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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於2025年7月2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4周年。站在历史的坐标系上回望，从1921年红船启航，到1949年宣告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时间完成了从“瘦弱的小孩”到执政大党的蜕变。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中，有一个关键命题始终萦绕：为什么是毛泽东？为什么是他最终成为党和军队的核心？
一、早期探索的困局，照搬“本本”的代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军阀割据混战，列强环伺鲸吞，农民占人口90%以上，现代工业产值不足全国经济总量的10%。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马克思笔下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背景。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是从书本里认识革命的。
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先后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六任主要领导人。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以“俄国革命为蓝本”，试图通过城市中心论、工人暴动、武装起义等“标准路径”复制革命成功。 陈独秀曾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瞿秋白领导秋收起义时，坚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结果起义部队在平江、浏阳遭遇重创； 李立三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总暴动计划，导致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 王明、博古则照搬共产国际指示，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这些失败的根源何在？本质上是教条主义的陷阱——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教条化，将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忽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尖锐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二、历史的选择，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实践验证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选择毛泽东，绝非偶然的“山头妥协”或“利益平衡”，而是基于14年革命斗争实践得出的必然结论：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把握。1928年10月，他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首次系统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得“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缝隙；而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共产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和政策的正确，则是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一论断，彻底打破了对“城市中心论”的迷信，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 其次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创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南昌起义2.25万人的队伍，两个月后只剩七八百人；秋收起义5000余人的部队，20天后仅余不足千人；广州起义3万余人，3天后即告失败。面对血的教训，毛泽东没有机械执行“取长沙”的指令，而是带领秋收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他深知，中国广袤的农村是革命的“战略退却地”，更是“战略进攻地”——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不仅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更将亿万农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红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和物资支持。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构建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体系。从《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这套理论不仅回答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更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实现了独立自主：经济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通过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摆脱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政治上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武装改造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上创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形成了独特的运动战、游击战理论。 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当博古、李德等人用“洋教条”指挥红军遭受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时，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战术，已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得到充分验证；当党内有人质疑“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时，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政治上独立、军事上自主、经济上自立”的完整道路。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
三、历史自觉的淬炼，从被误解到被认可的坚韧 毛泽东成为党和军队核心的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艰辛与挑战。他曾在党内三次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受到八次严重警告，但仍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坚持探索。这种坚韧，源于他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更源于他“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自觉。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消息传到井冈山时，被误传为“开除党籍”，但毛泽东并未因此动摇。他一边带领红军开展土地革命，一边给中央写信：“我将继续干下去，直到胜利。”
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因与前委、军委的分歧，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但他仍以普通党员身份参与工作；1931年赣南会议后，他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1932年宁都会议后，又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改任后方军事参谋部工作。即便如此，他依然深入基层调研，撰写《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著作，为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依据。 这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品格，最终赢得了党和军队的信任。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的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军事将领也明确表态赞同。周恩来后来回忆：“遵义会议的主导意见是毛主席的思想，大家都拥护他。” 更重要的是，红军官兵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跟着毛泽东走，就能打胜仗；跟着错误路线走，就会吃败仗。这种来自实践的认同，才是毛泽东成为核心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四、核心的形成，三位伟人的历史和谐 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离不开核心的引领，更需要集体的智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正是这样的“黄金搭档”。他们在革命道路上既有争论，更有默契；既有分歧，更有共识，最终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
周恩来是“党内不可替代的协调者”。他早年留学法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长期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统战工作。在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沟通中，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1930年6月，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苏区传达“立三路线”，要求攻打南昌、九江，周恩来虽未完全认同，但仍耐心做毛泽东的思想工作；1931年宁都会议后，他力主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上，他率先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正如他对邓颖超所说：“我一生最敬佩的人是毛泽东，因为他最懂中国。”
朱德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他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提出“朱德的扁担”精神，与士兵同甘共苦；在长征中，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用实际行动践行“党指挥枪”的原则。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朱德曾提议由自己接任前委书记，但当他发现毛泽东的主张更符合实际时，立即转变态度，全力支持毛泽东。他曾对部下说：“毛委员的战略眼光，是我们打败敌人的关键。”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合作，本质上是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的完美结合。毛泽东提出方向，周恩来组织实施，朱德冲锋陷阵，三人各展所长，形成了“1+1+1>3”的聚合效应。这种和谐，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共同目标和共同实践基础上的高度认同。
五、结论：历史的必然与深刻的启示 毛泽东最终成为党和军队的核心，绝非偶然，更非“山头”妥协或利益平衡的结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经无数次失败、付出巨大牺牲后，基于对胜利的强烈渴望，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做出的必然选择。 历史深刻启示我们： 1. 道路决定命运。脱离国情的教条主义必然失败，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3. 历史自觉是宝贵财富。深刻洞察时代潮流、把握历史规律、坚定道路自信，是领导者最可贵的品质，也是党在惊涛骇浪中屹立不倒的力量源泉。 毛泽东成为核心的历史进程，是一部充满挫折、牺牲、探索与觉醒的壮丽史诗。它昭示着一个真理：真正的领导核心，是在伟大斗争的烈火中炼就的，是在历史与人民的共同选择中确立的。这份历史的馈赠，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深刻反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