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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6年6月29日)

和鸣容易，同调很难

“和鸣”的确是一种美好的友情体验。和鸣是心与心的共鸣，能超越现实利益和身份区隔，同时，和鸣往往需要一起做具体的事业。

我们需要承认的事实是：中国人是在关系中行动的，整个社会也是按关系格局组织的。在明面上要公私分开的东西，事实上也分不开。这就好比：不要在微信上问别人“在吗”，人家在吗，得看你是什么事儿；而那事行不行的标准，在于关系怎么样。

这其实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中国价值观最追求的——“共享同当”场景的表现，越向上、越靠近私人情感的场景，能成的事越多。中国的现实是一个连续的灰度世界，情感和资源彼此缠绕，一个表现就是：越重大的事，往往越是在非正式场合里决定。

另一面是，面对未知的事业，只有相互信任的朋友，才能提供那种托底、支持和价值观上的一致，甚至会有伙伴提前准备好替大家牺牲。

对做事的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依靠。所以在事业里形成的共鸣，和只在假期聚会、一起从事爱好的关系，确实不一样。所以会有这样好似悖论的现象：在一个以世俗为根本面貌的社会，完全没有利益和现实成分的情感交往，就不会是最深层次的交往。

大概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人文学者（如杨美慧、Thomas Gold、Yanjie Bian）开始关注中国人在商业伦理中的不同表现，把中国文化中的“关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从命名上就看得出：从前是直接用英文relationship和friendship翻译，现在倾向于用音译名词Chinese Guanxi，哪怕不能让英文读者理解，也起码先区分出它是一种不同的机制。

西方研究者还把Guanxi拆分成一组连续的拼音概念：Gongjing、Renqing、Xinren还有Jiangyiqi。他们的研究对我们也有启发：比如用“关”这个音是指两个人的纽带，而“系”是指人际网络。这就建立了对比视角，相对西方语境常把“真正的友谊”与“利益关联”对立起来的表述，中国的关系现实里，情感联结和资源流动往往是缠绕的。

关于“和鸣的朋友该一起做事”，还有个矛盾，是常见的说法“好朋友可以一起玩儿，但不要合伙做生意”，一沾钱就不纯粹了，两样都没了。这值得具体分析。

比如，可能做的那件事本身就不对头，大家也不擅长。又或者，朋友关系来自早年经历，由记忆维系，它很珍贵，可是如今彼此的心，或者说价值观和认知，已经不同步了，用“和鸣”的意象说，不是谁对谁错，是不在一个调上，属于不和谐的音程关系。

所以，这种友情可以在危难中相互扶助，却不能推进正常事务。这其实说的是情感和行为的边界。可以作类比的是：如今有好多年轻人烦恼，自己和家人在感情上很亲近，没想“断亲”，可过年回家几天就互相厌烦，不知如何相处。

因为“爱”和“喜欢”是两回事儿。建立一个具体的相处界限，反倒能延续双方都珍惜的关系。

向从前的人学习，向女性学习

下面来看一些友情的样本，这些样本的大体方向是：向从前的人学习，向女性学习。

第一个触动，是听古典文学学者、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晓丹老师讲古人和现代人的情感模式对比。她说，欧阳修写信，安慰丧子的朋友，会坦诚地分享自己丧子的悲痛。这也是一个友情的要素，要先自我表露，才能建立连接。

欧阳修写信给梅尧臣，会不停探问最近写了什么诗文，热烈而直接地表达思念之情。还有，苏武和李陵在分别时，“那种黏黏糊糊的感情，抱怨、不舍、被抛弃感，却又愿意送对方上路。

这种复杂情感现在恐怕只有男女关系中才能看到。”我当时接话说，“现在连男女关系里也少见了。”

我们把这种真诚坦荡、深切绵密的情感表达称为“古风”。晓丹老师提到，在今天，哪怕古典文学学者，也往往只有在另一位朋友去世、要写悼念文章时，才能流露类似的深情。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上一代人彼此写信时还是可以抒情，这和感知力有关，和所谓文化水平关系不大。

我猜，这个变化与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联。信息越阻隔、见面越不容易，人就对相处越珍惜，越要把酝酿已久的东西郑重地、像是最后一次一样地，表达出来。

相反的悖论是，当见面越是容易，人越不见面，想着总有机会；通信越便利，越是没啥可说的，因为情感表达是一种需要训练的能力。我们的情感现在如同一个有缺口的袋子，随时泄露，难以积攒。

这是表达深度上的遗憾，再说细节和密度上的：现在，我和最好的朋友，平常也不大见面，我们只知道彼此有需要时对方一定会出现。很惭愧，见面谈的都是无聊话题，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什么的，因为都是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

一位女性朋友目睹到这种情景，大为惊讶：你们平常就这么相处啊？她告诉我，女性朋友间有大量共度的闲暇时光，她们分享彼此的生活细节，诉说在家庭、情感和事业上的烦恼，这被很多男性认为是隐私。

年轻时，她们有更多情绪化的应和；年长以后，也许只把自己的遭遇平静地说出来，就能起到彼此抚慰的作用。她问我：你们之间就不说说家里的事儿吗？我回忆，多数情况下，好朋友间也只羞涩地彼此问一句：“家里都挺好的吧？”可以共同面对风险，但是不大分享细节。

当代社会学家（Geoffrey L. Greif：《Buddy System》）观察，这种男性、女性交友行为的差异，可以形象地描述为：男性友谊模式是“肩并肩”，就是刚说的，可以一起做事业，或者一起看球、打牌、钓鱼，混在一起，都是用肩并肩的方式维系连接。彼此的交流大多是交换信息，属于任务式的，较少出现支持情绪的闲谈。

而女性友谊是“面对面”式的，她们会凝视对方，坦然地表达日常的脆弱、烦恼和痛苦，同时用自己的关注做出回应。女性朋友间可以相对轻松地谈论夫妻、亲子的情感问题。

所以，那位女性朋友目睹了我们男性好友的相处后，同情地说：“人可不是单纯地需要见某个人，还需要一种关系、一种氛围，就跟植物需要氮磷钾一样。”

我说个相关的观察：老年夫妻里，如果是妻子先走一步，剩下的丈夫往往很难从情感到生活上自理，有部瑞典电影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好莱坞的翻拍版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讲的就是这种情形。

而假如留下的是妻子，大概率会不同，她会在闺蜜和亲戚的陪伴和交流下，恢复正常生活。这不完全是生理差异，也有社会环境和自我认知的因素。

所以我只留结论：男性需要向女性学习朋友的相处之道。这是我读完一本叫《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的书的感受，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女性学者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m）和特雷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也是一对多年闺蜜。

她们的研究主视角是社会史和文学史，考察友情如何长期被男性的话语垄断，以及当代女性的友谊面貌。健康绵长的友情是什么样的？

观察相处场景里的具体权力状态

我捞干货，结合中国传统追求“和鸣”的友情观，和你设想一下健康绵长的友情是什么样的：

首先值得重新认识的，就是这种“闲聊”状态。

它长期被轻视，16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蒙田有一篇《论友谊》，在人文主义传统里影响巨大，它把友谊作为现代公民事业的联结，说白了就是“高尚的友谊得在一起商量大事”。

即便不久前的思想家，也认识不到女性友谊“面对面”的真实价值，说“没完没了的闲聊玷污了思想的优质交流” (C.S.刘易斯，1960)，这就是男性假说的常见表达。

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可以塑造伟大的友谊，是看日剧《重启人生》。几位女主终日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生活小事、吐槽日常，起初，我有点儿不以为然，按心理学说法，这叫“共同反刍”。

可后来的剧情是：女主会为了拯救两位死于空难的闺蜜，用连续几辈子的时间重生，去报考飞行学院，争取驾驶那架客机，要把朋友们救回来。成功之后呢？还是用余生继续叽叽喳喳地闲聊。

原来，生命中的大事是被小事积累推动起来的。与朋友相聚、彼此倾听，就是大事，浸泡在对方的细节里，就是完整、连续地走入她的人生。

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男女间可能有纯正友谊吗？话说至此，我们发现，真正的差异不在性别和性向，而在于相处习惯。

如果说民族认同来自于文化而不是种族，那么我们也可以指望：男女友情的纯正，在于理想的相处之道。

我多说一句：这是理想状态。谈友情当然应该谈理想，但也要观察相处场景里的具体权力状态，如果权力环境不正当，就要慎重。

最后的问题是我专门请教女性朋友：请教给我们一些你们与朋友彼此倾听、彼此照料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