从扬州仓惶逃跑，中间有整整两年的混沌时期。这个时候，历史的很多可能性的大门都还没有关上。

这个时候的基本局势怎么样？

先说金人这边。仗，他们是打赢了，可是在黄河以北地区，他们并没能实现有效的控制，真正拿在金人手里的州府并不多，也就是十几处，而且彼此还连不成片。大金虽然军力强盛，但毕竟底子还是那些个女真部落，十几年的时间突然膨胀成一个幅员万里的大国，怎么治理这么大范围的领土，它还没有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满足于来一趟、打一圈、抢一遍，然后回老家。

那宋人这边呢？上一年五月，宋徽宗唯一没被抓走的儿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继位，算是把朝廷重建了，年号叫建炎。原来的开封城呢？金兵撤走的时候，草草设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等金兵前脚走人，傀儡政权赶紧把皇位还给了老赵家。赵构派老将宗泽回开封主持局面，形式上也算是光复了首都。

所以，如果只看地图，这时候的大宋跟1127年之前差得其实没有那么远：开封还在宋人手里，黄河以北大片地方并没有变成金朝牢固的统治区，南边又重新有了赵家的皇帝。

当然，地图是一回事，现实世界又是另外一回事。靖康劫难以后，整个国家已经残破不堪。

如果那个时候真有一架飞机，让我们从北到南地看一遍，我们会看到一幕典型的乱世景象：北方有金军控制的城池，也有仍在奉宋朝年号的州县，还有藏在山里的山寨和义军；黄河两岸到处都是各种武装，正规军、被打散的溃兵、走到半路却突然失去朝廷的勤王军，还有盗匪、豪强、乡兵。纸面上这些人也许都可以算“大宋的人”，可真到了地面上，每一支人马究竟听谁的，听多少，今天听，明天还听不听，谁也说不准。

就在这片混乱当中，有两个中心正在形成：一个是开封城，毕竟是北宋100多年的老都城了，宗泽在拼命维持着这颗旧心脏的跳动；另外一个是扬州，赵构在上一年十月，从应天府搬家到了扬州，这里正在长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钱粮、官员开始向赵构身边汇集。

再把镜头往下压，你还会看到无数具体的人。有一句话：宁做太平犬，不作乱世人啊，乱世的人好可怜。有人逃难，有人结寨，有人参军，有人投降，有人今天是官军，明天可能又成了盗匪。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串大问号：赵家这个大宋到底还能不能保住？今年秋天金兵会不会再来？他们下一次会打到哪里？这些问题在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的时候，没人知道答案。

这些困惑的人，当然也包括宋高宗赵构。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有很多条路，有人让他回开封，有人劝他去扬州，此外还有关中、南阳、武昌，各种各样的选择。假如这个时候我们穿越过去，提前告诉赵构：这些地方你最后一个都待不住。到下一年，你会从扬州一路往南逃，渡长江，下杭州，甚至还要逃到海上；而且你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到开封。他大概也会愣一下：至于的吗？我怎么会走到那一步？

好，这一年，1128年，我们就来看看高宗赵构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

1

赵构是在上一年五月初一，在应天府登基的。这个地方是当时运河沿线的重要码头。往西北走，大概100公里，就能到都城开封。往东南走，大概400公里，就能到靠近江南的扬州。都很方便。

那么请问，赵构到底该向西北还是向东南呢？

当时主张赵构回开封的，是东京留守，著名的老将宗泽。

我小时候听评书《岳飞传》，对这位老人家就很熟。当时的小人书上，他的形象是一个顶盔掼甲、骑着马的白胡子老将军。其实，宗泽并不是武将，他是个进士出身的地道文官，但是因为性格太硬，一辈子官运不佳。一直到了靖康年间，他都快70岁了，机会反而来了：因为偶然遇到了赵构，他成了最早加入赵构班底的人。在太平年月，硬脾气妨碍升官；而天下一乱，硬脾气反而成了本钱。所以金兵一撤，那么大的开封城总得有人主持局面啊，赵构说，要不你去？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宗泽的肩上。

这个时候的开封什么样？城防当然是一片残破了，但更重要的是，秩序荡然无存，城里几十万人，说不清楚谁是民，谁是兵，谁是匪。宗泽上来就很猛，只要是敢偷敢抢的，不管偷多少抢多少，一律砍头，一通乱世重典，社会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然后他就一边整顿城防，一边给赵构上书，意思只有一个：家我已经给你安顿好了，你赶紧回来吧。回来之后，咱们就北伐。他从当开封留守一直到去世，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样的上书，前前后后写了有二十多封。平均半个月就来一次，赵构身边的人都觉得，这老头莫不是疯了？怎么这么大的执念呢？

那么请问，宗泽为什么觉得，这个时候赵构应该还都开封，甚至马上就可以开始北伐呢？

首先当然是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赵构在应天府登基，只是告诉天下“大宋还有皇帝”；但只有他回到开封，才是在告诉天下：大宋朝又回来了，咱们有机会重新来过了。

而且，开封之所以能够成为首都，不是谁一拍脑袋的决定，这是从五代到北宋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慢慢长出来的一个共识。这里四通八达，是全国资源最容易汇集的地方，综合考虑，最适合当首都。你赵构现在当了大宋皇帝，你不回这里，还能去哪里呢？当然你可能会说，开封无险可守啊。但这也不是靖康之后才突然发现的新问题，大宋此前一百多年的皇帝们都知道的啊。所以，宗泽的态度也很简单：无险可守，那就加强城防啊。这么短的时间内，我给你造了一千多辆战车、二十四座前沿据点，还有沿着黄河的一连串屯兵的寨子，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当然，更重要的是，宗泽觉得，这个时候北伐，有机会赢。因为人心可用啊。

当时的河北，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武装力量。宗泽有的封官、有的给钱，收服了、笼络了，至少是联系到了其中很多人。比如当时河东地区有一支流民武装，首领叫王善，据说手下有70万人。这数字虽然当不得真，但是规模肯定也非常惊人。

宗泽单人匹马去到王善的大营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居然一番话把王善给说得归降了朝廷；再比如，当时山东梁山泊里有一个渔民领袖叫张荣——顺便说一句，宋江的一百单八将的梁山泊故事基本是传说，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是流动作战，跟梁山泊没啥关系——而张荣是真有本事，到后来的绍兴元年，他在缩头湖之战，打垮了一支金军的主力，是南宋立国的重要一战；再有，太行山里，王彦的八字军，士兵在脸上刺着“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岳飞就一度是他的手下；还有河北的马扩，原来是宋金谈判时的风云人物，现在在河北五马山一带，联络了很多民间武装抗金，规模也不小，等等吧。宗泽估计，这样的武装，总数不下百万。有了这支力量，凭什么不能北伐？

但是，如果真要北伐，宗泽这套方案有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就是皇帝得回到开封。王彦可以在太行山打，马扩可以在河北联络山寨，张荣可以在梁山泊抗金，可他们最后为什么打？听谁的？谁给他们粮饷？打下一个州以后，谁来任命知州？将来立了功，谁来兑现赏赐和官职？你赵构在开封，他们的军心士气才有基础嘛。

第二个条件，就是得快。你想，河北人为什么拼命反抗金人？不完全是出于对大宋的归属感啊，更多的，其实是因为对金人的仇恨。金人打仗，后勤保障有限，大军南下，主要靠就地征粮，说白了就是抢。金人几轮铁蹄的蹂躏，河北民不聊生嘛，所以才到处都是结寨自保的民间武装。等过些年，金朝开始明白过来了，也学会贴安民告示了，也学会设置官吏、维护秩序、正常收税，甚至是再开科举了，等到那个时候，民心还能像现在这样可用吗？那就不好说喽。所以宗泽急啊，要北伐就要趁现在北伐，大宋等不起啊。赵构不听他的。

到了这1128年的七月，宗泽忧愤成疾，临终前，吟诵着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然后连喊三声“过河”，含恨而死。这三声呐喊，成了中国历史上特别著名的瞬间。800年后，中国抗战的时候，镇江重修宗泽墓，有人还题写了一副对联，“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你看，到民族危亡的时刻，这三声呐喊还能给人力量。

但是咱们就纳闷了，宗泽说得有道理啊，赵构为啥就不听呢？

其实也不只是赵构不听，就连当时主战派的领袖，赵构朝廷的第一任宰相，大名鼎鼎的李纲，他也不主张赵构回开封。要知道，李纲和宗泽关系非常好，不仅政见相似，而且宗泽去当开封留守，就是李纲推荐的。那李纲为啥不同意宗泽的方案呢？

李纲的道理很简单。他说，对付金人，有一个顺序不能搞反：“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你首先得有本事守住，才有资格决定什么时候打；你得有本事打，才有资格用什么条件去谈和。靖康之变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就是这几个环节全乱了。而现在的大宋距离能守住开封城的状态还差得远。那怎么办？只能先把内部理顺，把士气重新振作起来，将来再谈大举北伐。

你可能会说，宗泽不是说，河北有百万义军吗？这是宗泽在开封的视角，觉得这都是可以用的力量。但是李纲是宰相，他是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看问题的。百万义军，那需要多少钱粮供应？有钱粮的时候，他们听朝廷的，没有的时候，还听不听？如果钱粮不够，让他们裁军，他们有可能裁吗？今天封他们一个官，他就说自己是宋朝的兵，可明天真要上战场，能不能调得动？将来如果打了胜仗，这些军队会不会成为尾大不掉的军阀？这都是问题。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号称有70万人的王善，他后来就投降了金人。所以你看，这种民间力量，利用起来牵制金兵还可以，是不能当北伐的主力用的。

所以李纲说了，开封不是不能回，但回去拜谒一下赵家的宗庙，安顿一下人心，就可以了，然后皇帝还是得走。

走去哪里呢？

李纲当时提了一个方案，说咱们这么着：咱们大宋朝原来不是有四京吗？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现在形势有变化，咱们再设立一套三都。长安，叫西都；襄阳为南都；还有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为东都。搞这么多都城干啥呢？都多少搞点战备、囤点资源，以备天子巡幸。咱们反正暂时不回开封，那就四处走走看看，到处都有家。

那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李纲说有三个好处。第一，天子离开开封，对外要用 “巡幸” 的名义，而不能直白承认是躲避金军的兵锋。我巡幸其他都城呢，不是跑。好维持住朝廷的基本体面。第二，我们不把首都固定死，金人没法锁定皇帝位置，没法像靖康年间那样，集中力量直扑都城抓我们的天子，可以避免他们搞斩首战术。第三，现在天下各地也都不稳，你四处走走看看，地方上的野心家也就不敢乱说乱动了。哎，这是不是听着也挺靠谱的？

但是，如果你是赵构，你生活在那个具体的时代，你就会知道，李纲这套方案，写在纸面上很漂亮，但真要落地执行，是非常困难的。首先，同时经营三个临时都城，要修城、要屯粮、要驻军，这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以当时赵构小朝廷的状态，根本没有这么多资源。

更重要的是，皇帝随时走动，即使是在大后方的领土上，也没有那么安全。毕竟这已经是国家危亡之时，赵家天子的威望到底还剩多少，谁也说不准。你没看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从长安逃走，第二天就爆发了马嵬兵变?你想，那支军队可是皇帝的贴身卫队啊，带队的是跟了唐玄宗几十年的禁军大将陈玄礼。平时高官厚禄养着，一顿饱饭没吃上，马上就能翻脸。最后唐玄宗只能赐死了杨贵妃，然后才能继续往前走。“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啊。这可不是瞎担心。实际上，下一年，赵构从扬州逃到杭州的时候，就发生了“苗刘兵变”，也是皇帝身边的御营军队造反，比马嵬兵变还要狠，直接逼着赵构退位。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因为天子的权威，必须依托稳定的秩序才能生效。一旦天下秩序崩了，就算是贴身的侍卫，也不会再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皇帝待在一个地方不动，身边至少还会有各种力量互相制约着，安全性还高一点，一旦走动起来，皇帝等于是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随身的军队，这就暴露在了巨大的风险中。

李纲还有一个设想：皇帝如果走来走去，金兵摸不准方向，就很难搞斩首行动。这其实也不成立。就在下一年，金兵知道赵构在扬州，派一支骑兵长途奔袭。现实情况是，金兵对赵构的行踪摸得挺准，反倒是赵构这边搞不清楚情报，金兵前锋离扬州只有几十里，赵构才开始跑。那真是险过剃头。

好了，刚才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宗泽和李纲的方案。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历史当事人的难处了。宗泽和李纲，毫无疑问，都是既有能力也有节操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的意见就正确吗？也不一定。每个人的性格、立场、处境不同，谁的意见都只能做参考，谁都替代不了高宗赵构本人的判断。

那在赵构的感受里，他看到的大宋建炎二年，又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

2

好，现在我们站到宋高宗赵构的角度想想，他会怎么思考自己的处境？

有一点，是赵构和宗泽、李纲这些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他的风险偏好要低得多。你可能会说，胆儿小就说胆儿小，还整什么文词儿，还“风险偏好”？还真不是一回事。胆儿小，是对一个人性格的评价；而一个人风险偏好的高低，不是主观选择，而是人面对的客观条件，各有各的不同。

你有没有觉得奇怪？靖康之变以后，徽宗、钦宗、赵氏宗亲、后妃女眷，全让金人一锅端了，怎么偏偏就剩下一个康王赵构在外面？这实际上是一连串偶然的结果。1126年靖康元年的时候，赵构最早是被当成人质送到金营里去的，但是据说金人一看他，居然镇定自若，别是假的吧？就给退回来了。后来，金兵第二次南下，点名让赵构去谈判，赵构已经走到半路了，被当时正在担任地方官的宗泽死活拦住了，说你别去了，去了肯定被扣住。你就待在我这儿吧。结果，转过年去，开封城破，偌大的赵氏皇族全都被摁在了城里，只有赵构成了漏网之鱼。这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现在赵构登上了皇位，一直不敢回开封。如果有人指责他胆小，赵构一定不服气：当年到金营当人质的时候，我是主动请缨的啊。我在金营都没胆儿小，这才被退回去的。现在躲着金人，我是担心自己吗？我的个人安危就是宗庙的安危啊。我要是再被抓住，整个赵家近支皇族恐怕就再难找到合适的人来当这个皇帝了，大宋皇统，命若悬丝啊。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就是这个道理：我身上的责任重啊。你还别说，这还就是当时的实情。再过些年，等南宋局势稳定了，赵构自己儿子没了，想找个皇位继承人，就特别难，只能到太祖赵匡胤那一支远亲里面去找。

好了，理解了这个背景，你就明白宗泽和赵构的分歧在哪儿了。在宗泽看来，你赶紧回开封来啊，咱们北伐，时机正好，这是从天下的角度来说，三个字——“等不得”。而在赵构看来，回开封的风险太大，这是从老赵家一家一姓的角度说，对局面的评估也是三个字——“输不起”。这是一个重要的立场差异，所以他们两位肯定就聊不到一起去嘛。

这是对风险的评估。宗泽和赵构对于手头力量的评估也不一样。

宗泽嘴里说的那百万义军，在赵构和他身边的人看来，其实就是匪。朝廷甚至在公开的文件里就这么说，现在有些地方啊，表面上是征集队伍勤王，但实际上都是寇，都是匪。宗泽一看，急了，赶紧上书：你们可不能这么说，这不是让天下英雄寒心吗？将来谁还敢来勤王？

表面上的这场口水仗，背后的分歧其实更加深刻：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个时候宋金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这个问题，说的人很多。有人怪制度，说大宋崇文抑武；有人怪装备，说中原缺马；有人怪技术，说士兵疏于训练；有人怪指挥，说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底层的区别很少被提到：宋军和金军，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它们的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利益分配机制。

我讲一个场景，你就明白了。

1126年，打太原保卫战的时候，朝廷派名将种师中去救援。《水浒传》里的鲁智深说的“老种经略相公”是种师道，这位种师中是他的亲弟弟，也就是“小种经略相公”，西军名将。那这支军队战斗力怎么样？还不错，五战三胜，已经打到距离太原一百里的地方了。金军进攻，种师中的部下用神臂弓射退了他们。种师中说，赢了，那得放赏，结果发现，这次走得比较急，没带辎重，管库房的人只找到了几十只银碗，不够发赏钱的。你猜接下来怎么样？士兵们居然一哄而散，后来，一代名将种师中也只能是力战而死。

我第一次看到这则史料的时候，内心是震惊的。可想而知，种师中发现钱没带够，肯定会说，给大伙儿先欠着，回头再补。这是人之常情吧？但是士兵们居然连这点信任也不肯给将军，没有现钱，就一哄而散。所以，这支军队战斗力差，已经不是制度、装备、训练、指挥这些因素能解释得了的了。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

宋朝养的是一支常备军，所有的装备都是政府提供，平时要给士兵发军饷，打仗的时候有了战功，还要另发赏赐。说白了，在这个组织里，利益是自上而下分配的。士兵们的战斗热情，取决于赏赐是多是少，以及及时不及时。如果是正常的战斗，种师中说，赏赐将来再补，大家可能也就信了。而在这靖康年间，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太原城危在旦夕，大家就信不过那张空头支票了，所以才一哄而散。这就像是一家现代公司，所有员工都知道公司经营状况困难，这个月突然说，奖金下个月再发，你说大伙儿还会玩命干活儿吗？

反过来再看金军。它刚刚崛起十几年，还保留着部落军事传统，拿起锄头就是农民，骑在马上就是战士。比如，这一年春天，金兵第三次南下撤走的时候，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以农时还师。”怕耽误农时，所以就撤了。对啊，就这么点儿人，顾得了打仗，就耽误了种地。

对这支队伍来说，种地是一种生产，打仗是另一种方式的生产。平时在老家种地的邻居，也是战场上的战友。那在这样的组织里，利益是怎么分配的？那就不靠自上而下的军饷和赏赐，而是靠自外而内的战利品了。

这样的队伍为什么会有战斗力？你就想象一下包围开封城的金军好了，他们会眼巴巴地看自己的长官，等着发赏赐吗？不会啊。他们的利益诱惑全部在开封城内，只要城破了，里面的金山银海，都是我们的。这时候的金军像什么？像现代社会的创业公司。现在发的工资不重要，重要的是股份，是期权，只要公司上市了，那就会是一次巨大的利益兑现。这种希望在未来的组织，当然就容易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

那你可能会疑惑了，这种战斗力的差距怎么弥补啊？主要是三种方式。第一，就是等大宋这边的财政能力渐渐恢复了，战场上的士兵，不再怀疑朝廷发赏赐的能力，战斗力就能上来一大截。第二，就是等金兵一天天地烂下去。他们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创业公司的状态，随着地盘越来越大，内部利益格局越来越固化，他们嗷嗷喊着往上冲的劲头儿也会衰减。实际上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当然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精神力量。

现代国家的军队，虽然也有军功章，但是通常不会把利益赏赐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那激励军队靠什么？靠军人的荣誉感，靠训练、靠军纪。实际上，我们很快也会看到，南宋的军队就出现了这方面的苗头。比如岳飞带领的军队，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还有岳飞背上那著名的四个大字：“尽忠报国”，都是这种精神力量的体现。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建炎年间，你对高宗赵构说，靠他手里的那点军队就可以北伐，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信的。所以，我们就理解了这个阶段赵构的行为方式，跑啊，玩命地跑啊，跑到扬州、跑过长江、跑到杭州、跑到海上，只要我这根赵家的独苗苗还在，就有机会重建大宋。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说了半天，你这期节目就是给赵构洗地啊？

不不不。恰恰因为我们已经把赵构的理由都摆在了台面上，现在才有资格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既然你赵构的所有选择都是理性的，都有道理，那为什么最后南宋还是变成了一个偏安政权呢？你赵构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政治目标可是明确的哦，你要中兴大宋，要还于旧都。南宋直到灭亡，杭州也只是叫临安，临时安置的意思，这个城市的官方性质也只是“行在”，是皇帝暂时待着的地方，大宋朝名义上的京师一直都是开封。

那问题就来了：你明明一直说要回去，为什么最后就是回不去了呢？

3

上一年的十月初，宋高宗赵构离开应天府南下，月末，到了扬州。你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远离开封，先去东南。

在走之前，他下了一份手诏做解释：说我这趟去东南，是为了找一个地势更好的、更安全的地方暂时待着，等到明年春天，我再回来厉兵秣马，准备北伐。言下之意：不是我不想北伐，是眼下力量不够，等我先把赵家的宗庙保下来，等将来财政恢复了，军队练成了，我不会忘了中原的。

可就在他做出决定之前，李纲提醒他一句话：说你千万别去，你坐着船顺流而下，感觉会很舒服，但是一旦到了东南之后，想再回中原，就难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啊。李纲说的，其实是当时人的一个历史经验：他说，自古占了中原的人打东南很容易，但如果是从东南起家，想往西北打，恢复中原，就没有这个可能。

确实，至少到宋朝这个时候为止，北方政权一旦南迁，没有一次北伐成功，完成统一的。东晋的刘裕甚至一路攻进了洛阳，连长安都打下来了，最后也还是没守住。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历来的解释很多。有说南方养不了马的；有说因为南方地形破碎，集中力量困难的；有说南方人体能不如北方人，等等。

都有道理。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去了东南，李纲说的“一去中原，势难复还”的那个“势”，就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这只是一个临时选择。去扬州，图什么？首先是更安全。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钱啊。到了北宋后期，江南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了，江南的财赋通过运河，很容易被集中到扬州。有了财政力量撑腰，赵构的小朝廷确实会感觉踏实不少。

但是接下来呢？接下来，一个选择带来的好处，会鼓励你继续选择它：既然扬州比开封安全，那过了长江是不是更安全？既然江南更有钱，那是不是干脆到江南的腹地，比如杭州待着更接近财源呢？接下来，顺理成章地，仓储、漕运、军队是不是就要围着东南重新安排？军队长期驻扎这里，它最擅长的任务是不是就会变成守江防、保东南？这个过程，并不是像有人说的，是因为江南的“温柔乡”把赵构给腐蚀了，所谓“暖风熏得游人醉”，事情比这个复杂得多：是为了使用江南的钱，整个国家会慢慢长出一套适合在江南生存的身体。是这个新身体，再也回不了北方了。

你就想一个情境：第一代从北方逃过来的人，在他们心里，开封、洛阳、山东、河北是什么？那是老家啊。那里有祖宅和祖坟，有小时候生活的记忆，有喜欢的风物和特产。对他们来说，朝廷号召的恢复中原，其实就是人人向往的“回家”。可等这一代人老了、死了，下一代人是在西湖边长大的，恢复中原就会越来越变成一句抽象的政治口号。

为什么要回去？为什么不在富庶的江南待着，而要去北方的苦寒之地？为什么要用江南的民脂民膏去为你们老赵家争个脸面？为什么要用江南的人命去填那个中原的无底洞？时间拖得越久，北伐动员的难度就越大。李纲有一句话就说得特别好：“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后。”眼下看，你去扬州，这么选是有利的，但是，过一代人你再看，后患无穷啊。

这期节目说到这里，你发现没有？我们说的并不是赵构和宗泽谁对谁错，我们碰到的，其实是在人生重大选择关头的一种两难处境：如果只听内心的理想主义的信念，那就难免不太尊重客观条件。就像宗泽，他临死前的三声“过河”，虽然震烁古今，但是，就连主战的李纲，都不赞成此时立刻回开封、把全部国运押上去。那反过来，如果每一步都做趋利避害的计算，虽然看似精明，但就像赵构，用一连串的局部最优，也可能叠加成一条全局的不归路。

那应该怎么办？

其实仔细想，信念和理性，不仅不矛盾，而且它们二者必须联起手来，才能标定我们行动的边界。什么是理性？就是决定怎么算账：哪条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收益最大？而什么是信念？就是决定哪些事儿不参与算账。你发现没有？这两者一配合，信念感越清晰的人，需要做的选择越少，理性的算力反而会更集中。

如果用这个逻辑，我们还是回到赵构这两年的处境，除了去扬州，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还是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看看李纲给他的一个建议——去南阳。如果这1128年，赵构不是在扬州，而是在南阳，那结果会怎么样？请注意，这不是李纲的一厢情愿，赵构当时确实被打动了，甚至已经派人去南阳修缮城池，聚草屯粮，准备搬家了。只不过后来李纲罢相，这个选项没有成行而已。

南阳在哪里？它在今天河南省西南部，紧挨着湖北省的北部。你要是搞明白了南阳的价值，就算是对中国古代的军事地理，入了门了。为啥？来，请看地图。南阳是个盆地，有人对它做了一个比喻，说它是关中、中原、汉中、江汉四大板块之间的旋转门。往北过方城进中原，往西沿武关道进关中，往南经襄阳下江汉，再沿汉水上溯可以通汉中。

李纲建议赵构到这里，有什么好处？

首先，你不是要安全吗？这里离中原的开封是有一段距离的，差不多有300公里。而且中间有一个方城垭口，可以设防。春秋时候的楚国就在这里修筑长城，击退了北方联军。现在的方城县，就是这么得名的。

好，那如果形势进一步危急，发现南阳守不住，那就还可以继续往南退，南边100多公里就是襄阳。襄阳是著名的坚城，易守难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