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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8月16日)
宋教仁（1882年至1913年，享年31歲）是中國近代著名的革命先驅和政治家，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稱為「中國憲政之父」。
宋教仁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人，1904年（22歲）參與創建華興會，任副會長。同年，領導長沙起義失敗，逃亡日本，進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西方憲法。宋教仁在日本期間結識孫中山，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於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司法部檢事長。
他對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約120年前，他已主張中國沿用中央集權，制定憲法以保障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他認為應通過全國選舉產生國會，由國會制定憲法，不受外國勢力干涉，實現獨立自主和民主共和。這一概念直至今日仍然適用。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他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參與制定了《臨時約法》。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於3月22日凌晨不治身亡。中國痛失英才，莫此為甚。112年過去，回望當年的刺殺事件，主謀應是袁世凱，他因宋教仁積極主張內閣制，威脅到其統治地位而策劃謀殺。
回顧北洋政府執政的16年間（1912年至1928年），一共組閣46屆，先後有30人擔任過內閣總理或代總理，內閣成員不斷更替，頻繁得像走馬燈，未能有效運作，中國實質上仍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當年的內閣總理（等同國務院總理）由總統提名，國會同意後任命。各部總長由總理提名，經國會同意後由大總統任命。內閣不對總統負責、只對國會負責。由於軍閥混戰和山頭鬥爭，內閣制度始終未能有效運作。
1927年，蔣介石清共，殺人如麻，手段殘忍。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本質是反動（逆潮流而動）政權，是專政獨裁統治。在經濟方面，蔣介石採取有利於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政策，維護封建土地佔有，通過壟斷金融機構來控制全國經濟命脈，形成官僚資本。政治方面，國民黨堅持其專政政策、堅持要消滅共產黨，通過《訓政綱領》和《訓政時期約法》確立獨裁統治地位。外交方面，實行親美反蘇政策，對帝國主義妥協退讓，對社會主義趕盡殺絕（反對農民分田分地，反對工人爭取權益）。蔣介石政權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代表的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1928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並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大權獨攬成為最高領導人，擁有絕對決策權力，更兼掌握了全國的軍事權力。
16年間，中華民國的民主共和體制，倒退到專政獨裁體制。宋教仁如果沒有早早被袁世凱刺殺，後來也會被蔣介石所殺。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揭竿而起，遂有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從1927年至1949年，國共兩黨激烈競爭，最終結果，清清楚楚。代表工農群眾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若宋教仁在天有靈，得以俯察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發展軌跡，相信他會對今日之中國給予充分肯定。當代中國堅持人民當家作主、追求民族共同繁榮，持續深化改革、銳意創新，致力於實現良政善治。回望宋教仁為國奮鬥的一生，更能理解今日中國制度所展現的道路自信——這條道路的選擇與成就，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
宋教仁先生的生命雖短暫（1904年至1913年，22歲至31歲），僅為中國奮鬥9年，卻已足以奠定其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傑出人物的歷史地位。其貢獻集中體現於以下5個方面：
首先，是其政黨整合的貢獻。他協助籌建國民黨。宋教仁在國民黨成立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他不僅推動了同盟會改組，還促成了同盟會與其他小黨派，包括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以及共和實進會的合併，成功組建國民黨。這一功績，對於統一中國革命力量、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不可低估。
其次，他在我國推廣了憲政理念。宋教仁是這方面的早期倡導者之一，把康梁「君主立憲」的概念重新整理構建，倡導民族共和。他認為國家的治理應當基於民主憲法，強調法治、權力分立、照顧民生及保障民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思想，其形成並非憑空而生，而是汲取了前人智慧，特別是梁啟超與宋教仁的政制思想。其中，宋教仁的核心主張在於：確立憲法的至高權威，構建一個以憲法為基礎的民主法治國家，切實保障人民的權利與自由，並有效制約政府權力以防止其濫用。這些具有前瞻性的理念，對於推動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憲政的根本性轉變，發揮了劃時代的關鍵作用，其核心精神正是「以民為本」。
第三，宋教仁推動了議會政治的發展，認為議會是實現民主政治的重要平台。他希望通過建立一個有效的議會制度，實現政黨之間的合作，通過議會來監督政府，確保政府的政策和行為符合國家及人民的利益。他的這些努力為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奠定了不可磨滅的初始基礎。
第四，他致力於政治實踐，不尚空談，勇於嘗試。國民黨成立後，宋教仁在制度建設方面已總攬一切，孫中山忙於和各地軍閥割據勢力縱橫捭闔、與各國帝國主義勢力奮力周旋。宋教仁則將現代的組織形式和議事程序引入中國，篤行實踐，大大推動了國家憲政體制的進步。
然而，他的努力被反動派袁世凱剁斷，壯志未酬而身先死，令人扼腕長嘆。若其活到1927年，目睹俄國大革命成功（1917年）、五四運動風起雲湧（191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後的迅猛發展，肯定會和孫中山一同推動「聯俄、聯共、扶助工農」3大政策（1924年），定會反對蔣介石專政獨裁的清共動作（1927年）。宋教仁在民國初始時期的嘗試，雖未能實現，但為後來的中國政治實踐提供了寶貴經驗。
最後，在宋教仁的領導下，國民黨取得選舉勝利。1913年，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中，宋教仁憑藉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組織能力，領導國民黨取得了重大勝利。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贏得392席（45%），雖未過半，但其他3個主要政黨（共和、民主、統一）加起來僅有223席，其餘255席盡皆零星落索，不成氣候。國民黨依然能憑其絕對優勢影響參眾兩院。當年全國的政黨和政團多達300多個，黨派林立。政黨的形成與當時社會政治格局的變動密切相關，從原有的革命派、立憲派、舊官僚三派勢力分合而成，紛亂至極。民主選舉之路，不可單靠投票、不可拔苗助長；估計宋教仁當年已有反思，可惜今天已無從向他請教。筆者估計宋教仁的想法是大黨領導小黨、協商謀求共識。
宋教仁在國民黨取得國會選舉勝利後，在準備以國民黨黨魁的身份赴北京組閣之際，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年僅31歲。痛失英才，痛心疾首，十分可惜。孫中山（當年47歲）在宋教仁遇刺後撰寫的輓聯中，以深沉筆觸緬懷其革命功績，筆者現仍記得。
「三尺劍，萬言書，美雨歐風志不磨，天地有正氣，豪傑自牢籠，數十年季子舌鋒，效莊生索筆；五丈原，一抔土，臥龍躍馬今何在？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灑幾點萇弘血淚，向屈子招魂。」
當年宋教仁推廣民主憲政的努力是否過於超前？這個問題值得研究，可從多個維度進行分析。他的憲政理念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背景下極具前瞻性，但同時面臨現實條件的制約。他提出「依法治國、民主憲政」的口號，積極倡導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度；這些理念在當時的中國無疑是先進的。但封建專制思想根深蒂固，當年中國民眾普遍還缺乏現代政治意識。宋教仁通過《民立報》等媒介傳播憲政思想，推動了人民對民主政治的初步認知；但社會基礎薄弱，憲政理念極難推廣。當年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仍然以農業為主，教育水平低下，大多農民群眾對政治參與缺乏認知、沒有興趣和能力。國會選舉產生的議員與工農基層民眾脫節，憲政實踐缺乏廣泛的群眾支持，是半生不熟的一鍋粥，不成氣候。
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錯綜複雜。北洋軍閥勢力龐大，派系林立，擁兵自重；為維護個人權力與地盤，各派系不惜依附外國勢力，自然不可能將實權拱手讓予民主議會。與此同時，國民黨內部對於實施憲政的具體路徑亦存分歧：孫中山主張總統制，強調權力集中；宋教仁則堅持責任內閣制，強調政府應對國會負責。孫、宋二人的理念衝突，加之黨內其他意見分歧，使得本應凝聚的憲政力量難以形成合力，嚴重削弱了推動民主轉型的整體凝聚力。
從歷史背景的角度看，宋教仁的憲政嘗試確實顯得超前。中國當年已長期處於半殖民半封建的環境下，引入民主制度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期以培養民眾的公民意識和社會適應能力。關鍵在教育，極不容易。但這方面的困難，不能否定宋教仁在推動中國近代民主進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他為民主共和捐軀，舉國慟悼。他亦是為憲法流血的第一人。
新中國成立後，人大和政協制度在民主憲政方面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廣泛的代表性，權力集中統一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能高效地制定和執行政策，保障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中國踐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民主基礎上集中，在集中指導下民主，互相結合，既發揚民主，又保證國家權力集中統一、高效運行。
人民政協制度是協商民主協商的重要形式，全國政協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通過協商民主，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能夠進行廣泛協商，提出意見和建議。
政協委員人才薈萃，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來自不同黨派、團體、界別和民族。這種多樣性使得政協能匯聚各方智慧，為國家的發展提供全面建議。人大和政協制度有協同優勢和互補功能。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和監督權；政協是協商民主機構，行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職能。兩者相互補充，構成中國特色的民主憲政體系。關鍵是有共同目標，都致力於捍衛人民利益，推動國家進步，而不是局限於黨派利益之爭。人大通過選舉民主，體現人民的意志，政協通過協商民主、匯聚人民的智慧，兩者互相結合，體現民主與集中的統一，實現國家治理的目標。
中國現時的民主憲政制度植根於中國的國情和文化，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權利和利益，推動國家的發展和進步。筆者堅信，當前的制度應是宋教仁所樂見的，如宋教仁所願。當然，制度的完善永無止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持續的改革與優化永遠在路上。令人遺憾的是，今日之國民黨，似乎對宋教仁這位重要歷史人物及其憲政思想缺乏應有的理解與尊重，這無疑是需要補上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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