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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思集
從全球化到本土主義 (之二)
王耀宗
嶺南大學
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糸
正教授
2018年1月10日

八十年代中後蘇聯改革者戈爾巴喬夫(M. Gorbachev發展「市場社會主義」後,他同時將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轉型為資本主義,從而令全球資本主義得到了新生的動力。無獨有偶,八十年代的中國,在毛澤東逝世後也正在改革僵化的社會主義體制;而中國改革者胡耀邦趙紫陽等領導的改革方向和戈爾巴喬夫是一致的。兩大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市場化改革令全球市場化大大邁前一步。明顯地,當今全球化的動力,來自於兩大因素:第一,以中國及蘇聯為首的國家社會主義陣營毅然拋棄「命令經濟」,擁抱市場經濟,令資本主義體制的更新及發展注入了無限的新動力,社會主義體制全面崩潰,這個發展被美藉日政治學家福山(Fukuyama)稱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最終戰勝了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後勝利者。當然,事後看來,他的勝利宣言宣佈得太早了。

 

  不過,無論如何「兩世界」(bi-polar world)的崩解,人口幾乎佔了世界五分二的社會主義體制引入了市場經濟,的確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勝利。這是當今全球化發展勢不可擋的原因之一;與以往的全球化不同,資本主義市場真真正正地進佔全球各國,並無漏網之魚。資本主義成為全世界的唯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的制度了。

  第二個因素,是九十年代初以後的互聯網的興起。也可以說,到了互聯網的年代,真正的全球化年代才降臨了,不論以往的交通或溝通工具多麼快捷,始終有地域之隔;有了互聯網全世界不但變成「地球村」,同時全球的距離縮在一台電腦之內了。資訊交流、貿易單、金融滙通及股票賣買全部可以在彈指間完成。這真是一個革命性的年代,互聯網對於人類生活型態的影響,正方興未艾。

  前蘇聯和中國擁抱市場經濟,令資本主義世界大為擴,也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大大擴展了。曾經有一個時期,輿論界曾認為全球化即「美國化」。美國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最成熟的國家,在政治及軍事上,又是世界的一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無疑它的資本主義勢力又擴展了;人們看見美國的食物連鎖店麥當勞以及星巴克進佔各國的大城市,它的商業霸權似乎無處不在,美國似乎得益最大。

  然而,表面的觀感(perception)並不等於真正的「實在」,全球化顯然是一個遠為複雜的過程,誰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英國的脫歐(Brexit)之公投成功,以及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顯示這兩大資本主義老牌國家內部反全球化的暗流極為強烈,全球化的受益者並非只局限於工業化國家,而受害者也並非只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及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中國受益於全球化的自由貿易政策等現象證明了這點,我在以後的章節仍會討論到這些問題。

  無論如何,曾經流行一時的反美人士的觀點:全球化即美國化的論調,可以休矣。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其核心運作是保護自己國民的利益;但是一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體制,其利益與其國家利益有時並不一定是一致的,主要的關鍵是美國政府要扮演一個調節者以調和其中的利益的角色。美國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眾向右轉,反對自由貿易、反移民,並顯示了民主政府失了「調節者」的功能。

  當然,美國和英國對全球化的逆轉,並非表示會煞停全球化的趨勢;如果說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或的新的發展階段,那麼英美的國民反應也只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內部調正而已,全球化的趨勢仍然勢不可擋。

  從某種程度上,福山的論斷仍然是正確的,資本主義仍然是人類有效率地賴以生存及發展的唯一制度,著名的制度經濟學者羅拔‧夏邦納(Robert Heilbroner)所說,資本主義仍然是最有效分配資源的制度,最重要的是它的彈性(Flexibilities)。資本主義有兩大特徵:一方面,它以尋求最高利潤(profit maximization)作為動力;另一更重要的一面,是它的不斷擴展性(expansion)。它與封建制度不同的是,其利潤不是純以花費在窮奢極侈的糜爛生活上,而是用「再生產」(reproduction)之用,個別資本家是需要冒險的,擴展性的性格比利潤更為重要,否則資本主義就會壽終正寢了,全球化及反全球化的趨勢,顯出資本主義的性。

  競是資本主義的天生品質,市場上有多個生產者以及消費者,生產者絞盡腦汁,以最佳貨品出市場;而消費者也要精打細算,懂購買又平又好的貨品。競必然會帶來進步;生產力急速提升,是市場帶來的後果,也是社會主義「命令經濟」崩潰的原因。

  更為重要的,是競所帶來的科技上的進步,廿一世紀是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特別是「人工智能」(AI)的突破。電腦已經成功地擊敗人類最佳的圍棋高手,人力資源專家預測十年後,機械人可能會取代人類50%的工作。在生命科學的探討上,幹細胞的研究更開放了人類的長壽之迷,人類壽命不斷延長。經濟學家有一致的共識;資本主義經濟有所謂「週期」(business cycle),有興盛及爆破(booth & bust)週期;但是,資本主義的週期,有熊彼得(J. Schumpeter)之所謂「創造性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其中最重要的creative activities就是科技的突破。蘋果IPhone之發展及創新,在短短十年內,令人類的生活方式,以至社會的運轉模式,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也是科技創新影響及帶動資本主義的最佳例子。

  科技突破令生產力大增,從而令人類社會經濟體制生產容量增加,這從世界各國的國民生產總量(GDP)以及貿易總量之增加可以看到。在一些國家,經過政府架構的過濾及篩選,經濟總量增加的成果,是可以令大部份的國民得到好處的。在減少貧窮方面,中國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社會主義「命令經濟」階段,社會普遍貧窮,經過政府失誤或天災,更有大飢荒出現。現在,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系,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已經形成。雖然在一些西北僻遠鄉村地區,貧窮仍然存在。

  法國經濟學家湯瑪士‧比吉提(Thomas Piketty)在他研究的經濟名著《資本論》(New Capital),利用了跨國際的經濟數據,論證了英美等國二百年來的貧富懸殊的情況,證明了貧富影響之情況不可能完全消除,而只可以減輕。但是,不幸地,全球化的擴展,令多個國家或地區的貧富差別更加尖銳。舉例香港統計處出版的二〇一六年堅尼系數已達到0.539,創四十五年來新高,而五年前是0.537,而一九七一年為0.430,顯然是惡化了很多,雖然總體來香港是全球化的得益者。

  在美國,也有所謂99% vs 1%的問題,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有人佔領華爾街,並且持續一年多,喊出了「我們是99%的人」。有關一個美國「不平等」問題,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約瑟‧史提格斯(Joseph E. Stiglitz)在二〇一三年出版的《不平等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有詳盡的分析。

  不過,現在我們所談及的貧富懸殊,主要是指相對的貧富懸殊,不是絕對的貧富懸殊。在經濟較為發達的社會名國家,政府議會設立不同程度的公共支援的計劃,以扶助貧富階級。因此,大規模餓殍遍野的情形不可能發生。就算在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及社會發生大規模的天災,聯合國也會以第一時間組織人道協助。不過貧富懸殊始終是社會動盪的重要原因。

  除這些外,全球化還會對某些社會結構造成衝擊,因此引起社會不穩定。如前所述,全球化造成全世界一體化的市場經濟。各國紛紛構築自由貿易體系,例如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三國所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由於貿易堡壘被打破,各國的產業架構也要被迫轉型,這對各國的社會結構造成衝擊,因而造成社會動盪,其中一個例子,是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在香港舉行,韓國米農四千多人來港示威,他們抗議因為政府開放市場,因而令價大跌,引致嚴重損失。另外,由於本國產業結構經巨變,一些傳統行業消失,因而引致大量失業,人心不滿。顯然英國脫歐公投成功,以及特朗普當選成功,卻離不開英國及美國在全球化衝擊下的內部產業結構變化所引起的震動。

  事實上,現在歐洲大陸及英美等國崛起的所謂「民粹主義浪潮」(Populist surge),究其本質亦是本土主義(Localism or Nativism)的一種。對內,民粹主義者反權力精英,對外則仇外及排外,傾向孤立主義的狀態。民粹主義一般都會擁護專制獨裁,是反民主及平等的;亦是反理性主義及情緒式的。因此,民粹主義者往往和野心家一拍即合,而往往也為野心家所利用。民粹主義風潮過,往往專制主義就會乘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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