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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被撤换，莫斯科为何最终默认？——遵义会议的“自主”到底是偶然断联的产物，还是中国革命逻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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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2026年10月24日）
导语：权威党史专家罗平汉教授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撰写了通俗理论读物《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本书以“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历史为何选择毛泽东”为架构，系统阐释了在长征中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逻辑。现转载有关章节如下：
一、电讯一断，手脚就“松绑”了？——从“请示”到“自主”，遵义会议凭什么打破共产国际的“点头”惯例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一时失去电讯联系，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也是遵义会议得以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遵义会议时虽然博古的职务没有变动，但事实上实现了领导人的更替，这也是自中共二大加入共产国际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自主产生中央主要领导人。
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组织，中央领导机构的变动，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中共五大之后，中共中央的人事变动，形式上都是通过中央全会或中央紧急会议选举产生的，但共产国际的意见很关键。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很大程度上都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共产国际曾经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帮助，但其在遥远的莫斯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由其指导中国革命，甚至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决策，在当时通信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不但不及时，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难免按照其主观想象谋划中国革命，严重地束缚了中国共产党的手脚。
二、李德抱怨毛泽东的主张“畅行无阻”——他真正不满的到底是“隔绝”还是“失权”？
由于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召开及人事变动，自然无法立即请示共产国际。对于这个情况，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一书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特别是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使得毛泽东的主张“畅行无阻”。[（德）奥托·布劳恩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虽然共产国际当时不清楚遵义会议出现的人事变动，但中共中央会后特地派参加了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专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这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长征第二阶段（“长征”一词遵义会议后才有的，报告中把长征称为西征，将湘江战役前称为西征第一阶段，湘江战役后称为西征第二阶段）取得的胜利之一，“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实为第五次反“围剿”——引者）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6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665页。]
三、陈云赴莫斯科汇报，曼努伊尔斯基正面肯定——共产国际的“承认”是追认还是默认？
共产国际对于遵义会议则给予正面肯定，在听取陈云、陈潭秋等人关于中国革命相关情况的汇报后，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在发言中，肯定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取得的成绩，并表示“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53页。]所以，共产国际没有对遵义会议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变动提出异议，从而使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
四、集体讨论军事，是民主还是贻误战机？——苟坝会议上“少数服从多数”为何差点把红军推向险境
遵义会议前的猴场会议，鉴于李德到中央苏区之后，实际上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并且取消中革军委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断，造成严重后果，为此专门作出决定：“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1——文献》，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这就将中革军委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而不是让李德继续当“太上皇”。遵义会议对李德的个人包办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强调“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64页。]因此，为加强对中革军委和军事问题的领导，遵义会议后作战问题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
五、毛泽东赌上辞职，也拦不住"少数服从多数"：一票之差，红军差点被埋进打鼓新场
3月10日当天，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遵义县的苟坝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
中央政治局成员中的多数人过去接触军事问题少，战争经验不多，军事问题上不一定都在行。现在张闻天要求把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交给政治局会议集体讨论，与会多数人认为既然守敌不强，主张进攻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坚决主张不打。
毛泽东的理由是打鼓新场虽然只有敌人一个师，但地形易守难攻，对红军进攻不利，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该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争取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未能为与会多数人所接受。为了说服大家，毛泽东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力争，不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高兴。有人发言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在这种情况下，“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做出打的决定”。[《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于是，会议作出决定攻打打鼓新场，还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
六、毛泽东提马灯夜访周恩来，扭转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支军队的命运？——敌情电报到来前，最后决定权究竟该握在谁手里
虽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进攻打鼓新场，但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打鼓新场无论如何不能打。当天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也就是说，在打还是不打打鼓新场问题上，最后决定权在周恩来手上。毛泽东来到周恩来住处的时候，中革军委电台已经侦察到敌情，黔军1个旅、滇军3个旅，以及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正在向打鼓新场开进，证明毛泽东预先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周恩来当场同意不再打打鼓新场。
随后，他们又说服朱德，暂缓发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第二天一早，张闻天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掌握了敌情，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为与会者所接受，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
七、光讲民主不够，还要适当集中——战场瞬息万变，靠开中央会议决定打仗，究竟是民主决策还是拿红军命运赌博？
在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反映出军事工作光讲民主不够，还需要适当的集中，民主与集中要做到辩证统一。因为军情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如果采取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每个人都发表看法，很难统一意见。而且中央政治局成员多数又不熟悉军事工作，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作出决定，很可能不适应战场形势的变化。
当时，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唯有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针，才有可能从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中跳出。这就必须改变红军的指挥体制，作战问题由专人负责，军事指挥需要集中。
因此，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在打还是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随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也叫“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或“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