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大機構或大集團工作，每天上班掛個工作證是指定動作，我想，沒有員工會因為胸前這證件，就認為自己是公司圈養的一頭豬。

如果，你參加過一些慶典活動，入場時每人掛個名牌以茲識別也是指定動作，我想，沒有與會者會覺得這是侮辱行為。

又如果，你跟旅行團外遊，導遊會要求團友掛個識別牌，上面寫著你坐的旅遊車號、領隊電話、酒店資料等，我想，沒有旅客會覺得自己是導遊押送的犯人。

所以，當以下投訴不斷在各大媒體發酵，說成天大醜聞，甚至以納粹對付猶太人來做比喻，我覺得實在啼笑皆非，說這種話的人也明顯立心不良。

事緣將軍澳「都會駅業主委員會」於3月26日在區內發起遊行，反對政府計劃在區內填海及興建厭惡性設施。因為這是疫情解封後批出的第一個遊行集會，故警方在作出風險評估後，除了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也對主辦單位列出一些條件。

譬如，主辦方要安排糾察員管理遊行隊伍及維持秩序；參與遊行的人要佩戴號碼牌，讓警方可分辨出誰是參加者？誰是路人？隊伍要以圍繩分隔遊行人士及公眾。

如此簡單合理的要求，都可以被抹黑成納粹行為，反對派小事化大的能力，實在不能小覤。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召集人陳展浚這幾天四處接受媒體訪問，投訴警方要求所有遊行參與者戴上「頸牌」不合理：「好多居民覺得掛個牌極之侮辱性，會被人標籤；遊行時又被繩圍住，當我們罪犯一樣……」、「如陶傑形容，我們好似被人圈養的豬」、「戴頸牌感覺似猶太人戴臂章，我們接受，就是要突顯荒謬，就當是行為藝術，而家香港遊行就係咁架喇。」

掛個小小號碼牌而已，有幾侮辱性？跑馬拉松那些參賽者身前身後都要貼個大號碼，怎麼沒人說侮辱？

怪只怪警方提出要求時錯用了兩個字：「頸牌」，於是，他們前一句「頸牌」、後一句「頸牌」，令人聯想出一個被繫上狗帶的形象來，其實說穿了就是一個掛在胸前的數字牌，以作識別，又可計算人數。

明明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有掛名牌、掛工作證的習慣，但落入好事之徒手中，卻成了「極之侮辱」的誇張標籤。

怪不得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時要附加條件，看看這不過100人的蚊型遊行，都可以因為一個小掛牌，玩大成多份報章的頭版新聞，試想如果有人越軌違規，再引發暴亂，並非不可能。

所以，不要問人家為什麼處處管束，先問自己做過什麼，讓「和平示威」這招牌在香港信譽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