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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宣教 保羅原本有一個向東傳福音的計劃，這完全合乎「大使命」的指引，然而被神攔阻，因為神有一個更加美好的策略和路線圖。另一方面，神亦沒有忘記東方的傳福音需要，相傳使徒拿但業和多馬去了印度宣教： 拿但業（又名巴多羅買）——耶穌升天之後，他攜帶馬太福音去到印度傳教，後來被暴徒剝皮而殉道；古代教會用三把剝皮刀為標誌，來象徵他為宣揚福音而殉道的精神；和
中國的景教和基督教發展 有傳說拿但業或多馬亦將福音帶到中國，但有確實歷史紀錄的，就是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以景教（意即光明和景仰神的宗教）形式，從大秦國（即波斯），由阿羅本（Alopen Abraham），率領「聶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傳教團從波斯抵達唐朝首都長安開始；當時傳教團由首相房玄齡迎接，後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 那個時期的唐朝，十分開放，歡迎各國的人，包括阿拉伯的穆斯林和薩珊王國的波斯人都來到中國；而阿羅本是「亞述東方教會的聶斯托利派」差往中國的使者。 到了唐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景教為唐朝所認可，唐朝政府甚至資助教會在長安義寧坊修建教堂。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 雖然當時的唐太宗歡迎並資助阿羅本建立教堂，但他本人並不信奉景教；與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最終，景教在唐朝滅亡後便衰落。 直到明末（1583年），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利馬竇（Matteo Ricci）來到澳門，他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試圖進京，因未能立足而折返南方。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利馬竇再次進京覲見明神宗，終於獲得永駐在京的許可，在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 在順治十四年（1657年），耶稣會的修士得到清初統治者的重用，順治皇帝與德國籍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建立起密切的君臣關係，先後賜其「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師」等多種封號；官階升至正一品，稱他為「瑪法」。後來順治甚至下詔允許他「隨意出入朝中，凡有啟奏，俱准逕入內庭，不循常例」，得到了最高的地位和出入的自由。順治皇帝臨終之際，在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徘徊不定，湯若望建議挑選曾經患過天花而具備免疫力的皇三子（即康熙）為帝，幫助順治在選擇太子的事上，作了最終的決定，也為「康乾盛世」立下基礎。湯若望獲得清朝統治者極大的尊崇，在中國歷史上受到如此禮遇的傳教士僅此一人。當時的順治皇帝御筆親書「通微佳境」，製成匾額懸掛於宣武門的天主教堂；湯若望還把順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豎立在教堂前面；這一舉動等於默認了湯若望有自由傳教的權力。由於湯若望的聲望，中國境內的傳教士都得到了保護，入教的群眾達萬人以上，在1700年，中國的信徒達到30萬。 然後在嘉慶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傳教士，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抵達澳門翻譯聖經；在1814年，第一個中國新教徒蔡高受洗。馬禮遜同年在廣州出版新約聖經，然後在1819年於馬六甲出版舊約聖經。在道光三年（ 1823年），馬禮遜按立梁發為第一位中國新教牧師。 繼而在咸豐四年（1854年），英國傳教士戴德生受中國傳教會差派來華，抵達上海傳教。他在1866年創立內地會，策略為「憑信心過生活、工作」；這樣的生活觀念，帶給中國信徒重大和深遠的影響。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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