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三個選舉臨近，近期香港政治形勢迫人，境內外反對勢力虎視耽耽，港人大都認為現在是適當時候從速完成23條本地立法，應該在本屆立法會會期於10月中旬結束前完成。新任政務司司長如果能夠從速全力推動，時間上完全來得及。事實上草案已經於2003年基本完成，被擱置在那裏已18年。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如此拖拖拉拉，全世界可說是獨一無二，絕無僅有。按照基本法，中央授權香港特區自行立法。這是憲政責任，不可拖延，更不可推卸。24年無寸進，辜負中央的期望，直接間接造成多年來社會躁動，直至引起黑暴動亂，局面不可收拾，特區政府應感到汗顏。50年不變轉眼已過去接近一半，23條一直未立法，無論如何說不過去。

下届特首上任時，施政要能夠雷厲風行，視乎23條本地立法是否已經完成並實施執行。現任特首及本屆立法會如能夠大刀闊斧，乾淨俐落，迅速完成23條本地立法，將會是極大的政績，對港人有所交代。港人眼睛雪亮，自然能夠辨別功罪，因為這是真正愛國護港還是虛應故事的分水嶺。什麼態度立場？是否努力促進？在政場上各人的表現，明確無誤擺在那裏，進入歷史。建議有關领導好自為之，認真考慮如何取態，怎樣推動。

澳門是如何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的？值得參考借鏡。全國人大去年5月28日通過授權人大常委直接在香港頒布實施「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外部勢力干預四大範疇，堵截因特區政府遲遲未能完成23條立法工作而導致的國安漏洞。香港黑暴動亂導致特區危在旦夕，中央不得已而為之。

反觀珠江對岸，澳門早於2009年已落實《基本法》23條立法，過去12年來從沒有人觸犯該法。同屬「一國兩制」，澳門為何能夠順利立法？當地的執法經驗，有哪些方面值得香港參考借鏡？港人希望有圓滿答案。

2003年港府推動23條立法時引起軒然大波，不但觸發所謂「50萬人上街」，更因有立法會議員倒戈相向，導致胎死腹中。澳門立法會則在回歸10年後即完成國安立法，條文列明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取國家機密、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違者最高監禁25年，若多罪併罰則為30年。這亦是澳門最高刑罰，起着有效的阻嚇作用。

澳門政府原打算亦在2003年立法，但香港民意反彈引起警惕，有意見認為澳門民生及行政相關法律滯後，應該先行處理法律改革，23條立法遂暫且擱置，到2006年重新提出，3年後大功告成，何厚鏵作為首任特首（兩屆共10年），完成憲制責任並兌現競選承諾。

香港的反對派現時聚焦在以言入罪的憂慮。港府宜明確指出，這方面23條是填補回歸多年來的法律漏洞和真空。條文只會規管嚴重犯罪行為，除非是蓄意煽動他人違反國安法，不會削弱言論、思想及批評權利。港人大都認同特區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但社會在推廣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仍存在很大改進空間。23條立法，現在已不是「要不要」或何時立法才是適當時機的問題，而是要從速完成。港人现時擔心的，主要圍繞「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兩方面。反對派正是在這兩方面不斷試探底線。「如何界定言論自由？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說了些什麼會變成煽動叛亂？什麼是國家機密？報道些什麼會涉及國家機密問題？」這些問題，政務司司長聯同保安司司長一起推動23條立法時，非但不應迴避，更應藉機澄清。

港人參考澳門如何釐清這些疑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門的做法是寫清楚便可解決，畢竟有一條清晰界線，毫不含糊。23條應為煽動叛亂的言論設立兩個條件，一是「公開」，二是「直接」。公開地宣揚，清楚而毫不含糊地以言論影響他人觸犯國安法，會對社會造成危害；而「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屬於違反國安法。法律既立，自覺守法的人自會懂得守法。故意違法的人就會鑽營觸法。這里面如果心無詭惑，何必故弄玄虛？關鍵是國安執法，在這方面正是因為已有了港版國安法，執行起來反而一清二楚，事半功倍。

澳門過去11年來無人觸犯國安法律，無人被起訴，反映特區政府一旦通過法例，法例自能起鎮攝和防範的作用。

澳門特區國安法以下條款可供港人參考對照：公然和直接煽動他人觸犯國家安全法，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危及或損害國家的獨立、統一、完整，或內部或對外的安全利益，接受特區以外的政府、組織、團體或其人員的指示、指令、金錢或有價物進行竊取、刺探或收買國家機密的間諜活動，或明知該等實體或其人員從事上述活動但仍為其招募人員、提供協助或任何方式的便利。明文規定，清楚明瞭。

此外，澳門國安法針對「預備行為」條文，曾引發灰色地帶的爭議，因此明確界定何謂「預備行為」。關鍵問題是：儘管需要有主觀條件及客觀條件才能構成預備犯罪行為，但叛國、恐怖主義活動、無差別恐怖襲擊、分裂國家等，均屬嚴重犯罪行為，不能等到它發生時或發生後才亡羊補牢式地採取行勤，因此「預備行為」須在條文裡明確列出，以收警戒及鎮攝之效。

港人現時比較關注的涉及有關言論自由、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預備犯罪行為、恐怖分子破壞、裏通外國勢力收受資金、鼓吹外國勢力制裁等叛國條文上，港府應可澄清如何仿效澳門，參照《刑法典》的有關規定，務求達到合理的阻嚇和震懾的目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過程中遇到新情況，出現新風險、新挑戰，如今國家安全風險日益突出。法治原則的第一步是立法，設立標準便需要執法，繼而就是審判程序，執法時需要有執法隊伍及相關機構。香港當前形勢迫切需要完成23條立法的工作，畢竟國家層面的立法是原則性的立法，本地是追求細節，應更為具體。港版国安法和本地23條立法，這兩個法律是一個整體，國家層面及本地層面，互為補足。奉勸港人不要為反對而反對，要嘗試把問題弄清楚，更科學、更合理，沒有什麼問題是不可以解釋清楚的。

什麼是煽惑暴動的言論罪，可被界定為預備犯罪行動？近期港大学生會評議會的決議，就是典型的例子。發表爆炸性言論，然後道歉或者收回，最後請辭。類似的劇情，其實是顏色革命的慣常手法，是特朗普極限施壓手法的變種。過去一年在香港學界循環上映，先有嶺南大學學生爆粗駡警，後有浸會大學學生禁錮老師威嚇，再有中文大學學生衝擊校長得逞，又有學生會上任首日全體辭職，近日再有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總辭，自認是受到所謂極權打壓，慌忙跪低，博取公眾同情，是故意的造作，早有預謀。

據說有語言學家在《恐懼的政治》一書，對右翼民粹政客的道歉戲碼深入研究。西方右翼民粹政客喜歡在言論自由或學術自由的包裝下，在大眾媒體平台上說一些極端民族主義、仇外、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言論。隨後，理所當然地，這些言論會遭到其他媒體或團體乃至政府的大力抨擊。然而，右翼民粹政客一般不會反駁或與之爭辯，通常乾脆道歉了事。因為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一是禁忌的論述已因事件廣泛流傳，激發了公民社會的熱烈討論；二是在公共討論中，過往的紅線定必受到質疑及攻擊，鬆動了整個社會既定的道德框架，為日後更多的禁忌言論提供了空間；三是透過道歉，把己方打造成受對方打壓的被害者角色，博取公眾同情。

這些準道歉或虛假道歉的政治操演，追求的是事情的客觀社會效果，而不是建基於自我的悔改，實際上跟沒有道歉並無二致。當我們明白道歉本身也屬政治秀的劇本，就能夠理解香港的大學學生怎樣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鬧劇。

那些多年來在旁鼓吹違法達義，煽動這些激進學生從事違法活動的專業人士，包括立法會議員、律師和教授等，在23條本地立法後，估計將可以根據觸犯預備犯罪行為的條例，予以拘控。如此一來，藉口言論自由妖言惑眾的違法行為，肯定會馬上收歛。港人寄希望於政務司司長從速推動23條本地立法。

文章來源: 點新聞202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