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任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在第五届中国景区创新发展论坛暨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二届五次理事会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分别从国土、城市、区域、建筑、室内设计、文化艺术六个层面，详细阐释了关于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四个领域的亲身感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演讲部分内容：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如果说我们的地球有40万年的历史的话，人类在这座蓝色星球上生活也有300多万年了。但其实一直是比较缓慢的发展，过去一万年，我们已经从这样一个的渔猎时代开始向往更加辽阔的生存空间，我们不断的探索宇宙的奥秘。我想我们还会长久的脚踏实地的生活在这座蓝色星球上，生活在城市中。过去的几十年，可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剧变，这是短短二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可见我们的人居环境在不断的发生着剧烈变化，我们在不断的适应。

       我们居住的城市，如果从1975年的时候还在三环路以内进行建设，到了2002年这张大饼已经摊开了。我是2002年从北京规划委员会的主任调任国家文物局工作，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北京市的建设速度了。今天我从一个建筑背景，从长期做城市规划，又在北京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工作了13年，退休前又到了故宫博物院，我想把这四个专业，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保护和博物馆融会贯通的谈一点体会。分六个层面：一是国土；二是城市；三是区域；四是建筑，五是室内设计；六是文化艺术，谈一点肤浅认识。

       过去文物保护是独立、单体的专业性的工作。但今天慢慢把思路放开看，我们开始研究国土空间里面的5000年文明传承下来的内容。最初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24个城市，随着申报世界遗产扩大到京杭大运河，扩大到隋唐大运河，节点中有一个洛阳。过去西安到罗马是沙漠丝绸之路，但既然到了西安应该也牵扯到洛阳，洛阳是汉代两京，唐代两都，这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城市，于是沙漠丝绸之路的东起点延伸到了洛阳，把大运河串联了起来。到了杭州还没有到海，于是又把宁波、绍兴这一段加入了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这样一举成功。

       通过大运河连接到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中华大地上这样一个网状的人类迁徙、商品贸易、文化交流的大型的网状的文化遗产带。过程中，我们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中东铁路等等文化线路横亘在我们的国土上，使得我们对于文化遗产、对于城市建设，对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不断的呈现，包括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佛教、丝绸之路草原、海上丝绸之路。

       2019年浙江良渚申报世界遗产成功。过去一直有人在质疑中国是三千年文明，何谈五千年。我们的考古学家和文化历史学者，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实证了5000年文明，从东北的辽河到珠江，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良渚遗址以4300-5300年的历史，13道水利工程的庞大的古代工程系统实证了古国的概念和文明的诞生。

       世界遗产运动的年代时间并不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开始关注自己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特别是他们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举全国之力和世界之力进行拯救。大家知道埃及遗址因为水库建设要沉入水底，30多个国家共同努力把它抬到了高地，今天仍然能够见到。这些遗产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这个理念一诞生很快达成共识，于是几年后在1972年就诞生了《保护文化资产遗产公约》。我国加入公约比较晚，13年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有了第一批的世界遗产，比如长城、周口店、秦始皇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和泰山。这些进入世界遗产马上成为了世界级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引发了很多城市和地区的申遗热，特别是1997年两个小城，平遥丽江成为世界遗产之后，我们手里就有了一个长长的预备名单，都在积极的申报世界遗产。

       2004年在苏州召开了世界遗产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很成功，但是大会定了一项规定对于我们国家很不利。国家无论大小，每个国家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五千年这么多的文化遗产资源的国家，和我们临近的老挝、吉尔吉斯这样的国家同等待遇，这项规定对我们很不利，但它无疑是正确的，它就是要平衡文化多样性，帮助那些还没有遗产的国家也能进入遗产大家庭。但是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我们都带有抢救性质的，我们国土文化需求空前高涨，我们不断的和国际组织沟通。于是，开始艰苦卓绝的每年申报世界遗产的行动，不敢有丝毫怠慢。每年世界大约有130多个国家申报世界遗产，但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砍一半，世界遗产大会砍一半，每年大约不到30项能成功，必须要付极大的努力。

       2005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殷墟，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2008年福建土楼，2009年五台山，2010年登封天地建筑群，2010年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元上都遗址，2013年哈里梯田，2014年是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跨国申报，三国共同申报，中国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用的是吉尔吉斯的名额，2017年鼓浪屿，2018年泉州没有成功。但没有一个国家年年申报，更没有一个国家年年成功，所以中国一跃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但最多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抢救了更多的文化遗产，融入了今天的人们的生活。

       两个例子，五台山提出申遗，我们到现场一看20多个地点全需要整治。中间的小镇，居然汇集了上千个小门脸，小饭馆、小茶馆，洗脚屋，僧人怎么念经，他们说小和尚晚上化妆就下山了。要申报世界遗产这种状况是不行的。我们达成共识，当地付出极大的努力，所有的旅游设施退出十里地，建游客服务中心，深山藏古刹的意境回来了。西湖没有伴随大规模的整治拆迁，但这个过程极其壮烈，西湖是在蓬勃发展的大城市的中心区的大面积区域要申遗，他们的特色是三面山一面城，三面山不能出现一栋新建筑，做得到吗？特别是2005、2006年杭州的房价是全国最高的城市之一，坚守住了。十年申遗路，大家今天到杭州看，无论是西湖还是漫步苏堤白堤看不到任何一个不和谐的建筑，西湖成功了。

       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影响了吗？没有。就是伴随着申遗产的过程，杭州坚定不移地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气势磅礴的建了新的杭州城。这就实现了梁思成先生说的，保护老城，兴建新城，杭州成功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杭州成功以后，杭州市委市政府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西湖世界遗产建立了监测管理中心，让它能够得到长治久安的保护。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文物保护理念受到了冲击，我们获得了很多新的认识。比如在保护的内容方面，过去泰山保护的是摩崖时刻，但今天保护遗产我们知道石刻和山体不可分割，摩崖时刻的内容和泰山文化不可分割，于是我们就整体泰山作为一个项目申报，世界没有这样的先例。过去文化遗产分文化和自然遗产，居然有一个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在中国诞生了。从那以后，泰山、庐山、青城山、峨嵋山、武夷山、黄山等等全部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就是中国的气派，中国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不同凡响的意境。

       过去保护的文物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包括万里长城，他们失去了最初的功能，今天是被观赏的对象。但文化遗产告诉我们，还要保护人们生产其中，生活其中的区域，还要保护动态的，文化遗产不意味着死气沉沉。于是历史街区，江南水乡、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今天也变成了保护的东西，还有人们生产在其中的地点，比如我们的茶园、盐田、河北的一片东枣树林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隆平先生也说，我做了三十多年的水稻田能不能成为保护单位呢？他给国务院写了信，我就去了，那个地方很远，在湘西，37年做杂交水稻田的设施历历在目，我们又报请国务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个地方很远。但袁先生不饶我，说你写了报告，还要给我揭牌，我又去了一趟，揭牌杂交水稻发源地，今天得到了保护。

       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过去文物保护一个点，一个面，比如像一座桥，一个塔，一个古建筑群，保护历史街区和历史城市，但今天文化遗产保护有更广阔的，要保护人们文化交流、商品贸易的文化线路。于是，大量的刚才讲到的像600年的戴村壩，永兴岛、茶马古道、中东铁路等800处地点都得到了保护。

       过去文物保护保护是古代的，后来重视保护近代的，线次次往后退，1911年前的就可以作为保护对象，后来是五十年前的，今天我们知道文物保护在时间上不能设限，昨天火星探测的东西今天就要好好保护。兰州给这座古桥过了100岁的生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大庆第一口油井，大寨梯田、村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核武器研发基地都成了保护对象，包括克拉玛依最后留下的这样一个井架，其他都被拒掉了，还有女排的训练基地都应该被保护起来。

       过去我们文物保护保护的宫殿建筑，寺庙建筑，纪念性建筑，今天我们要保护人们生活的那些房子，工作的那些工厂，他们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但他们是人们的乡愁，人们的记忆最可靠的载体。今天这些传统民居，包括张謇先生的纱厂，包括江南造船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这些都进入了保护。

       过去文物遗产保护的是物质要素，今天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要素的，于是这些年我们大量的非物质要素和文化羌族的笛子，哈尼族的耕作技术，汉族的过年习俗，傣族的泼水节等很多人们生活中记忆深刻的老字号都得到了保护。

       当我们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我们的视野扩大了，我们的理念得到了更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的理念。一是时代传承性，二是公众参与性。时代传承性就是表明我们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是一代的，每一代人都有保护的责任，虽然我们可以享用，但子孙后代仍然有享用的权利，应该为他们多留余地。公众参与性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文化遗产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了，人们居住的街道，购物的商店，都可能是我们的保护对象。所以，文化遗产保护不再是政府的专利，不再是文物部门的专利，它是亿万民众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交给亿万民众，他们都有这样的权利，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