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6年1月3日)

《负责任的治国方略》杂志（Responsible Statecraft，以下简称RS）：美国的外交政策学者通常以欧洲为重心来理解美国的国家身份和历史。他们为什么应该关注拉丁美洲呢？

格雷格·格兰丁（以下简称GG）：更准确地说，我觉得他们既应该关注欧洲，也应该关注拉丁美洲。我认为，从暴力征服和恐怖开始的新大陆内部关系在天主教会内部引发了一种道德革命，把许多我们当今与政治现代性相关联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它当然没有减缓征服的暴力程度，也没有减少恐怖，但它确实提出了关于人类平等、尊严和权利的问题。更具体地说，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不同于任何其他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即使是一个非正式的、否认自己是帝国的国家，或者至少不同于一个超级大国与其边缘地区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共同理想之争，从基督教的本质开始，逐步涉及共和主义，然后是财产、权利、主权以及国际法的作用等概念。拉丁美洲对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确有着重大影响。

这本书特别论述了拉丁美洲对美国的重要性，也论证了这种关系在建立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由于诸多原因，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拉丁美洲内部的自由和共和传统也随之被淡化了。它并不是学术史的重心。当学术史学家或欧洲历史学家开始思考全球历史时，他们会将欧洲及其殖民地作为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的起源，往往不会将拉丁美洲纳入分析框架中。这正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做的事情。

RS：在您提到的支撑起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法律规范、思想和制度中，拉丁美洲有哪些关键时刻、运动、历史事件或趋势对其塑造起到了作用？

GG：这本书涵盖了500年的历史，其中有很多时刻、遭遇和故事鲜活地支撑起了我论述的观点，但我会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起源开始说起。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诞生时就像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国联一样由七个独立的共和国组成，这些共和国位于一个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们想象中已经被占领的大陆上。与此相比，美国则是在一个被认为是在空广大陆上诞生的单一共和国。显然它并非空无一物。除了西班牙，还有法国、英国以及原住民的主权，这个大陆远非空无一物，但在国际法的概念中被假定为是空的。美国随后复兴了征服学说以正当化其西进运动，其主权理论实际上复兴了征服学说，即宣战的权利和保卫战争中所获领土的权利。

拉丁美洲则不能使用征服学说。作为诸多独立国家的集合体，拉丁美洲不可能以认可征服学说的方式诞生，因为那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战争。在那种情形下阿根廷会说：“我们也想像美国一样把领土延伸至太平洋，我们为什么不能越过安第斯山脉攻占智利呢？”

拉丁美洲国家必须学会如何与彼此共处。每个国家都承认对方的存在，因为每个国家都确认了彼此能够从天主教帝国中分裂并创建共和国的合法性，但他们也互相威胁，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称之为国际法的旧条款，他们将会因任何理由卷入无休止的领土战争。因此，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既拒绝了美国复兴的征服学说，也拒绝了欧洲的现实政治权力平衡理论。西蒙·玻利瓦尔曾有一著名论断，即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各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相互斗争，将会导致无休止的战争，因为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此，拉丁美洲所倡导的超越性原则之一，就是国家之间拥有共同利益，合作而非竞争应该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他们还制定了确认边界神圣性的法律、反对侵略战争、进攻战争的原则，基本上都在联合国和国际联盟的原则中有所体现。

在拉丁美洲独立后他们探索与对方交往的规则的几十年历史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原则的起源。拒绝暴力征服的道德革命同时也在质疑西班牙帝国的合法性。像拉斯·卡萨斯（译者注：Bartolomé de las Casas，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其对美洲土著权益的捍卫和对殖民暴行的批判闻名）这样的人在书中占据着较大的篇幅，他们甚至拒绝了西班牙对美洲主权和统治权的主张，当然也拒绝了征服学说。所以西班牙美洲的独立领袖们早已对帝国提出了批评，一旦他们摆脱了西班牙帝国，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帝国：美国。因此，拉丁美洲国家对美国的所有批评在很多方面已经通过对西班牙的批评得到了体现。

我只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1890年代初期，美国组织了第一届美洲会议，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接受所有拉丁美洲对国际法的批评。拉丁美洲法学家开始将美国提出的国际法概念称之为美国国际法。美国代表坚持只有国际法，国际法不能有地区分别，国际法必须是普适性的。拉美人则辩称，“好吧，但我们仍然称之为美国国际法。”第一届美洲会议的议题之一便是拉美人坚持征服学说是无效的，并试图废除这一理论。美国则坚决反对拉美人的观点。

但他们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美国同意征服行为只在二十年内非法，之后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拉美人接受了这一做法，因为他们没有对抗美国的实力，但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时刻：拉丁美洲不断试图让美国拒绝征服主义，美国偏不。

RS：书中举了许多例子，但是否有一两个特别突出的拉丁美洲历史人物或事件，在塑造世界历史方面影响最为深远？我想到的是“睦邻政策”、拉丁美洲在马歇尔计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这些事件以及拉丁美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GG：“睦邻政策”打开了拉丁美洲的市场，为新政联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吸纳了一个新的企业部门，该部门在开辟国际市场的前提下可以容忍罗斯福在国内扩大自由主义政策。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933年，在蒙得维的亚举行的第七届泛美会议上，他当场接受了几乎整套拉丁美洲的国际法议程，比任何美国代表做的都要多（如拒绝征服、拒绝干涉权等）。在拉美人眼中这是件大事，因为当时美国正派遣战舰占领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和墨西哥，接管巴拿马、古巴和波多黎各，随后以非正式殖民地的方式归还古巴。

因此，赫尔对这一长期诉求的接受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转变，因为它并未削弱美国的实力，而是促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得到巩固与合理化。它教会了美国如何在本地区成为更有效的霸权，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好了准备。

我还研究了罗斯福连任，他的“出门投票”运动是由睦邻联盟组织的，这个联盟有意识地借鉴了睦邻政策。这是一种创造新的道德世界观的方式，包括对国外多元化的接纳，对拉丁美洲经济民族主义的接纳，与美国国内对种族和文化多元化的接纳相类似。

这些睦邻联盟替代了当时在美国兴起的某种原始法西斯主义，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视为对所谓自由联盟中撒克逊至上主义的回应。罗斯福以2700万票赢得了连任。他获得的票数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他是以其他国家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的纲领获胜的。他在赢得选举后的一周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里约热内卢，以加强与瓦加斯（译者注：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于1930-1945、1951-1954两次任巴西总统）的关系。他们都自称是新政之父。当然，瓦加斯并非通过选举产生，他是一位独裁者，但那是一个把社会改革视为与选票同样重要的事的时代。

有一则关于罗斯福和瓦加斯的轶事：两人在敞篷车上经过一场针对瓦加斯的抗议，瓦加斯说，“他们叫我独裁者。”罗斯福低声说，“他们也这么叫我。”然后他继续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尚不清楚罗斯福是否意在强化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旧秩序，还是在组织整个大陆对抗法西斯主义，但无论哪种方式，这都是一种半个地球的联盟，这种联盟对于击败法西斯主义至关重要，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一件很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拉丁美洲本可能变成一种“西班牙半球”，因为促成佛朗哥时期元老院式天主教民族主义崛起的许多因素在拉丁美洲同样存在：一个小型的深受天主教信仰影响的地主阶层，受到激进农民组织、政治党派多元化以及联邦国家扩张的威胁。如果不是美国使局势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或经济民族主义者，并基本上创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法西斯分子本可以轻松赢得二战。

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拉美人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在与法西斯作战，而且是为了社会民主而战，他们认为民主不仅仅意味着投票权，还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正是这种理念创造了二战后充满活力的时刻，也可以解释正是美国从反法西斯向反共的政策转向使这些希望和理想受挫，随之而来的反弹与暴力导致了冷战。

RS：如果拉丁美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正如你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此源远流长，那它为什么在实践中没有实现或维持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能否先给出一些具体例子，说明拉丁美洲在将这些社会民主理想写入宪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你在书中援引了墨西哥的例子。

GG：社会科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探讨（许多人现在已经放弃这个问题）：为什么拉丁美洲的民主如此脆弱，制度如此不稳固？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恰恰问反了。看到针对工人和农民运动领袖、女权主义者、性别与环境活动家的各种暴力，我们应当问的是，为什么民主如此强大？为什么它得以持续？为什么人们仍然认为历史可以被救赎？

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本书的任务。我试图将知识、法律与社会史结合起来，以理解这一理想的持久性。其中很大一部分与一种天主教相关的整体观念有关，即关于个体尊严的理念。

西班牙帝国明白他们所统治的人是他们必须负责任的对象，这种责任需要通过修辞来加以正当化。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后裔是西班牙帝国计划的核心。他们的财富虽被榨取，但他们也是整个计划得以正当化的道德核心。这与美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在美国，英国和新教的殖民主义更多是逃避和否认。但是，我认为这种个体存在于超越时间的宏大社会性中的理想表现为我们所说的社会权利和社会民主。

例如，墨西哥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民主宪法，它不仅承认个人权利，还承认社会和经济权利——尊严权、养老金、医疗和教育权。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一整套独立宪法都确认了我们所称的消极权利或个体权利。整个独立宪法体系确认了我们所说的消极权利或个人权利，一个具有美德的国家应当是政府退居幕后、允许个人享有最大自由空间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这又回到之前的观点，这些独立领导人是在殖民征服的阴影下进行抗争的，而他们认为殖民征服是卑鄙、非法和道德上令人憎恶的，与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不同，后者并不厌弃英国的殖民。因此，独立宪法都秉持着一个人只有在具备社会性的情况下才能具备个体性的理念。例如，委内瑞拉宪法中多次使用“社会的”和“社会群体”等词，而这些词在美国宪法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这使人感觉民主意味着某种形式的社会民主。

以至于在19世纪初，改革者并不太关心选举权，他们认为这实际上会强化地主阶级的实力。他们认为，在选票真正起作用之前，必须先进行社会改革。因此，拉丁美洲有着悠久的社会权利和社会民主传统，这种传统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社会生活经验到法律用语均有体现，这些法律确立了这样一种民主的名义：民主不仅由政治权利定义，还包括社会权利。

那么，为什么这并没有转化为制度上的稳定呢？很大程度上，这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社会性质有关。玻利瓦尔本想建立一个以解放个人追求自身抱负的权利为基础的共和制，但玻利维亚是一个地主占少数、极度困苦的民众占大多数、被西班牙殖民统治三个世纪、从建国开始就背负巨额债务的国家。伦敦的银行在1820年就开始寄账单，要求支付1810年运送武器和布料的债务，而这些新兴国家觉得必须偿还这些债务。这种社会结构不允许形成能够通过政治改革长期实现这种社会民主愿景的政治联盟。你会看到一些改革的时刻出现，但它们往往无法持久，因为没有一个改革联盟能够像新政时期那样在长时间内维持选举和话语上的霸权。

RS：你的书重点论述了美国支持的政变和军事干预是如何在拉丁美洲催生了基于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独特民族意识的。对于试图应对整个半球共同安全挑战的美国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段历史可能提供哪些借鉴？

GG：很难说拉丁美洲历史以及美洲与拉丁美洲得关系如何转化为有用的政策立场，因为我认为从中获得的教训更多是直觉性的，关乎追求超越性的价值观。我们知道，当价值观被纳入外交政策时，它们往往会被扭曲，以合理化现有的权力关系。

例如，拉美人并不真正喜欢现实主义，他们倾向于更加理想化。我提到过，玻利瓦尔对现实政治权力平衡的批评是，它总是导致战争，而你需要拥有超越性的价值观。历史确实教会我们的，是对帝国的抵抗对于在一定程度上让帝国承担责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改变帝国，至少要让其承担一些责任。

当下的美国正陷入一种阴谋热潮中，反对党的领导人拒绝以自己的道德愿景来面对权力。民主党人过度修正和妥协，为特朗普主义构建阴谋世界的创造了空间，使其不断增长，并制造更多的角落和缝隙以建立更大的联盟。 

在某些方面，可以从拉丁美洲学到的是，拉丁美洲的左翼将自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并认为自己是在捍卫一套意识形态信仰和价值观，用它来与右翼对抗，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正是这样打败法西斯主义的。我们不是通过称他们为法西斯分子来打败法西斯主义的，而是通过提供一种替代方案，一种不是程序化而是有实际愿景的道德替代方案，这种愿景展示了一个公正社会应有的样子。这也是左翼不断回归的原因之一。尽管拉丁美洲的环保活动家和工会成员的死亡人数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多，他们仍在继续反击。这是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坚持，这种坚持是不可磨灭的。

美国的改革者可以借鉴拉丁美洲、新政的历史，以及新政支持者如何在工资、妇女平等权利和医疗等问题上与大陆的改革者结成共同事业，并形成某种对抗反动势力的共同阵线。当然，如今在拉丁美洲有许多美国可以与之结盟的人。坦率地说，当拜登支持卢拉连任并反对博索纳罗在2022年试图政变时，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情况。现在形势变了，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推动博索纳罗在明年的选举中连任，而那些反对特朗普的人似乎并没有将巴西发生的事情与他们自身的命运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