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教士的活動看鴉片戰爭及其危害
由於康乾年間的中西禮儀之爭，清政府實行了禁教政策。鴉片戰爭爆發前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不敢公開傳教，第一個來華的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只好以東印度公司職員的身份在中國活動。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一些歐美傳教士積極參與了鴉片戰爭，並協助英國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德國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當了這樣的急先鋒。
郭士立，又譯為郭實臘，1803年出生於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省。由於家庭貧窮，他早年輟學當了一名馬具學徒工。當普魯士國王前來視察時，他借機向國王獻上了一首拙劣的詩，表達自己想成為海外傳教士的強烈願望。國王遂傳旨命他學習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準備將來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參加普魯士使館的工作。但郭士立並未遵從國王的旨意，而是選擇了獻身宗教事業的道路，前往荷蘭進入鹿特丹神學院學習。1826年，郭士立從神學院畢業後被派到東方荷屬東印度群島傳教。
郭士立來到東印度群島後，通過對東方世界的瞭解，對深入中國內地傳教產生了濃厚興趣。他除了努力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外，還給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士立”，並歸宗於來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還經常去碼頭尋訪來自中國的商船水手，懇請帶他到中國東南沿海去。1831年6月3日，有一位來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答應帶他去天津。郭士立搭乘的這艘中國商船從暹羅出發，沿中國海岸線北上，於9月底到達天津港口。他沿途散發宗教傳單，運用有限的醫學知識和藥品為下層群眾免費看病、送藥，瞭解中國沿海的政治經濟，並借機向中國人傳教。他在船上經常自言自語道：“我心中長久以來就懷有這樣的堅定信念，即在當今的日子裏，上帝的榮光一定要在中國顯現，龍要被廢止，在這個遼闊的帝國裏，基督將成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對象。”[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廣東，在澳門上岸後受到了馬禮遜等基督教傳教士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接待。
郭士立的首次中國沿海航行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普遍關注，在澳門的英、美等國商人紛紛向他諮詢中國沿海各口岸的情況和航路。東印度公司的大班馬治平請他再次出發作詳細的偵察，並指派該公司的高級職員林德賽（化名胡夏米）與他一道進行“一次試驗性的商業航行”，要求他“查明這個帝國北方能逐步地最適應於向英國商品開放的口岸，究竟可以到達多遠，中國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於英國。”[2]1832年2月7日，郭士立一行乘坐“阿美士德號”商船從澳門出發，一路上探測航道、測繪海域圖，並對各個港口的防務、商業等進行刺探。6月20日，他們到達上海。隨後，他們不顧清政府的禁令，用19天的時間搜集了大量的軍事、經濟情報。郭士立發現，蘇、淞、浙是中國的商業要地，上海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廣州，這使他感到必須想方設法滲入這一地區，才符合西方人的利益。這次偵察，他們用了7個月，到同年9月5日才回到澳門。不久，林德賽就向英國政府建議對中國發動戰爭，而且提出了具體的作戰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時間、路線等。
郭士立回到澳門後，許多鴉片販子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大鴉片販子查頓以最優厚的待遇聘傭郭士立，並答應為他的傳教活動提供長期捐款。1832年10月12日，郭士立第三次出發到中國沿海進行罪惡活動。其航行的主要目的是偵察如何在中國沿海擴大鴉片走私。這次航行，他一直竄到東北奉天地區沿海一帶，直到次年4月29日才折返澳門。
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郭士立偵察報告的“鼓舞”下，英國侵略東方的大本營東印度公司廣州辦事處派遣阿美士德號船化名胡夏米號，聘請郭士立對中國沿海進行再一次的詳細偵察航行。郭士立化名甲利，充當翻譯和醫生，與另外兩名英國侵略分子禮士(阿美士德號的船長)、林賽(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職員，改名胡夏米，冒充該號船主)三人一同乘該船於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自澳門出發。同船七十八人，沿途經南澳島、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和威海衛等地，複折往朝鮮、琉球，於同年9月4日(八月初十日)返抵澳門。他們沿途借為人治病，進行傳教，散發《英吉利人品國事略說》、《戒-》、《戒謊言》等小冊子來收買人心，希求消除中國人民對他們的不信任和疑懼心理，而其主要目的是測量河道和海灣，繪製航海圖，偵察地形，調查沿海沿江一帶重要口岸上清軍的設防等，以便擬訂一項軍事侵略方案，作為英軍制定作戰計畫的依據。在這次偵查航行中，郭士立特別賣力。他通過調查，瞭解到清朝的腐敗與虛實，竭力慫恿英國政府使用武力，替英國商人達到在上海和其他口岸開埠的目的。他寫道：“不恐嚇那個衰弱和可鄙的政府(指清政府)而採取商議的辦法，將會得不到任何結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隻組成的整個中國艦隊，都抵禦不了一艘(英國的)戰艦。”④
1833年，郭士立又乘船北上銷售鴉片煙士。他一邊進行鴉片-，一邊向中國人傳教，把賣大煙和傳教緊密地結合起來，既-中國人民的精神，又摧殘中國人民的身體健康。在這以後，他又從事文化侵略活動，曾主持刊行《東西洋每月統紀傳》⑤，並與其英國妻子溫施娣於1834年夏在澳門設立一個女校⑥。《東西洋每月統紀傳》先在廣州出版，是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以後遷至新加坡編輯發行。
1834年，郭士立又受雇於查頓，乘坐查頓的船隻在中國沿海活動。1835年11月，郭士立被任命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兼翻譯，其主要職責是幫助英國進行鴉片走私，擴大殖民侵略範圍。
郭士立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又多次在中國沿海進行間諜活動，僅他協助一個英國鴉片販子到福建泉州走私鴉片，一次就使該販淨賺5.3萬英鎊，並在泉州建立了走私鴉片的秘密據點。1836年，義律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時，曾多次與郭士立商議，如何在清廷內部銷售鴉片。郭士立獻計道：“要路顯官，盡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都嗜好鴉片，故倘以賄賂擴張販路，必能達到目的。”[3]
1839年9月1日，林則徐下令將英國人驅逐出澳門，郭士立聲稱自己是德國人，不在驅逐之列。但清朝官員知道他是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忠實而傑出”的中文秘書和翻譯，還是把他與英國人一起驅逐出境。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郭士立馬上做了英國侵略軍陸軍總司令臥烏古的翻譯、參謀兼嚮導，隨軍北上。英軍在定海建立殖民政府時，郭士立則以民政部門負責人的身份住在定海縣衙內，不久升為“民政官”，中方史料稱其為“偽縣令”。期間，他還威脅當地地痞訛詐勒索定海縣城內的當鋪、商行，充分顯示了他是一個偽善的傳教士。1841年10月，英軍佔領寧波後，他又因在定海任期的“政績”被指定為寧波的“行政官”（偽縣令）。當英軍在舟山附近掃蕩時，曾遭到當地人民的堅決抵抗，郭士立親赴該地，企圖安撫百姓，勸說人民停止反抗，遭拒絕後立即指揮英國侵略者對百姓肆意屠殺。1842年5月，郭士立隨軍北上進犯長江，7月佔領鎮江後，被指定為鎮江的“民政長官”。
英國侵略軍進犯南京時，郭士立作為英方的三大翻譯之一，參與了《南京條約》的談判，《南京條約》的中文草稿就出自他的手筆。《南京條約》在揚子江上英軍旗艦“康沃利斯”號上簽署。一位英國軍官在其回憶錄的結尾處用大寫字母寫下：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中國被一女子征服了，這裏的女子指英國女王）。條約內容包括割香港島給英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處通商口岸、賠款2100萬元、協定關稅，等等。
鴉片戰爭期間，傳教士不止郭士立一人撕下了偽善的面紗，還有很多傳教士狂熱地煽動侵華，隨著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失利，這些傳教士們已經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態“闖進城門”，甚至直接參與戰爭了。1842年2月14日，有一個在澳門活動的傳教士在給另一個傳教士的信中寫道：“大炮在天朝呼嘯，……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地陷落。……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實現的”；“一次我信步走到一個城門口，城牆上似乎永恆地寫著‘洋人莫入’。……我是一個洋人，又是一個傳教士，我看到了牆上寫的那句話，可是我不顧一群中國人的驚詫，闖進了城門”；“時候已經到來，我們已沉默到今天，現在是可以到中國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們的嗓門大喊大叫的日子了。”[4]
《南京條約》簽字後，郭士立被任命為舟山的英國商務監督而返回寧波。此後，他還夥同美國傳教士伯駕積極參與了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曾任美國使團團長顧盛的秘書和翻譯，也是這一不平等條約的起草人之一。1843年8月，郭士立回到香港，任英國殖民地首任香港總督、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璞鼎查的中文秘書和翻譯。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病逝。
資料來源：
1.見文中注釋。
2.周 寧：《西方2000年看中國》（下），團結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3.張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4.季平子：《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29頁。
[2] 顧長聲：《馬禮遜到士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3頁。
[3] 顧長聲：《馬禮遜到士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7頁。
[4]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47頁。
推薦理由
這篇文章敘述了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傳教士們為了打開中國國門，在批著宗教的外衣進行文字宣傳的同時，積極在華搜集情報，傳遞政治、經濟、軍事等資訊，出謀劃策，並積極投身於戰爭中為外國資本主義對華殖民侵略服務。傳教士的這些活動對鴉片戰爭的爆發及進程產生很大影響，他們的活動構成了西方殖民者侵華不可分割的部分。
基督教巫人帶來毒經(BIBLE), 帶來鴉片，帶來性病，導致無數家庭妻離子散, 無數家庭家破人亡，帶走無數中國人的生命，銀兩，既偷又搶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