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港大畢業生黃令仲先生的餐飲人生 

前言：1975年，黃令仲先生在香港大學拿到Social Sciences本科學位，工作五年后，重新再進香港大學修念法律。1990年，他作為較早一批的港商，來到內地參與房地產項目和工業的開發。在參與主要工作的同時，基於個人興趣所在，在1996年，他在建設路開了一家中餐館，取名福臨門。2017年的黃令仲，已經在成都生活了27年，他為人謙卑、感恩、努力、踏實，始終穩扎穩打。他早已從房地產行業退休，但他的餐飲興趣仍在，96年開的福臨門餐館，還有如今的5家港久茶餐廳，去年又新開了一家日料館——吉盞。他願意為當地做貢獻，多招聘和培訓本地員工。他說：“我通過做餐飲，做些教育，團隊工作培養年輕人學到東西，親身努力，活得有尊嚴”。

我們兩人，譚景林是在四川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而蔣天豪則是同樣在川大就讀的樂山學生。以下是我們倆為黃先生所做專訪的記錄。

川：譚、蔣 

黃：黃令仲

川：在70年代，在英國治理下的香港大學有什麼特點呢？與現在的大學有沒有什麼不同？（背景：在70年代，香港隻有兩所大學，大約隻有百分之二的學生能進入大學，膜拜學霸。。）

黃：我不太清楚現在的香港大學和內地的大學的情況。當年我在香港大學時，大學依照英國本科是三年制。那時候雖然香港大學，都是用英語上課，也有不少英國教授，但是學生和教職員絕大部分還是中國人。說到我那個年代的學生生活，也是非常自由多彩的。有的喜歡參與學生社團活動。而也有學生，例如我，必須勤工儉學，一邊讀書一邊打工。你知道，70年代早期，香港的經濟還沒起飛，我小時候家裡很窮，父親在我7歲的時候又離世了，家裡有弟弟妹妹，所以我除了上學還要打三份工，我中學的時候也是邊學邊打工的。

反正，大學就是讓你受教育的地方。但是這個教育不一定來自教授，大家可以從Library裡學到很多知識。

那時候上課是不點名的，每人都有不同背景、價值和觀思維，也懷著不一樣的理想和目標，用什麼方式過完這個大學是個人的自由選擇。我那時想隻要完成課程，按大學的規則考試合格，順利畢業就行。除學習外，我在大學最重要的收獲就是，結交到了一堆朋友。很多朋友直到今天都非常要好，這是難能可貴的。

川：你到成都的契機是什麼呢？

黃：在港大畢業后，我投身房地產行業，1988年，那年36歲，已經實現經濟自由，也有可自由支配的時間。此時，第一次有空暇時間思考家庭經濟以外的問題。我發現，在殖民地的教育體系下，自己根本不了解祖國。 故此，我決定離開自己的舒適圈，成為一名生活探險家，也順帶發現新機遇。

1990年，面對新時代的不確定性，我的一些親朋好友都紛紛移民。通過在香港生活的一位四川籍朋友，他介紹我認識成都，所以我就來到了成都。當年那個在香港見慣了高樓大廈，車來車往，聽著香港流行音樂的香港仔，在成都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自行車，感受著傳統的巴蜀藝術和文化，覺得是一場精神盛宴，是難得的人生美好經歷。

當年的成都的外商還很少，而發展經濟的需求又非常迫切，我有一點在香港積累的資本，便參與到一些投資項目發展。除工作外，成都市政府特邀我擔任過兩屆的成都市政協委員，在參政議政上做些貢獻。現今，我在成都擁有7家餐廳，包括港久茶餐廳（大家還記得2015年港久茶餐廳在青廣義賣的菠蘿油嗎？）、吉盞日本料理和福臨門川菜館。

“其實哪裡都是有好有壞咯，我來了就知道，在一些人眼中，大陸不好的一面被放大了。”

圖左起分別為蔣天豪(於四川大學就讀的四川樂山學生)、黃令仲先生及譚景林（於四川

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