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5年12月31日)

那是个很炎热的夏天晚上，大雨过后的闷热更是让人觉得衣服都是潮湿的，黏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

根据上级通报的情报称：有偷渡人员半夜偷渡入境。我们在中越边境的河边蹲守了很久，快到凌晨时，终于看见一艘小船悄悄地向我们的边境线靠拢。

所长肖哥给了我们一个眼神，我们所有人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岸边。

“行动！”肖哥一声令下，我们从隐藏的地方一冲而出。“不许动！举起手来！”

刚从小船上岸的几个偷渡人员听见声音，吓得四处逃窜。我们分几路追过去，按住了偷渡人员。

我跟景哥沿着河边的芦苇丛搜查找到阮氏兰时，她正缩在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里，两只手紧紧抱着头，嘴里不停地说：“我投降，投降，投降。”

这是她第三次被我们查获。

第一次见她是在国门不远处的一条便道上，她跟着两个越南女人藏在货车车厢的蔬菜堆里，被查出来时，怀里揣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阮氏兰，找活干”，阮氏兰是她的名字。那时候她才二十岁，头发扎成马尾，眼神里满是怯意，也不太会说中国话，她结结巴巴地用简单的汉语和手势告诉我们说家里穷，弟弟要上学，听说中国能赚到钱，就跟着同村的人偷渡过来了。我们按规定遣返她时，她拉着我的衣角问：“长官，我好好干活，能来中国吗？”

再见到她，是在半个月后在抓获小谢的那次扫黄行动中。她在洗头房里被抓，妆容浓得盖过了原本的样子，说话也没了当初的怯意，只是被带上警车时，偷偷地攥紧了一条小红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常找她的中国男人送的，说“戴着吉利”。那次遣返，她没再问能不能来中国，只是上车前，看了一眼镇上热闹的街道，眼神复杂。

这次把她带回看守所，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帮她打了一碗我们所的宵夜——猪脚米线。她捧着米线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开口：“长官，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坏？”

我摇了摇头，问她：“明知偷渡会被遣返，为什么还要一次次过来？”

她咬了咬下嘴唇，声音低了下去：“在越南，我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干活，赚的钱不够弟弟交学费，我妈还常年吃药。过来这边，哪怕是在洗头房，一个月也能攒下比家里多十倍不止的钱。”她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笑得很开心，“这是我弟弟，上次我寄回去的钱，送他去上学了。”

说着，她又抬起头，眼神里多了些光亮：“而且，中国男人好。”

我愣了一下，她继续说：“我遇到过几个中国男人，他们不会像越南男人那样，觉得女人就该干活，就该听话。有个男人，知道我脖子有伤口不漂亮，给我买了丝巾；还有个，会给我带热饭，说‘别总吃剩饭’。他们舍得为女人花钱，还会心疼人——在我们那儿，男人只会让女人多做事，从来不会管你冷不冷、饿不饿。来了中国后，我第一次见到男人会给女人做饭，会给女人买卫生巾，还会接送女人去工作······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说男人赚的钱居然都要交给老婆！中国男人太好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是在说一个藏在心里很久的梦想：“我其实不想做现在的活。我想嫁个中国男人，不用多有钱，只要肯对我好，能让我把弟弟接过来上学，哪怕是一起种地、一起打工，我都愿意。”

“我知道偷渡不对，也知道现在做的事不光彩，可我没别的办法。”她低下头，手指绞着衣服的衣角，“每次被遣返，我都想着，下次一定要找个正经活，一定要嫁给中国男人，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可回到越南，一看到家里的样子，就又忍不住跟着别人过来了。”

那天聊到很晚，她跟我说了很多在越南的日子：田里的活有多累，妈妈的药有多贵，弟弟有多希望能去镇上的学校读书；也说了在中国遇到的温暖：有人给她指路，有人给她送过热水，还有人跟她说“要是遇到难处，就找警察”。

第二天遣返她时，天还没亮。她背着一个旧背包，上车前，她又问我：“长官，我要是好好嫁人，能合法来中国吗？”

我告诉她：“只要走正规程序，符合规定，就可以，那时候来派出所找我办证件。”

她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了浓妆的掩盖，也没有了之前的麻木，像极了第一次见到她时，那个眼里满是期待的女孩。

车子缓缓开动，她隔着车窗朝我挥手，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越南话，却能看出，她的眼神里，还藏着那个“嫁给中国男人、留在中国”的梦想。

我站在原地，看着车子消失在边境的小路尽头。2000年前后的边境线上，有个别像阮氏兰这样的人，她们带着对生活的无奈偷渡过来，又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一次次折返，而那个“嫁给中国男人”的梦想，或许是她们在艰难日子里，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