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6年2月21日)

 上一篇我们已经结束了关于《史记》的探讨，从这一篇开始，我们来聊聊《汉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接续了《史记》后半部讲西汉前期的历史，从汉武帝开始，直到王莽篡汉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此后的历史记载，都确立了“断代为史”的原则，有下一个王朝的史官们记载前一个朝代所发生的事情，由此构成了二十四史。

   作为断代史范本的《汉书》是如何诞生的？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谈到《汉书》，就不得不提到班固的父亲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我们先来聊聊这本书的由来。

   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被他的外孙杨恽公开于世，当时的学界为这部巨著感到震撼。但是《史记》的记载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

                   （图为汉宣帝）

 此后一百多年的西汉历史出现了空白。

为了让这部巨著变得完整，学界兴起了一股续写《史记》的风气。

  有许多一流学者参与到了《史记》的续写中。其中较为出名的有褚少孙。他是元帝、成帝间的博士，他是最早且最著名的补作者。

   他自称“幸得识废置，经传文，不能说”，其补作多附于《史记》原篇之后，我们今天读《史记》时看到的“褚先生曰”，就是他的手笔。

         （笔者未找到褚少孙的图像传世）

   刘向、刘歆父子作为皇家图书馆的校书者，他们掌握着最丰富的史料，也曾参与续补《史记》。

   这种风气延续到东汉时期。东汉学者班彪，是东汉初期的儒学大师。他对于当时的续写都很不满。

   《后汉书 班彪传》写道：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承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

                         （图为班彪）

   这一段是班彪对于当时各类续写《史记》的态度。其中提到“鄙俗”二字，可以理解为粗鄙庸俗。

   在笔者看来，班彪所说的鄙俗，不仅是说这些史书的文笔粗俗，更是意指史学观念的粗俗。

   他认为这些续作只是在形式上延续了《史记》的时间，但在精神上，远未能达到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境界。

   他特别提到，像刘歆、扬雄这样的大儒，其续作中存在“伪褒新莽，误后惑众”的问题。

   在班彪眼中，王莽是“篡汉”的乱臣贼子，任何赞美都是不能容忍的。这成为班彪撰写《史记后传》的第一动力。

                          （图为王莽）

   于是，他亲自采集前朝遗事轶闻，为《史记》补写续篇，共作《后传》六十余篇（一说百篇以上）。

   这部《后传》，便是后来《汉书》最核心的基石和底本。今天我们在《汉书》的《元帝纪》《韦贤传》等篇末的“赞”语中，还能辨认出班彪的手笔。

   《史记后传》所作出的许多变动，在《汉书》中都能够找出依据。

   体例上，班彪在《后传》中“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他认为，汉代早已是郡县制社会，诸侯王“世家”的体例已无必要。这一改动，直接为《汉书》最终取消“世家”一体、将其内容并入列传铺平了道路。

   思想上确立了儒学正统：班彪在《前史略论》中，一方面肯定司马迁的史才，另一方面却严厉批评他“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

   他认为这是司马迁遭受腐刑的根源。这种以儒家五经为准绳的正统史观，正是他批判刘歆、扬雄“褒美伪新”的出发点，也完全被班固继承，成为《汉书》的思想底色。

                       （图为班固）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将未竟的事业留给了年仅23岁的儿子班固（公元32年—92年）。

    班固自幼聪慧，9岁便能“属文诵诗赋”，后在太学博览百家之言。他深感父亲所作“所续前史未详”，决心继承父志，于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在家私撰《汉书》。

    而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