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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南華早報》工作的這一年，跑遍香港大大小小的街巷，不僅採訪了許多上市企業、遊戲公司、房地產公司、證券公司等等，還採訪了迪士尼導演、蒂凡尼珠寶設計師、變裝女王、催眠師、考古學家、臨床醫生、街頭藝術家、智庫、慈善組織、分析師等等，產出視頻和稿件近百份。
 這一年，見證了中美摩擦引發的經濟震盪；見證了香港動盪從苗頭到大肆蔓延，經常夜晚提心吊膽地從熊熊燃燒的地鐵站走過，踩著家樓下被扔了一地的碎磚頭，從蒙面人身邊溜走，有一次清晨剛出門就听見家門口響起刺耳槍響；看著疫情在香港一波又一波蔓延到新聞辦公室和我所住的公寓，仍一刻不停地寫著手頭的報導；看著香港經濟在不穩定因素和疫情雙重打擊下連續陷入衰退，身邊的外國朋友和大陸人紛紛離開香港……
這一年，我24歲，彷彿經歷了無數個春秋。
很多朋友聽到我選擇離開而感到詫異，“就這樣離開香港最具公信力、百年老品牌的報社不可惜嗎？經過與全球成百幾千名應聘者競爭，過關斬將才進得去，就這麼走了，不可惜嗎？”
不可惜。其實，離開香港的念頭其實在年初就出現過，到2020年6月左右，許多因素疊加在一起，加速了離開的這個想法。
為什麼選擇離開？
1.在香港報導內地，抹不去的隔岸觀火之感
香港是一個東西薈萃、族裔眾多和文化包容的城市，《南華早報》也是亞太地區為數不多的較中立的英文新聞媒體。雖然在2015年被阿里巴巴收購，但新聞編輯室依然保持相對獨立的運作機制。
在香港回望中國內地、講述中國的故事的時候，仍然有一種很明顯的隔岸觀火之感，所呈現出來的故事與真實的中國依然相差甚遠。
為什麼會這樣？很大的原因是人員結構的設置。與中國和香港話題相關的報導組中層管理編輯（負責選題和信息審核）以中年香港本地人居多，外籍人員多為負責文字潤色的編輯，記者當中有內地人，但只是少數。因此報導的角度很容易被香港對內地的固有視角框住。許多本地香港的編輯既不能講流利地道的英文，又對普通話一知半解，與海外讀者和內地人的關注點格格不入。
說說三件關於選題的事兒。
 圖｜辦公室聚餐
（1）香港人與內地和國際的興趣點嚴重脫節
我在中國報導組輪崗期間，中美之間的硝煙味因疫情更加濃厚，我給負責的編輯（香港人）報了一個選題，並採訪了留學申請者與留學服務機構，調查兩個大國交鋒期間留學產業和中國學子赴美留學的意願受到的衝擊。文章上交後，一次又一次被擱置。
編輯認為：“兩年前中美摩擦開始的時候，已經做過留學生不願去美國的新聞，沒必要再做了，不新了，這不叫新聞。”我告訴他：“過去的文章是從學生的角度，沒有任何一篇從留學產業的角度去寫的；同時，外媒正如火如荼地報導赴美中國學子減少對美國大學的經營產生巨大打擊，但沒有任何一家外媒寫過中國的留學教育機構也受到影響，我們報導就是獨家的了。並且，有很多外國學者和教育研究者關心中國的教育市場，這與他們緊密相連，海外讀者會感興趣。”依然沒有得到那位編輯的回應。
於是我把文章投給了一個從中國報導組獨立出來的政經組，負責的編輯是內地土生土長的，對中國的經濟形勢很了解，他一看到文章，表示很有興趣，立馬發。最終，文章發出後兩個小時內就有成千上萬人瀏覽，一下子竄上了那一天全辦公室的熱門文章榜上。
 很幸運我的文章遇到了伯樂。如果沒有伯樂，西方人常看的英文資訊裡找不到有任何關於這個題材的影子。
這樣類似的事還有很多，頂層管理者反復強調報社要從區域性新聞媒體轉型成全球化新聞媒體，要增加多元的題材和角度，我也和香港本地人編輯（幾十年的老員工）多次提到，他們卻回應道：“我們是香港的媒體。”也可以理解，對於奉獻了大半輩子青春的老員工來說，公司越是全球化就越意味著他們會被淘汰，不是他們不顧大局，是出於不安。
（2）眼界局限在傳統領域
在財經組期間，負責的編輯（香港本地人）詢問我感興趣的報導方向，我跟她說：“我們財經組現在報導主要集中在銀行、地產等傳統產業方面。作為全組最年輕的記者，我對金融科技、創新公司更感興趣，這也是中國與香港經濟轉型中非常重要的議題，也可以藉機吸引海外的年輕讀者，拓寬我們的內容。”
編輯回應：“我希望你按照我們的指令來。我們這麼多年一直都聚焦在香港的銀行和地產上這是我們瀏覽量最高的版塊。我們很少做金融科技的，不太有人看的，所以沒必要去做。”我說：“沒做過，又怎麼知道沒人看呢？”編輯：“你在這裡，就要按我們的要求來。”
有一些話我想說卻憋回去了：香港爆發出的一系列不穩定問題，很大程度來自於畸形的經濟體制，新聞機構作為社會改革力量之一，也脫不了乾系。正是大部分的社會資源被房地產等傳統行業壟斷，使得香港錯失了發展成科技之都的機會，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在香港創業，寧可去深圳發展。新聞機構應當通過文字的力量去糾正這些潛在的經濟結構問題，房地產大亨已經擁有了那麼多的曝光，我們更應該給予那些聲音較小、在為香港經濟轉型做貢獻的人一些發聲的機會。
 圖｜2019年阿里巴巴香港上市現場
讓我沒想到的是，在財經組，應付編輯指派的文章，很普通、沒營養、甚至片面的短文卻成了爆款。
例如，吳佩慈在香港的豪宅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租給了自己的熟人，編輯要求我寫一篇相關報導。我詢問了多個地產中介，均表示該交易屬於私人交情，價格不能代表市場整體的變化。我告訴編輯，市場沒有出現暴跌，她讓我繼續找更多的房地產，可是仍然沒有一個中介認為這是市場崩盤。我如實寫下採訪，卻發現被房產編輯強行寫成了“豪華地產迎來歷史性崩盤”。編輯們看著蹭蹭蹭的瀏覽數據歡喜得不得了，還要給我增派類似選題。
這不叫新聞，這是按照預設進行片面操縱了，這違背了我在美國的新聞學院所學原則。後來編輯再找我寫類似的文章，我都搪塞過去，心想下次再這樣改我文章，請不要署我的名。
（3）報憂不報喜
按照新聞的專業原則，新聞除了有發現社會的問題的作用，任何符合公眾利益的事情，無論喜和憂，都可以成為新聞。然而，有一些經驗豐富的新聞工作者認為不夠負面就沒有新聞性。
五月份我採訪了國內在非洲有業務的民營太陽能光伏企業以及光伏協會，給編輯（香港中年人）提了一個選題：中國太陽能光伏產業在非洲的發展沒有受到疫情太多的影響。
編輯問：“全球經濟都受到疫情負面影響，誰要看沒影響的新聞呢？”我說：“您換個角度想想，正是因為全世界的媒體都在鋪天蓋地地報導疫情的負面影響，如果我們出一期關於在疫情當中依然堅韌的行業，這豈不是更吸引讀者嗎？大眾讀者也希望看到不一樣的新聞，相信投資者也想看到強勁的行業。”
我還跟編輯說：“海外不少財經媒體一直有新能源領域的專題報導，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同一時期，彭博社和Quartz等著名財經與科技英文媒體做了多篇關於光伏產業在亞非拉地區的發展前景的粗略報導，但是沒有任何一家外媒採訪過中國的企業，海外新能源公司和環保人士是非常關心非洲這片太陽能資源最豐富的土地的，如果我們能深挖出與外媒不同的角度，會有不錯的瀏覽量。”最後，這篇文章還是因為不夠負面、不夠有戲劇性而不了了之。
2.《南華早報》營收受挫，所有員工凍薪放無薪假
2020年4月《南華早報》宣布，雖然瀏覽量較前一年翻了番，但因香港社會不穩定和疫情，廣告收入一路下滑，導致本財年嚴重虧損，所有月資超過2萬港幣的員工面臨凍薪，所有員工一年至少放21天無薪假，從而削減開支。公司宣布，如果員工不主動放無薪假，下半年可能要裁員了，而且阿里巴巴不會無條件地拯救報社，這意味著企業面臨自生自滅。然而員工們私下轉述，在疫情發生之前，這個空降的美國華裔CEO花了4億港幣重建原本就全新的樓梯。
消息一出，比我年長的員工，尤其是本地的青年記者，坐立不安，這些員工中許多有孩子要養、高額的房貸要供，在香港這樣高消費的城市裡，一旦失去工作，生活不堪設想。
一些員工開始私下討論，計劃請願要求管理層公開減薪所佔薪資比例，管理層拒絕回答。有中層管理編輯透露，高層在與其談話時說要反思投資失誤導致的虧損，於是員工們追問管理層到底是什麼投資，管理層沒有回應。員工尋思著與企業談判，但最終討論來討論去，也沒有強有力的籌碼可以談判。從4月到6月，《南華早報》許多員工紛紛離職。
全球新聞媒體都受到疫情的衝擊。《紐約時報》4月的報導顯示，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美國新聞媒體公司大約共有3.6萬名員工被解僱、暫時休假或減薪。
五月中旬，在路透社工作20多年的英國老記者、主管新人培訓的編輯，相當於我們的導師編輯與直屬上司，語重心長地與我們五位2019年招進來的新人說，“按照往常，新人第二年的薪資上漲很多，但現在企業困難時期，你們接下來至少一兩年不太可能漲薪了。全球的媒體都受到衝擊，彭博社甚至把電視演播廳都給關掉了。我當年也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但只要度過危機，你們就會迎來強勁的複蘇，那時候就有機會了。”
萬萬沒想到，剛通完話沒幾天，也就是5月底，我們的導師編輯突然宣布，公司首先把高薪聘請來的他給裁了，他離開了香港，開啟了退休生活。
 圖｜路透社老記者給新人做培訓
6月初，和我同一批進公司的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的美國男生突然辭職了，他說因個人原因要回紐約；同個財經組的來自英國的年輕記者也突然辭職；香港本地組的一位年輕記者轉去大學教書了；隨後還陸陸續續收到十幾封離職郵件。
六月初我和剩餘三位新人商量，和管理層探討一下薪資，但三位本地香港年輕人沒有勇氣去冒這個風險，香港是他們土生土長的地方，當下的經濟形勢他們也沒有其他地方可去。一旁英國和愛爾蘭前輩記者聽到我們商討，也加入我們，英國人說：“公司已經很仁慈了，好多公司已經開始大面積裁員了，我們只是放無薪假。要是我，我不會跟公司提任何建議，要知道英國現在疫情太嚴重了，一旦失去在香港的居留權，回到英國不堪設想。”愛爾蘭前輩說：“你們還年輕，忍一忍。”
但是，我還是以個人的名義向高層發郵件。公文有明確寫著除了升職的少數員工，其他員工都凍薪，我們從一年合同的管培生崗位到全職長期合同員工崗位應該屬於升職；此外，公司要從區域性向全球知名媒體發展，新招年輕人的學歷和能力普遍比老一輩的高，對青年人才的投資是合理的。我計劃著如果談得成就留下，談不妥就走，反正合同六月到期。
正如我所料，沒有談的餘地，我選擇不續簽合同。和一年前計劃的差不多，我原本就打算先在香港待一年，合適的話繼續待，不合適就換個地方。人生本身就是一場旅行，是時候踏上新的旅程了。
3.真正深入的記錄，應當紮根土地，不受制於任何機構
和全球其他新聞機構一樣，《南華早報》過去做過不少長篇深度調查，投入時間長、記者跑的地方多、話題產出的不確定性因素多、費用較高，但是這幾年，隨著觀眾的注意力越來越稀缺、媒體面臨瀏覽量與廣告收入的壓力，和大多數轉型的傳統媒體一樣，現在的記者主要寫短篇的快訊，除了個別選題能夠被允許長時間的調查，基本很少有長篇調查了。為了趕上發文的速度，很多短篇報導根本來不及做第一手採訪，直接基於通訊社訊息、企業公關資料和第二手資料整理一下，比起長篇報導，短訊反而獲得大量瀏覽。而我在新聞學院所學的更側重於深度調查。
同時，在境外待了這麼些年，愈發強烈地感受到，要真正地了解中國、紀錄關於中國的故事，離開這片土地就像魚離開了水，奄奄一息，寫出來的東西很容易離地。
更重要的是，新聞呈現出來的世界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層次的東西是不能隔空報導的，要真正地在這片土地上去生活、去感受、去建立信任、去走訪才能知道的。這片土地上有14億人口，每天有那麼多的事情在發生，卻無法被盡可能地記錄、知曉和理解。
 圖｜2019年參加澳門時裝週
在美國和香港的媒體工作過之後，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獨立記錄的可貴，因為無論是境內的還是境外的新聞機構，只要是機構，都離不開一定程度的立場與思想束縛。大時代中很多深入的、微觀的故事是大型新聞機構無法關注也不願意去報導的，因為新聞機構要考慮經濟成本、讀者偏好、回報週期、事件的新聞性與爭議性，深層次的東西呈現出來可能可讀性不強，難以被大眾吸收。
其實，世界上很多事兒並不一定符合新聞性的標準、也不一定符合大眾讀者期待的模式，但是卻時時刻刻改變著我們時代的脈搏。很多話題，只有當你作為獨立的記錄者，才能更自由地觸及到。這也是為什麼我開始嘗試拍攝一些被主流忽視的小人物的故事，放在自己的自媒體頻道上播放。
我一直堅信，記者兩個詞是超越職業的，它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同時更是整個人生的事業。無論在哪個行業，你我都可以通過新聞的採集和撰寫原則來記錄發生的事兒，找到更深層次、別樣的選題。
4.《南華早報》給我提供了廣闊的平台，可嘗試更多機會
對於剛畢業的碩士生來說，第一份工作就能進入《南華早報》已經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一整年的輪崗，報導了亞太地區各個領域的話題，包括財經、文化、健康、社會、國際關係等議題，大到國家之間的衝突，小到香港本地的社區事物。
來自20多個國家的編輯和記者協同工作，其中不乏來自路透社、彭博社、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老牌媒體的記者與編輯，放手讓我報導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指導我怎樣準確地敘述每一個細節、怎樣核實每一條企業數據、怎樣做好上鏡播報、怎樣剪好每一幀視頻……
 圖｜2019年6月南華早報入職員工合照
 圖｜2019年我寫的關於敦煌女兒樊錦詩的英文報導
震蕩的一年，也是我成長最迅速的一年。這一年，我幾乎跑遍了當地的各個社區，結識了數百名來自不同國家、地區和行業的人，收穫了無數意想不到的他人經驗與故事，更加發現人類社會各種酸甜苦辣有著共通之處，更加與不同境遇下成長起來的人的選擇感同身受。
  圖｜合作過的前輩同事
在《南華早報》期間和離開後，有一些獵頭和雇主找到我，在面試的過程中，讓我驚訝的是，無論是大陸、東南亞還是北美的機構，無論是新聞、公關、互聯網公司和高校，哪怕是大陸無法爬到外網去閱讀的人，也基本都聽聞和了解過這家報社在業界的口碑，也知道有很多記者轉行到他們所在的領域。這一年，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向我打開。
而且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未來最有發展潛力、機會最多的地區還是在內地，趁著這個時候離開香港也正是時候。
5.“記者總是找問題，卻從來不自己親自去解決問題”
一次有讀者跟我吐槽：“你們這些記者總是找問題，卻從來不親自去解決問題。” 我當時告訴他，社會是有分工的，新聞記者更像是一艘船上拿著望遠鏡監測和預警風暴的，發現問題，告知公眾，而真正解決社會問題需要動員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
但時隔一年，我覺得他說得也很有道理。寫報導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給社會帶來積極的改變，讓更多的人參與公共討論，一起解決問題。但有時候光寫報導，還是讓人感到無力，等著別人去採取實際行動去解決問題，太漫長了，還不如我親自加入一個領域去解決。
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加入教育行業，我不做教書方面的工作，而是做國際教育方面的市場落地。教育是未來幾十年中國和全球迫切需要升級的領域，隨著中產階級的崛起、科技的進步，高質量的教育是未來人才的基礎。我本人就是國際教育的受益者，乘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東風能夠在境內和境外學習。然而在精英教育盛行的今天，我們國家還有很多擁有天賦、卻在現有的教育體系中無法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的孩子們，還有很多不富裕地區的孩子無法享受到多元公平的教育資源。
那位讀者說對了，是時候去親自解決實際問題了。
也許你會問，難道你放棄記錄時代的夢想了嗎？並沒有放棄。我依然會保持記錄的習慣，因為無論我在哪裡、做什麼，我都與這個時代同呼吸共命運。
對於我來說，難得在這個世上走一遭。無論這些記錄能夠在地球上留存多久、是否會被未來的人類或其他智慧生物看到，記錄，是生而為人的原始慾望表達；通過記錄，我可以證明給自己看，我在這個地球上存在過。
(本文原載於信公眾號 "羅紅黴素和夏冰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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