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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新聞及評論
一本《百年孤独》,为什么比一个LV包还管用?
罗辑思维
2026年4月22日

(原文發表於2026年4月6日)

01

时尚圈爱书,是因为书好用?

有句很有名的话,出自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说的是,“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
换句话说,我们买一个东西,重要的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能传递什么信息。你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用什么手机,都在向别人说话——说你是谁,你属于哪个圈层,你有什么品位。
从这个角度看,书的优势就很明显了。它可能比其他东西要更适合做“自我表达”。
你想想,假如你想让别人觉得你有品位、有思想、有深度,其实有很多选择。
可以穿得讲究。但这有个问题,得懂搭配,一不小心就显得用力过猛。而且,穿搭这事儿,太容易被模仿了。你今天穿得好看,明天别人也能照着买。
可以去高级餐厅。但这也有风险,得会点菜,万一不懂规矩就尴尬了。而且,吃完就结束了,没法持续展示。
可以听古典音乐。但这个门槛更高,得真的懂,不然聊两句就露馅。
但书不一样。
书有个特别好用的地方:它自带标签,而且你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表演,光是“拥有”这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信息传递。
你手里拿着《百年孤独》,别人立刻就知道,哦,这人读魔幻现实主义,有国际视野,品位不俗。你桌上摆着《存在与时间》,别人马上会想,也许这人关心哲学,思想有深度。
注意,这里的关键不是读没读完,而是“拥有”这本书。
这也许就是时尚品牌看中的东西。它们是要借助书籍的符号价值,来筛选和定义自己的客群。
咱们来看几个例子。
MiuMiu送的书,是简·奥斯汀的《劝导》和西比拉·阿莱拉莫的《一个女人》,都是女性主义经典。这不是随便选的。你想想,为什么不是《傲慢与偏见》?为什么不是《简·爱》?
因为《劝导》是简·奥斯汀最成熟的作品之一,讲的是一个女性如何在社会压力下坚持自己的选择。《一个女人》更直接,讲的是20世纪初意大利女性的觉醒。这两本书放在一起,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我们的客户,是关心女性力量、有独立意识的新一代女性。
再比如,Prada,它委托当红小说家奥特莎·莫什费格创作短篇合集,只在纽约、东京、米兰、巴黎、伦敦的活动上赠送给嘉宾。注意,不是公开发售,而是“赠送给嘉宾”。这也许是在说:我们的客户,是全球精英圈层的一员。你能拿到这本书,本身就证明了你的身份。
你发现没有,这些品牌用书做的事情,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用书来定义“我们是谁”。
换句话说,时尚圈爱上书,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书好看,更是因为书好用。
02

好用的书,是最能“替你说话”的书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书最好用呢?为什么有些书特别受品牌青睐,有些书却从来不会出现在这些活动里?
我查了几个读书榜单,以及各大品牌用过的书目,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规律。
先说文学类。
你会发现,品牌最爱用的作家,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标签。
比如,马尔克斯,一听就是魔幻现实主义、拉美文学、诺贝尔奖。加缪,一听就是存在主义、思想深度。毛姆,一听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再比如,村上春树比东野圭吾更适合做人设道具。你看,东野圭吾的书,《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都是高分作品。但“推理小说”这个类型标签,限制了它的符号价值。
东野圭吾是“好看的故事”,村上春树是“生活方式”。什么生活方式?包括,跑步、爵士乐、意大利面、咖啡馆等等。同时,村上春树笔下的人物“沉默、内向、不合群”,恰好击中当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他还有句话,叫“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据说在年轻人里很受追捧。
拥有一本村上春树,传递的不只是“我读过这本书”,更是“我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你看,最好用的书,不是最好读的书,而是最能“替你说话”的书。
除了著名文学,还有一类书很受欢迎,那些难啃的“天书”。越难读的书,反而越受欢迎。
比如,《追忆似水年华》。这本书有多难读?七卷本,总共超过200万字。意识流叙事,没有明确的情节线,全是主人公的回忆和感受。最著名的段落,是开头的“玛德琳蛋糕”。
主人公某天喝茶,吃了一块玛德琳蛋糕。蛋糕的味道,突然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然后,普鲁斯特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描写这个回忆的过程。注意,不是描写回忆里有什么,而是描写“回忆这个动作本身”。他写味觉如何唤醒记忆,写记忆如何在脑海中展开,写时间如何在意识中流动。
你可能会说,这也太啰嗦了吧?
对,就是啰嗦。但恰恰是这种啰嗦,让它成为一些文艺青年的心头好。
因为“读完”本身就是一种成就。你想想,当你在朋友圈晒出这本书,配文“终于读完了”,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是“我有时间”,是“我有耐心”,更重要的是“我和多数人不一样”。
换句话说,难度即身份。
再比如,《百年孤独》讲的是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一百多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叙事结构特别复杂。人名重复,时空交错,魔幻和现实混在一起。很多人读到一半就放弃了,因为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谁。
但恰恰是这种复杂性,让它成为好用的“人设道具”。你想想,当你在桌上放一本《百年孤独》,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是“我有耐心读完这么复杂的书”,是“我有国际视野,关注拉美文学”。“读过”本身就是一种能力证明。
这些书在社交媒体上的出镜率,远高于那些通俗易读的畅销书。
还有,不同类型的书,有不同的“说话”功能。
比如,哲学类的书,最常被摆在书架上。《存在与时间》《道德经》《人生的智慧》,这些书的共同点是,不一定读完,但必须拥有。因为它们代表的是“思想深度”。
再比如,艺术类的书,最有“格调”。安藤忠雄、原研哉的作品集,代表极简美学。这类书的价值在于“视觉即品位”,摆在家里就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确认。
再比如,社科类的书,最能显示“有思想”。《人类简史》代表跨学科视野,《乡土中国》代表理解中国社会,《万历十五年》代表大历史观,《沉默的大多数》或者《乌合之众》代表独立思考。
这些书不只是知识的载体,也是身份的标识。
而且,借助书传达身份,这事儿其实古已有之。
古人有“六月六晒书”的传统。为什么是六月六?因为这天天气好,适合晒书防虫。后来这个传统演变,变成了富贵人家之间的“较量”。富贵人家晒书,不是为了防虫,而是为了展示。你家有多少藏书,就代表你家有多少文化底蕴。
《世说新语》里还记载了一个段子。有个叫郝隆的人,没有藏书。六月六这天,别人都在晒书,他就躺在太阳底下晒自己的肚子。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晒书”,这是暗指“腹藏万卷”。
你看,古人早就明白了:书不只是知识的载体,更是身份的象征。
当然,说书是“符号”、是“标签”,听起来好像有点功利。但换个角度想,这未必是坏事。
人本来就需要表达自我,需要让别人理解“我是谁”。用书来表达,也许比用其他东西要好。而且,很多时候,“拥有”是“阅读”的开始。比如,我先买了一本《百年孤独》,哪怕一开始只是为了摆拍,但总有一天,我可能真的会翻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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