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與教學
王耀宗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院
正教授
2013年9月26日
大學是發掘/發現及傳授(傳播)知識的中心地方，裏面的中心人物是學術工作者(學者)，理想地說，學者最好能兼顧研究及教學的工作，並在這兩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然而，在大學工作的學者出現愈來愈多的困惑。首先，現代的大學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科層治事的體系，涉及人數以千計，有時候以萬計，負有研究教學任務的學者固然是骨幹，而行政者(administrators)也是不可或缺的。
香港的大學理念是「教授治校」，其背後的假設是「內行管內行」，同時也體現大學的自主性。所以，學校的管理層大致上都是教授兼任；就算從外聘請的校長及副校長也都本身是學者。另外，在大學各層面中，如學院、學系以及課程等層次中，都是學者擔任行政工作，就是說學者往往亦兼任研究，教學及行政三種工作。
就我個人理想言，我認為最好有第四種角色：就是大學的學者應是一個坊間所稱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如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賓克魯明(Paul Robin Krugman)，國際著名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後殖民理論的創始人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aehe Said)，以及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的榮譽退休教授艾弗拉姆諾姆杭士基(Avram Noam Chomsky)等。
如果大學是社會的良心，那麼學者應是這種良心的載體，沒有學者從事監督政府的權力運用及提借個人權利的保護，所謂良心就無從談起。
但人非萬能，能力及時間俱有局限，能夠同時扮演這四種角色的學者實在罕見。撇開第四種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不談，因為這種角色純粹是理想性的，事議之處也多，在大學評估學者的機制裏，佔分也不多，可以不論。
事實上，要做好研究、教學及行政三種工作並不容易。以我的觀察，如果一個有多於二十位教員的學系，其系主任幾乎是全職的行政者了，除非另設副系主任：另外，一個擁有超過五個學系的院長(Faculty Dean)，要兼顧研究及教學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於協理副校長或者副校長的職銜，更是全職的行政者。
近年大學流行對學者的研究，「量化評估」，主要是對研究的成果，研究的成果之形式可以是多種的，如論文、書籍、小冊子、報告、章節及書評等，但是現行大學的評估機制偏重學術期刊的論文，似乎過於偏狹，尤其特別側重西方英語世界的學術標準，我個人認為這是利幣參半，有關這點有機會再詳談。
由於升職加薪都要經過評估，而評估以研究為最主要的標準，學者自然生出忽略教學的傾向，這種傾向也許不是故意的；在時間及精力之限制下，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在這種困局下，大學的行政回應卻是令人失望的。
現在大學流行的方法是對於研究突出的學者是升職加薪兼減少課時，對於教學突出的只是一些現金的獎勵或者贈送一座獎座而已，這明顯有對教學突出者的歧視，更甚者大學卻將學術職級分類，分為研究者「教授職級」(Professorial grade)及教學職級，教學職級的名義林林總總，如講師、導師、教學顧問及授課導師等。
在我而言，這種將研究與教學分成兩條途徑的行政措施，不過是將歧視教學的措施制度化了。以授課時間論，後者是前者的倍數計算；以薪水言，後者比前者少三分一至四分一；後者也極難升至大學的管理層。最為重要的是，這在學生心目中形成了兩個階層甚至階級，在每一方面前者都比後者優勝。
也許選擇教學途徑的學者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們不必經歷「量化評估」論文出版的進程，只要他們教學較為突出就可以過關了，但是他們在大學的體制內，只是次等學者而言。大學的兩大重要功能是研究與教學，如果將致力從事教學的學者降為次等學者，似乎並非大學發展之福，一個較為理想的做法，學者一個人需要兼顧研究與教學。
至於如何實現這個理想，就要看大學高層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