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發表於2023年12月26日)

权谋，即权衡利弊的策略。因此，权谋，为世间法的集大成者，是“术”道的集中地。

所谓权衡，即应时而变，讲的是权变。所谓利弊，即权变决策的依据，因利而进，于弊而退。而策略，则为一时一事，讲究的是因地制宜，是有的放矢。当策略的变化，始终与大局趋势吻合，那么，策略就能上升为一种战略，也即“术”道。

因此，于权谋而言，仅就此三个要素，便可以把权谋者纳入不同的谋略等级。

第一等，是看懂利弊，懂得进退，又有后招，即谋略闭环，则可得利。

第二等，是看懂利弊，能退不能进，则可得平安。

第三等，是看不懂利弊，还不知进退，则祸不远矣。

权谋，谋什么？无外乎权和利。而权和利，又高度捆绑，因此，形成为世间最大的相。甚至可以说，人类几千年文明，也不过是围绕着这个相，逐渐发生和演化的。

因此，只要是局中人，就不得不受这种“相”的侵袭。着相深者，困于局中。着相浅者，必得甘于世俗定义的平庸。而惟有超越此相者，方可成就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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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者，不如无财。

即有财者，必得有权，否则，财就成招祸之源。一如老古话所云，财不可外露。越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的人，越是要隐财，要低调。

而所谓的无权者，不如无财，其中隐含着两种利弊权衡。

第一、昭示了权和财的世间法逻辑，即权力者是不容许权力外的个体，有太多的财的。

民一旦多财，则权力的能量就会相对减弱。这种逻辑，以律法的层面体现，大概始于商鞅。而个体多财的祸患，则齐国田氏窃取齐国为之最。

也就是说，没有权势的个体，一旦钱财多到一定程度，再加上一些应用之法，就能对权力系统形成压力。

第二、无权有财者，要想保持有财，就必须仰仗某种权力。

也就是说，无权有财者，必须以可能的方式，进入到权力系统，获得权力，或者建立权力同盟，才能为财建构起保护屏障。

比如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实际上可以称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这种投资，一是基于商人地位的低下，即使有财，也感觉可以被朝不保夕。二是看清了权力和财富，最容易形成结盟的那个点，俗称铆钉潜力股，或者绩优股加持。

在财的问题上，必须了然这两种利弊。就像范蠡，隐退后，三次散尽家财，便是基于这种了然。他的隐退，是基于对“权”这种利器的了然，而三次首富，三次散尽家财，也不过是懂得无权者不如无财。因为，一旦财势荣盛，那么，“长颈鸟喙”的勾践又该不放心了。

无智者，不如无权。

权力，是世间法之最大利器。因此，权力掌握在任何人手里，都是一把利剑。只是，剑用得好不好，是伤人，还是伤己，还是护佑苍生，则取决于执剑之人的智慧。

智慧不够，即着相太深，则必然贪得无厌，以权谋私，变权为屠戮之剑，则最终伤人伤己。只有大智慧者，方能驾驭权力，进退自如。

因此，所谓无智者，不如无权，正是基于看清了权力的亦正亦邪，皆在于掌权之人之智慧。

如若无智之人手握大权，则会有两种普遍的结果。

其一是随心所欲，权力变为暴虐，一如历朝历代的暴君。

其二是成为他人摆布的傀儡，成为他人手中的利剑。无智而有权，权越大，祸患越大。

三国里的吕布，骁勇善战，冠绝一时，但是，如曹操所言：“干净得像个傻子。”因此，他武力值越高，手中兵马越多，权势越大，那么，其被人摆布为利剑的危害值，也就越高。

因此，曹操对吕布，总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要么绞杀，要么主动意图结盟。或者，可以说，曹操早就洞悉了权力的利害。正是这样的智慧，因而曹操在各种权变中，始终能够凌驾于权力本身。

无智者，不如无权，这一点在功高震主者身上，得到了集大成的体现。一如韩信，只可领兵打仗，不可入庙堂权谋。他在权谋上的近乎无智，因此，必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权谋，本身便是世间相。只是，但凡入得世间法，就不得不着相。因为，只有着相，才可破相。

一如利与权、智与权的利害攸关，也只有入过此相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其运行逻辑，也即通达人性。

因此，那些在史册上赫赫有名的权谋大家，无一不曾研读人性，无一不曾饱受世间相之侵扰。他们之所以能够凌驾于相，正在于他们已经勘破相之法门，从而入得自由之境。一如曹阿瞒，以乱世之法，治乱世之事，遂成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