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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6年8月16日)古人云“饱暖思淫欲”，听着粗鄙，实是道尽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理。淫欲者，非单指男女之事，更指一切超出基本生存之外的欲望躁动，系在婚姻这档子事上，便是越是太平盛世，婚变越是层出不穷。 盛世生婚变，并非是一种道德评判，而是一个冷冰冰的社会学事实。 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底层是吃喝拉撒睡，顶层是精神自我实现。情感需求，包括爱情、婚姻中的精神契合等属于高层次需求。现实中有一个吊诡的规律，那就需求层次与物质丰瘠度呈反比。就是说，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没有太多心思挑剔配偶是否灵魂共鸣、是否聊得来、是否“三观一致”，能活下去、有个伴儿，就谢天谢地了；而一旦物质丰盈了，人就开始讲究感觉、讲究情绪价值、讲究精神层面的共振，结果是讲究越多、失望越多，失望越多、婚变越多。——这不是人心不古，而是人性使然。 马克思主义则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放在婚姻里同样成立。婚姻属于上层建筑，不像房子、车子、票子等物质的“基础”，而是飘在半空中，靠经济基础托着的而上的东西，经济一波动，上层建筑就摇晃；经济越稳固，上层建筑反而越“自由”——自由到可以自我否定、自我重构。盛世之际，物质基础空前稳固，婚姻这座上层建筑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空间”，不再被生存压力绑架，可以纯粹地、任性地、甚至矫情地审视自身。于是，合则聚，不合则散，便成了一种“奢侈的理性”。 客观层面的物质丰瘠对婚姻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还不是全部和根本，真正决定婚姻存废的，是物质丰瘠时代人那颗“心”的指向不同，也就是主观上的关注重点与思维特点发生了位移。 贫困年代，人的注意力是极度向外的，脑子里成天盘旋的是粮票够不够？煤球贵不贵？孩子学费怎么凑？老人的药能不能续上？并在生存的高压下生成“问题解决型”的思维——哪里有坎，就盯着哪里搬石头，没空回眸内心，也没空审视配偶，婚姻只是一个“生存共同体”，丈夫是劳动力，妻子是后勤员，夫妻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吵架归吵架，但谁也不会轻易提“离”，因为离了，生存成本更高。于是，“过日子”的“过”字是核心，能熬过去就是胜利，至于感情好不好，那是奢侈品，排不到前排。 盛世之际，人的注意力则彻底内收，吃饱穿暖不再是问题，甚至买房买车也只是阶段性目标，目光开始投向我快不快乐？我压抑不压抑？我在这段关系里有没有被看见、被尊重、被滋养？并进而生成“体验优化型”的思维——不再满足于“活着”，而要追求“生活”，甚至“诗意地栖居”，婚姻的性质不再被定义为“日子合作社”，而成了“情感共同体”，甚至是“灵魂修炼场”，一旦情感浓度下降、沟通不畅、三观出现裂痕，第一反应便不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而是“我值得更好的”。于是，人们开始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婚姻中我付出了青春，得到了什么？我牺牲了自由，换来了什么？一旦觉得亏了，便动了散伙的念头。 更有意思的是“参照系”的错位。贫困时代，人的参照系是横向的，比邻居、比同事、比亲戚，比的是谁家日子更稳当；盛世之际，人的参照系则变成了纵向的自我对比，以及横向的虚拟对比——一方面拿现在的伴侣对比年轻时爱而不得的“白月光”，一方面拿社交媒体上别家“完美”先生和夫人对比自家的老公和老婆，结果比出一种“被放大的匮乏感”，让原本尚可的婚姻在主观感受中变得千疮百孔。 还有一个对“痛苦”耐受度的问题。贫困时代，人对痛苦是钝感的，苦惯了，婚姻里的委屈算什么？忍一忍，就过去了；盛世之际，人却成了“痛觉敏感型”的一代，从小没吃过物质的苦，心理上也极度不耐受委屈，一句重话、一次冷暴力、一个忽视的眼神，都可能被放大成“我不被爱”的铁证。于是，“情感洁癖”使得婚姻中的小裂痕不再被视作生活的褶皱，而被看成必须切除的病灶。 说到底，物质的丰瘠改变了人的“思维坐标系”。贫困时，坐标系是“生存—延续”，婚姻是手段，活着就是目的；盛世里，坐标系是“自我—实现”，婚姻是载体，幸福才是目标。当婚姻从“生存手段”变成“幸福载体”，其承载的期望就重了，而期望越重，失望越频；失望越频，婚变越盛。 回顾历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离婚在中国还是稀罕事，离婚的人要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到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了，物质渐丰了，离婚者开始增多；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盛世气象，离婚率更是一路走高，“七年之痒”缩短成了“三年之痛”，甚至“一年之殇”。——这不是道德滑坡的曲线，这是物质丰裕的曲线，也是人心主观位移的曲线。 婚变就一定是坏事吗？辩证地看，未必！ 于社会而言，高婚变率恰恰说明社会宽容度在提升、个体自由度在扩大，一个允许婚变的社会，比一个强制维系婚姻的社会，更接近文明。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的契约，契约既然可以签，自然可以解，强行维持一桩无爱的婚姻，对社会并无增益，反倒制造出大量精神痛苦的家庭，最终会外溢为社会问题——家暴、抑郁、青少年心理问题，哪一样不是“凑合婚姻”的副产品？ 于个体而言，婚变固然痛苦，但长痛不如短痛，一桩已经死亡的婚姻，与其两个人互相折磨到老，不如各自解脱、各自重生。从生命质量的角度讲，及时止损是一种高级的智慧，更何况，盛世中一个人离开婚姻后依然可以体面地生活。 不过，婚变不一定是坏事，也不肯定是好事。 按照中华传统文化，婚姻从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礼记》上有“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之说，说的是婚姻是家族的延续，是社会的细胞，是天地阴阳之和。古人讲“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讲“糟糠之妻不下堂”，讲“从一而终”，这些并不全是封建枷锁，而是对承诺的敬畏。 传统文化不否认婚姻中有矛盾、有痛苦，但认为正是这些矛盾和痛苦，构成了修行自身的道场；忍耐不是懦弱，包容不是委屈，而是在磨合中成就一个更完整的自己；婚姻之难，恰恰在于它逼迫你走出自我，学会爱一个不完美的人。——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之处。 传统文化的更高明之处，在于看透了人心的无常，知晓感觉本就是易变的，仅建立在“感觉”之上的婚姻注定风雨飘摇，唯有把婚姻建立在“义”——责任之义、承诺之义、家族之义之上，才能对抗人心的流动。贫困时代的人未必读过《礼记》，但他们骨子里传承了这种“义”的基因，懂得有些东西比“自我感受”更重要。 所以，盛世生婚变，是一个实证层面的事实，既源于物质丰裕的客观条件，也源于人心主观位移的思维变革；传统文化倡导不婚变，是一个价值层面的追求，用“义”来锚定那颗漂浮的“心”。——前者解释“是什么”，后者指引“应当是什么”。 饱暖之后思的，不应只是“淫欲”，更应是“德行”。物质越丰，心越贵；心越贵，越需要一根定海神针。这根针不在别处，就在那句老话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