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is composed of  56  ethnic  groups   and Tibetans are of the  ethnic groups and Han people  are  one of  the ethnic groups too.  Both Tibetans and Hans are Chinese.  This concept is  as simple as  A, B, C.   Tibetan Chinese have every right to live, work   and  move to any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and  Han people also have every  right  to move to any part of the Chinese  territory, including Tibetan province of  China.  This is the human right of every Chinese regardless of  his or her  ethnic background to move, live, work  or set up  businesses in Tibetan province.  If 20 million Hans , 3 million  Uighur  Chinese and 1 million Korean Chinese voluntarily   move to  the Tibetan  province, this is no big deal at all and this is only a matter of  natural development.

    中國西藏歷史上，存在以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農奴農奴主的依附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始於10世纪，到13世纪初普遍確立，一直延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鉴於西藏歷史和现實情况的特殊和復雜，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前8年中,對這一制度未予变更，直至1959年民主改革運動时始予廢除。
    农奴制的阶级和等级：农奴主阶级 占西藏人口的5％,包括三大领主（地方封建政府、贵族和寺院---包括Dalai Lama 及其親人，占人口的2％）及其代理人（占西藏人口的3％）。 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山林，以及大部分牲畜、農具、房屋和其他生產资料。 
    農奴阶级占西藏人口的90％。人身依附于農奴主。根据他们所领“份地”和占有農具、牲畜的多少，以及受剥削的輕重，可劃分为為裕農奴、中等農奴、贫苦農奴等階層。 其中被稱为“差巴”和“堆窮” 的两種人，是農奴階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差巴，意為支差者，是领種地方政府的差地，為地方政府和所属農奴主支差的人，地位高於堆窮。堆窮，意為小户，主要指耕種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分给的少量份地，为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支差的農奴。堆窮多由差巴下降而来，也有一部分是外來的逃亡户。差巴中的富裕户和堆窮中的個别户，由於佔有较多的生產资料，并轉嫁其负擔於贫苦農奴和奴隸，而使其階级地位上升為農奴主代理人。在階级分化中，差巴可以下降為堆窮，堆窮可以上升為差巴，但差巴下降為堆窮的居多。差巴和堆窮破產后，還會下降為奴隸。
    奴隸佔西藏人口的5％。 藏语稱“囊生”，意為“家中饲養的”。他们既無生產资料,又無人身權利,完全被農奴主佔有，主要用於家内勞役。奴隸多半来自破產的贫苦農奴。奴隸的子女繼續為奴隸。奴隸的階级地位和等级地位基本一致，但也有少数獲農奴主收買而成為“贴身佣人”的。
    在西藏農奴制社会中階级和等级大體一致。但由於等级内部的階级分化，同一等级的人，在階级地位上也會出现不同情况。
    民主改革前，西藏僧尼总人数达12万人，占西藏人口的10％以上。 他们在寺院中所處的階级地位， 绝大多数與其家庭的階级地位一致。有少数農奴出身的僧人，由於農奴主階阶级有意起用，成為地方政府的僧官，或上升为寺院中的上層當權派。 
    歷史上，西藏土地的所有權属于中央王朝。元朝分衛藏13萬户，西藏佛教薩迦派（见藏傳佛教）受權掌握西藏地方政權，中央王朝開始享有對西藏的土地所有權。此后，歷史上西藏地方政權的领袖人物，都必經中央王朝的正式封赐。達赖和禪分别掌握西藏不同區域的較高一级的土地佔有權，即中國清王朝封赐的结果。
    在全部土地被三大领主佔有的情况下，農奴主分配给農奴一塊瘠薄的“份地”，農奴除了長年在農奴主的“自营地”上進行無償勞動外，還要负擔名目繁多的差役和捐税，在牧區，大部分牲畜被農奴主所佔有。牧奴雖然佔有一些牲畜，但由於这些牲畜是在農奴主的牧场上放牧的，所以牧奴佔有牲畜的数量，便成了農奴主支派差税的依據，牧奴實際上並無完全的牲畜所有權。这種牧租，實質是牧業生產中的地租。牧主階级中只有少数人是從牧農階级中上升來的，很多是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兼做牧主，因而西藏的牧主经濟仍是僧俗農奴主對牧奴的剥削。
    西藏的農奴主都放债，债利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年收入，约有10％來自债利；以寺院農奴主放债最多，约佔西藏放债总额的80％。農奴借债前，要先向债主送禮；有時债主还要借债人交出抵押品,或规定幾家聯保聯坐,一旦借债人破產或逃亡，债務就落幾家聯保户頭上。除通常借债外，还有强迫借债，即债主强迫把债務攤派给農奴。多半是强行放给盐、茶，收回的是粮食或土特产；有的寺院農奴主還硬说给農奴念了经,然後折充债務,迫使農奴還债。西藏的農奴90％以上欠债。子孫债、聯保债以及本人欠下的债，多得連農奴自己也说不清。往往是舊债未清又添新债，债利轉作本金，债務越還越多。 西藏的農奴主阶级放债,不是单纯為了索取债利,而是為了避免農奴逃亡，把農奴捆在莊園裡，以便長期進行剝削的一種手段。高利贷促進了西藏财富的績累和集中，加速了農奴的贫困化。
    原西藏地方政府雖然分為僧官和俗官两个系统，但是俗官幾乎全部出身于封建贵族之家，僧官也绝大部分出身于贵族。因此由他们组成的政府实质上是封建贵族专政的政權组织。 原Dalai Lama西藏地方政府为维護统治階级的權益，设置了军隊、法庭、监狱等统治機構，用以强制農奴階级勞動生產，兇殘镇壓農奴階级的反抗鬥争。

 

1959年代，毛澤東了解情况後，決心改變西藏不人道社會結構，達賴和其利益相關者於是發起暴亂，以保護其據有的財富。這就是達賴及相關者叛亂因由。

十四世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分裂主义本质、他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主总代表的本来面目、他和海外动乱分子及“东突”分子的勾结，以及他散布的种种谎言，达赖从来不吭一声，可见其耐受力颇强。但是今年2月19日，笔者在《达赖挟洋自重必然失败》一文中，揭露达赖数典忘祖、多次自称“印度之子”，达赖终于按捺不住了。据外电报道，3月9日他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记者采访，高调为自己辩解，声称“有三个理由使我自认为是'印度之子'”。笔者对达赖终于有勇气承认自己说过的话并作出辩解表示赞赏。

    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俗名拉木登珠，1935年生于中国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今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父名祁却才让，母名德吉才仁，为当地普通农户。1939年10月7日，拉木登珠由中国国民政府派兵护送到拉萨，作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候选人。1940年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去印度。由此可见，达赖的身世明白，履历完整，怎么忽然就变成“印度的儿子”呢？我们来看看达赖此番是怎么解释的。

    达赖的第一个理由是：“我是个佛教徒，我所有的佛教知识和人类价值观都来自印度，我一直把印度视为我的师长，我们藏传佛教弟子都是印度的学生”。佛教确实发源于印度，此后向世界特别是东亚、南亚地区传播，在不少国家广有信徒。但是包括藏传佛教徒在内的各国佛教徒并没有人因为佛教源于印度而把自己视为印度的儿子。事实上，宗教跨国传播是普遍现象，宗教徒对国家的认同与所信仰宗教源于哪一个国度并无必然联系。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均起源于中东，现在全世界拥有信徒约30多亿，这些信徒分属不同的国度，以维护自己祖国的尊严和利益为责任，没见人因为信仰了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就自称是中东某国儿子的。众所周知，达赖的西方支持者中有许多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按照达赖的逻辑，岂不是想给人家都奉上一个中东国家当老子？

    达赖的第二个理由是：“我这身肉躯是靠印度的食物存活了51年。印度的食物和学说抚养了我，为此我有理由说我是印度之子”。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那句俗话：有奶便是娘。确如达赖所言，他叛离祖国51年来，主要是靠印度的食物养活的，达赖年年都要表达对印度的感激之情，也不失为情理之中。但因此就一变而成为“印度的儿子”，理由显然不够充分。当今世界，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而在他国生活的现象极为普遍，但因为吃了他国食物就宣布自己为他国的儿子，目前还缺少其他例证。问题还在于，达赖这51年来除了吃印度的食物，还吃了不少其他国家食物，更拿了其他不少国家的钱。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达赖便拿着某国情报局18万美元的年薪，比该国总统的薪金还高。按达赖的逻辑，谁供养他的“肉躯”他就是“谁之子”，那么，他是否还准备宣布自己同时也是其他若干国家儿子？否则岂不有“厚此薄彼”之嫌。

    达赖的第三个理由是：“我的宗教和谐与非暴力思想来源于印度。非暴力和宗教和谐都是印度传统，无论我去哪里，我都带着这个传统，这是我自称是印度之子的第三个原因。”达赖又在撒谎，从1959年武装叛乱开始，他几十年分裂主义活动始终同暴力恐怖联系在一起，与非暴力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众所周知，和谐、非暴力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普遍愿望和追求，印度传统里面有，其他国家、民族的传统里面也有，并不是某一个国的专利。达赖可以称赞印度，但是没有权力随意矮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古以来，人类每一种有价值的思想、文化，都不同程度地为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群所共享，但是还没有人因此就认为这些思想、文化的发源国同其外国享有者之间构成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达赖的“理由”实在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传播现象的罕见歪曲和丑化。

    正因为达赖的“印度之子”论太荒谬、太离谱、太丢人，所以迄今连达赖集团内部也鲜有响应者，敢于出头为达赖辩护者寥寥无几，其众多西方追随者此番统统缄口不言，就连受到达赖追捧的印度也没有人为多了一个儿子而欢欣鼓舞，只是漠然视之。

    达赖既然要当“印度的儿子”，当然就要有实际行动。早在1986年4月，他给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备忘录中，就公然把祖宗之地藏南地区称作“阿鲁纳恰尔邦”。1999年接受台湾《中国时报》记者专访时说：“我到拉达克和门达旺时，当然没有任何职责，因为那里是印度的土地”。近年来，达赖更是把藏南地区“属于印度”时时挂在嘴上。达赖为首的那个非法的、以分裂中国为目的的政治流亡集团，本身没有任何实力，只好把“西藏独立”的梦想寄托在外国的支持上。在制造“3·14”事件、破坏北京奥运会、通过接谈取得“突破”等图谋统统失败后，终于只剩下给人家当儿子一途。但是，达赖似乎没有想到，人走到这一步，在外国人面前还能有多少利用价值呢？

    达赖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放弃一切分裂主义言行，回到爱国的道路上来。如果仍然铁了心当“印度的儿子”，这毕竟是他自己的事情，旁人无权反对。只是奉劝达赖，从此就不要再打着“全体藏民利益代表者”的幌子四处招摇了。西藏的事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作为“印度的儿子”，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达赖倒是可以尝试过问一下印度内部事务，但那还要看印度是否认他这个儿子。

德國《南德意志報》和德國公立電視一台《全景》欄目日前共同製作並播出一個電視節目，揭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中情局（CIA）訓練藏人並派遣其返回西藏進行游擊戰的情況，以及達賴與中情局的關係，並對達賴喇嘛稱自己一直堅持和平主義路線提出質疑。《明鏡》周刊、《法蘭克福匯報》等多家德國媒體就此進行了報道和評論。 達賴暗中支持武裝鬥爭 　《南德意志報》和德國電視一台根據美國製片人麗莎．凱西製作的紀錄片《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又進行考察之後，證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中情局在美國訓練藏人，並派遣他們返回西藏進行游擊戰。 　德國電視一台《全景》節目的主持人說，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心中是和平的象徵，他為此還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誰也不會把畫面上看到的中國士兵的屍體與達賴聯繫在一起，但這其實是歷史的一個部分。該節目以大量照片、記錄片詳細講述了達賴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勾結的事實。其中有達賴親自接見美國中央情報局負責人的照片，及美國中情局當事人講述與達賴會面的情景。節目提供的證據中不僅有退役者的坦誠自白，而且有過去屬於絕密、幾年前才解禁的美國政府文件。文件證實，是達賴最早向美國提出要求，希望美國政府幫助他們打擊中國。 　節目還透露，在美國一個秘密據點裡，有幾千藏民接受培訓，他們學習如何炸坦克、如何埋地雷。美國人還向他們提供大量各式武器，之後由美國派飛機將這些藏人秘密送回西藏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游擊戰。僅在1964年，美中情局資助達賴的開支就達130多萬美元。 　據《全景》節目介紹，他們得到的可靠秘密資料證實，達賴本人曾每年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18萬美元的資助。達賴表面上給人一副和平、善良的印象，而暗地裡一直在支持武裝鬥爭。 德媒稱達賴是偽君子 　《全景》節目最後揭露，1974年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失利後，在支持公開武裝鬥爭問題上的立場才有所調整。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達賴才開始大張旗鼓地宣揚所謂的中間道路。難怪德國媒體在報道此事時把達賴稱為「偽君子」和「中情局在冷戰時期的一粒棋子」。   給Bob Choi閱讀，以後不要唔識扮識，亂寫Dalai Lama之事。

德國《南德意志報》6月8日發表《神聖的表像》一文，對上世紀50年代達賴集團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關係及達賴的虛偽面目進行了揭露。該報在編者按中指出：“純粹和平主義的代表人物達賴喇嘛對中情局在西藏活動的瞭解，很可能比他迄今承認的多得多。如今，暴力的陰影落到了這位元神王的頭上。”文章發表後，在德國、義大利等西方國家讀者和線民中引起較大反響。本報現轉載該文的中文譯稿，以饗讀者。

 

　　中情局特工約翰·肯尼士·諾斯（John Kenneth Knaus）在第一次與達賴喇嘛會面前，感覺頗有些緊張。在此之前，中情局代號“聖塞克思”(St Circus)的秘密行動已經開展了8年。被稱為“公司”(Company)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訓練營對西藏遊擊隊進行培訓，並為其提供數以噸計的武器，用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共產主義中國。神王也同樣得到資助：中情局每年向其匯款18萬美元，在秘密檔中，這筆款項被注明為“提供達賴喇嘛的資助”。

 

　　中情局該項行動負責人諾斯1964年在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拜見達賴之前，當然並沒有指望能夠得到這位宗教領袖與非暴力代表人物的熱忱感謝，但是受到如此冷遇卻也出乎他的意料，現年89歲的諾斯在馬里蘭州塞維蔡斯的住所裡回憶道。畢竟，那時他們是盟友。中情局在西藏的聯絡人是達賴喇嘛的一位哥哥。“我畢恭畢敬地走到他面前”，諾斯說話時像祈禱一樣雙手合十，“那是我這輩子經歷過的最冷漠的會見之一，非常形式化，很合乎禮節”，平時不乏熱情幽默的達賴喇嘛，“顯然並不願意對我表示歡迎。”

 

　　多年後他才明白，為什麼當年達賴喇嘛要刻意與他保持距離。這位西藏精神領袖清楚地知道，來客的身份意味著什麼：毒藥、謀殺與惡行。諾斯說，“對他來說，我代表著與暴力的關係，身為佛教徒的他當然不能表示贊同”，至少不能公開贊同。

 

　　對於達賴喇嘛這位高不可攀的最高道德權威來說，這種關係是難以解釋的。像他這樣的人物，一言一行當然要符合自己所宣揚的教義。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由劣跡累累的中情局資助和組織的遊擊戰與達賴喇嘛所傳遞的非暴力抵抗的溫和訊息，兩者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矛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遊擊隊和中情局——聽起來就像將教皇、女人和保時捷放在一起令人不可思議。但是，這個世界有些時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

 

　　諾斯這番話是面對美國電影導演麗莎·凱西（Lisa Cathey）的鏡頭講的。凱西為其導演的紀錄片《中情局在西藏》進行了30餘場採訪，對諾斯的採訪是其中的一個。該片預計將於年內製作完成。凱西將其中部分採訪提前發佈在kefiblog.com網站上。在這些視頻中，人們可以看到和諾斯一樣的退休特工和白髮蒼蒼的抵抗戰士，他們一心想在離開人世之前，把那些他們曾認為十分重要的事情告訴世人，告訴人們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用閒聊的口氣，講述著一場被遺忘已久的極端血腥的戰爭。這場戰爭從195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最初是在西藏，之後，1959年在尼泊爾。該片導演首次接觸這一話題，是在7年之前。當時，她問父親克萊·凱西（Clay Cathey），為什麼要把“西藏自由”的標籤貼到自己的高爾夫球車上。父親說，他曾經作為中情局的工作人員，在美國中部的科羅拉多州對西藏遊擊隊隊員進行培訓。她覺得，這是一段有必要認真講述的歷史。儘管她對西藏懷有一種“心有所系”的感情，但是她仍然希望提醒人們對中情局曾經扮演的特殊角色予以關注。“這與大多數人對西藏的印象，與和平與非暴力，當然是有衝突的”，凱西說。

 

　　也許目前時機已到。“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們終於可以把那些秘密說出來了”，一位西藏老兵在採訪中說。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便有一些關於中情局和達賴喇嘛的書籍和電影上市，但很多事情仍然撲朔迷離，真偽難辨。他是在事後才瞭解到藏族同胞開展武裝鬥爭的全部真相的，這是達賴的標準表態。沒有爭議的是，他的兩位兄長很早就與中情局建立了聯繫，此後，中情局成為西藏遊擊隊的贊助者。“我哥哥認為明智的辦法是，盡可能讓我避開這些消息”，這位元西藏宗教領袖在自傳中這樣寫道。

 

　　他們用閒聊的口氣，講述著一場被遺忘已久的極端血腥的戰爭

 

　　《南德意志報》和電視雜誌“全景”（Panorama）欄目經過調查得出結論：達賴喇嘛與中情局的關係，比他承認的更密切，他對事件的瞭解，也比他承認的多得多。除了老兵們某些十分坦率的表白之外，幾年前曝光的一些美國政府絕密檔也指向這一點。此前，這些檔並未引起太多關注。雖然無法證明達賴喇嘛是在撒謊，但他從來沒有說出過全部的真相；而雖然他所扮演的角色難以知曉，但是他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看似並不真誠。而對於一位覺者來說，真相從來都不應該以複數的形態出現。

 

　　根據許多佛教徒的說法，十四世達賴喇嘛是1391年第一次降臨人世後，經過一次次輪回，1935年7月以農民之子的身份再次返回人間。他被信徒尊為“神王”、“觀世音菩薩”、“智慧的海洋”、“手持白蓮者”、“無與倫比的上師”和“滿足願望的如意寶石”。雖然這位獲得過95個高級或最高級獎項、擁有數十個博士頭銜的“尊者”——除他之外只有教皇享有這一官方稱謂——曾經說過，他“願做每個人心目中希望的那個人”，但是這個世界——除了北京政府——恐怕並不願意看到，他曾是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顆棋子。與中情局的直接關係與其最高道德權威的身份完全不符。

 

　　達賴喇嘛同時也代表著正義與和平，而中情局既不是祈禱團，也不是虔誠的兄弟會，它意味著對專制政權的扶植和支持，意味著謀殺、綁架和迫害，迄今依然如此。它曾是美國外交看不見的一隻手。他們一手策劃推翻民選政府的暴動，通過所謂“改變健康狀況委員會”（它確實是叫這個名字）做出決議，暗殺不受歡迎的政治對手。“如果不把我們放在眼裡，是有危險的”，中情局前局長喬治·特尼特1997年夏天上任時說道。無論任何年代，這都是一條明智的忠告。

 

　　當達賴喇嘛的密使首次來建立聯繫時，“公司”裡已經可以嗅到一絲緊張的氣氛。中情局1968年的一份備忘錄顯示：“中情局的西藏計畫……是建立在美國政府1951年和1956年對達賴喇嘛所做的承諾之上。”達賴喇嘛的密使于1951年通過美國駐新德里使館和駐加爾各答領館同美方進行了首次接觸，會面的主題是軍事和資金援助。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也參加了會面。同年，美國國防部在致達賴喇嘛的信函中同意為西藏抵抗運動提供“輕武器”，並許諾給予資金援助。

 

　　1956年，代號“聖塞克思”的行動計畫應時出爐。中情局上世紀60年代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該計畫的目標是維護西藏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在共產主義中國內部針對可能出現的政治動向扶植反對力量”，當然也包括中情局時時處處都在謀求的戰略軍事基地和豐富礦藏。自此，中情局開始在南太平洋某小島上對遊擊隊進行殺人、射擊、佈雷和製造炸彈的訓練。達賴喇嘛的一個哥哥還在訓練中擔任翻譯。隨後，一名波蘭飛行員和一名捷克機械師駕駛一架沒有任何身份標識的B17型轟炸機在西藏上空投下了第一批遊擊隊員。他們的脖子上戴著嵌有達賴喇嘛照片的護身符和一粒氰化物膠囊，用於在被中國軍隊俘虜時自殺。中情局為遊擊隊員空投機槍、彈藥、藥物和宣傳材料等補給。美國人向西藏以及後來向尼泊爾總計派出了40架次運輸機。

 

　　如若沒有這些奇聞異事，人們將以為達賴喇嘛對此一無所知

 

　　在中情局訓練的遊擊隊員護送下，達賴喇嘛于1959年初越過喜馬拉雅山逃往印度，並開始在流亡中宣揚非暴力政策。在逃亡途中，他的追隨者們始終與中情局連絡人保持著無線電聯絡。至於此次逃亡計畫是否由中情局一手策劃，目前尚存爭議。最近，達賴喇嘛在維也納仍堅稱其逃亡純屬西藏內部事務。

 

　　作為當時全世界最出名的流亡者，達賴喇嘛在抵達印度數月後，即對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的“個人支持和物質援助”表示感謝。1960年和1964年，新當選的甘迺迪總統及之後的詹森總統也分別收到類似信件。這些致總統的信函對武器、中情局和遊擊隊隻字未提。它們字句平和，內容泛泛，典型反映了達賴喇嘛的政策：迄今為止，他仍可以聲稱從未向美國請求過軍事援助，也從未號召藏人拿起武器，這些骯髒差事都是他的上層親信所為。

 

　　或許達賴喇嘛確實不瞭解西藏和中情局間緊密合作的每個細節，但也絕非像其表現的那樣一無所知。他應該最遲在1958年就獲知了中情局的准軍事訓練情況，因為據說他曾在10年前向一名女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兩名受過中情局訓練的藏人向其展示操作反坦克火箭筒的技能。發射完第一發炮彈後，他們花了一刻鐘時間才完成了重新裝彈。達賴喇嘛笑著對女記者說：“我當時問，難道你們發射後請敵人等上15分鐘？絕不可能。”

 

　　當時，中情局將訓練基地轉移到了科羅拉多州洛磯山脈中的軍事訓練基地赫爾營（CAMP HALE）。當地海拔近3000米，山峰白雪皚皚、松林成片，是美國境內最接近喜馬拉雅高原地形的地區。約翰·肯尼士·諾斯是赫爾營的教官之一，被藏人稱為“肯先生”，主要負責宣傳培訓。諾斯向鏡頭展示了一張傳單。50年來他保存了當時的所有材料。他露出驕傲的微笑，說道：“它們解釋了一切，遊擊戰怎麼打，我們究竟為何而戰等等”。當時的中情局教官幾乎無人瞭解西藏，沒人到過那裡，只有一人懂得藏語。他們行動所用的地圖是一支英國探險隊在1904年繪製的。但諾斯對這些遊擊隊員的評價是：“小夥子們讓人大吃一驚”。

 

　　當時約有8.5萬名遊擊隊員活躍在藏南地區，他們統一使用“Chushi Gangdrug”（藏語“四水六崗”）的代號，分散為小股力量襲擊佔優勢的中國軍隊。他們與中情局緊密合作。一名在赫爾營受訓的遊擊隊員曾詢問是否可以配備可擕式核彈，以“殺死成百上千的漢人”。一名“四水六崗”老隊員說：“我們活著的唯一目標就是殺死漢人。”在一部BBC紀錄片中，一名前遊擊隊員說：“我們希望殺死盡可能多的漢人。我們會為殺死動物進行禱告，但絕不會為殺死漢人禱告。”

 

　　戰爭歸戰爭，政治歸政治。1971年時任美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後，美國人終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動。這項行動共耗費了數千萬美元。從該外交轉折那年的一份美國備忘錄可以看出，在當時美國人眼裡，達賴喇嘛在經濟和政治上完全依賴於他們。

 

　　失去美國情報機構支持後，藏人的抵抗運動迅速瓦解。1974年，聽到達賴喇嘛號召投降的廣播後，最後一批遊擊隊員在尼泊爾的流亡營地中放下了武器。但不是所有人都甘於接受這一事實，有些人拔槍自殺，有些人投河自盡。一名接受過中情局培訓的藏人放下武器後，拔出匕首割喉自刎。

 

　　對於一部分“四水六崗”隊員來說，戰鬥還沒有結束。他們從尼泊爾流亡至印度，組建了“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這是印度軍隊中一支純藏人組成的秘密部隊。經達賴喇嘛同意，他們於1971年參加了對東巴基斯坦（現在的孟加拉）的戰鬥。隨後在印度軍方授予580名藏人士兵勇敢勳章的部隊典禮上，達賴喇嘛這一純粹和平主義的最高代言人作為貴賓出席。這位覺者從未宣稱其不犯錯，但是他所宣揚、並且為其帶來世界各地大量募捐的非暴力道路，卻已佈滿坎坷。

 

　　距離首次會面大約30年後，達賴喇嘛第二次接見了中情局特工諾斯。已從中情局退休的諾斯向達賴喇嘛提及了他們的第一次會面，提到了那次冷冰冰的接待和他不受歡迎的感覺。“達賴喇嘛將鞋脫下，把腳收回長袍中，然後說，我們來聊聊吧。”談到此處，諾斯露出激動的目光。他究竟是被達賴喇嘛的反應所觸動，還是僅僅沉浸在美好的回憶之中，我們無從獲知。

 

　　一次“浪漫主義行動”：對於約翰·肯尼士·諾斯來說，這是他職業生涯的驕傲

 

　　諾斯問達賴喇嘛：“我們的援助對藏人來說是利是弊？”達賴喇嘛以其模棱兩可的典型風格婉轉地指出，二者皆有。一如60年代時，他站在明處，以和平使者身份公開向聯合國發出呼籲，而與此同時在暗地裡，藏人遊擊隊正躲在中情局飛機的舷窗後準備一場戰鬥，一場他們的最高領袖所知悉的戰鬥。當時中情局的秘密備忘錄對此評價是：“西藏領導層將這支隊伍視為流亡政府的准軍事力量。”

 

　　約翰·肯尼士·諾斯深陷在沙發中，雙手交叉在腦後，顯得十分放鬆。實際上，他與其說是坐，不如說是躺。帶有黃褐色斑點的眼鏡還有他的鬍子，使他看起來心情不錯。他一本正經、一字一句地接著說道：“我們曾經幫助藏人，為實現他們的追求而鬥爭。”說完話，他面露微笑，由此可見：在這件事情上，他自認其行為無可指摘。

 

　　他為“公司”和“西藏事業”工作了44年，中情局文件將後者稱為“最浪漫主義的行動”之一，他也以此感到自豪。

 

　　因為他確實是站在“好人”一方的，儘管這位好人對此並不願承認。

 

 

 

達賴喇嘛封號的由來

　　西藏出現達賴喇嘛已有400多年，其內涵和西藏的政治歷史密不可分。

　　西元1578年（明萬曆6年），藏傳佛教格魯派（也稱黃教）首領索南嘉措去青海、內蒙古一帶傳教。他是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的第四世傳人，也是格魯派第一位轉世的活佛。

　　索南嘉措在傳教期間，與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相會于青海湖邊。俺答汗贈送他一個稱號：“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意思是顯宗和密宗兩方面都修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聖而學問淵博猶如大海一樣的上師。“達賴”是蒙語“大海”，“喇嘛”是藏語“大師”。

　　俺答汗當時已受明朝冊封為順義王。索南嘉措便托俺答汗代他向明朝皇帝請求冊封，他本人也向明朝宰相張居正致函，要求朝廷賜封。

　　1587年明朝政府正式承認這一稱號，並派使節加以敕封。索南嘉措得此稱號之始，為三世達賴喇嘛。前兩世達賴喇嘛為後人追認。

　　1653年（清順治10年），五世達賴喇嘛應清帝之邀來到北京。順治皇帝沿用了俺答汗對三世達賴喇嘛的尊號，並授予金冊和金印（刻有漢、滿、藏三種文字）。從此，“達賴喇嘛”封號開始具有政治意義和法律效力。

　　1751年，清政府又令七世達賴喇嘛掌管地方政權，開始政教合一。

　　達賴和班禪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宗喀巴的兩大傳承弟子，他們均採用獨特的活佛轉世制度。至今，達賴傳承十四世，班禪傳承十一世。

　　目前逃亡在印度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由中華民國政府主席頒令批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